基辛格：以世界为舞台

当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名叫《世界秩序》，读者会觉得，这多少会有些自以为是了。

除非他亲自参与过世界秩序的缔造。除非他是基辛格。

当然，把基辛格定义为作家，是有失偏颇的。他既是书斋里的学者，也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大师，也是专营谄媚的政客；他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却也被称作“战争罪犯”而接受公众的审判；他拥有罕见的智慧与才华，但也出人意料地缺乏安全感。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基辛格这么复杂。

理解基辛格，要采用立体主义的认知方式。就好像名画《亚威农少女》，需要多个角度去观察，才能真正理解毕加索—复杂的20世纪，诞生了复杂的毕加索，这同样适用于基辛格。从艺术领域回到现实世界，也只有20世纪，才能缔造这样难以定义的基辛格。

当然，对于基辛格来说，政治的、道德的种种维度与立场，并不重要。世界于他而言，是个巨大的舞台。仅此而已。

这位生于1923年的德国犹太人，走过魏玛时期的混乱与崩溃，历经二战和纳粹大屠杀，在冷战中纵横捭阖，在新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发出警世预言。2023年5月27日，他度过了100岁生日，此时的他，依然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参加白宫的会议，出版一本针对当今世界领导人的书—《领导力》，用丰富的经历去论证领导人将何以决定历史。

今年1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一位世纪老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终于离开了他的舞台。

来自动乱

百岁基辛格，似乎依然对这个世界忧心忡忡。

去年12月，针对俄乌战事阴云，99岁的他，在《旁观者》发表文章《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称，人工智能和全自动武器的时代，计算机成为战略的主要执行者，世界将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没有既定概念的状态，世界领导人将如何展现克制，文明将何存？现在，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这个不断被蚕食的世界。

他似乎跟茨威格产生了某种共鸣：一个昨日的世界，被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毁灭。

在今年的媒体访问中，他又补充了自己的论点：高科技技术加持下，如果找不到一个平衡的秩序，他们可能会诉诸武力，“我们正处于一战前的典型局面”。

基辛格的论述，依然是大开大合，同时又带有某种敏锐的感性。在《旁观者》的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出生前几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一战是欧洲的文化自杀。用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话说，欧洲领导人们，梦游般地走入了一场冲突。

他似乎跟茨威格产生了某种共鸣：一个昨日的世界，被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毁灭。这种动荡，给茨威格带来的落差是巨大的：昔日荣光，再也回不去的太平盛世，一个精神上的欧洲，至此毁灭。

但不同的是，基辛格正是生于动荡本身。他以海因茨·基辛格之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巴伐利亚长大。这是一战中德意志第二帝国溃败后，短暂成立的政体，是一次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尝试。但混乱的废墟中诞生的政府，注定发育成一个怪胎，魏玛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泥沼。

1923年基辛格出生时，魏玛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裂缝中，希特勒和纳粹也很快找到了可乘之机。

作为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大—很多研究者尝试在童年中寻找到基辛格的人生底色，仿佛某种无法预测、也无法抗拒的暴力，会在他身上定下价值基调。再或者，魏玛的崩溃，是否铸就了他心中的文化悲观主义？

但基辛格对此讳莫如深。1958年，他回到故乡巴伐利亚菲尔特时宣称：“我在菲尔特的生活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有意思的事、好玩儿的事一件都想不起来了。”

1974年3月，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轻描淡写地承认，在纳粹德国生活期间，他经常在街上被人追赶、痛打。但他很快补充道：“那段童年经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海因茨·基辛格降生的1923年，世界各地暴乱不断。德国也动荡不堪，先是大罢工，接着是各地不间断的分裂运动。到了11月，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年轻人，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发起了暴动。

海因茨的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是菲尔特当地一名教师。这个家族曾对德意志帝国忠心耿耿。信仰犹太教的父亲也一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不过，海因茨却越长越叛逆，做出很多违背犹太教教义的举动，12岁就闹出许多风流韵事。父亲路易斯爱读席勒和蒙森的名作、写地方志；而儿子最爱的是足球。

作为狂热球迷和足球运动员，海因茨很快展现了他排兵布阵的天赋：“逼着对方球员不让他们进球，把他们都逼到后面当防守队员……10个人在球门前一字排开，对方很难进球。”

他的如痴如醉，令父亲大为光火，以至于禁止他去看球。

菲尔特犹太人的其乐融融，并没有维持多久。事实上，早在1925年9月，纳粹在菲尔特就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演讲嘉宾名流荟萃，其中就有希特勒。他发表演讲称，德国人已经沦为犹太人的奴隶。不过，这期间他们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时间迈入1930年代，菲尔特和德国其他城市一样，大萧条来临，经济迅速恶化，工人失业率激增。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在希特勒那种煽动性的言论下，迅速发酵。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这年的3月9日，纳粹政客施特赖歇尔的助手卡尔·霍尔茨宣布：“从今天起，巴伐利亚大清洗就开始了。即便是菲尔特，这个完全犹太化的红色城市，我们也要再次把它变成一个干净诚实的德国城市。”

世道变得太快，威胁赤裸裸地袭来，家族中连续有人被捕、遭到毒打。对于年幼的海因茨来说，看球赛的风险急剧上升。“如果你去看比赛被人认出来，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1838年8月，“水晶之夜”大屠杀前几天，基辛格一家四口撇下大部分财产，逃离了故土。临别前，海因茨去看望得了癌症的外公，外公说，这不是诀别，过几个星期，他会去看望海因茨。但海因茨知道，他再也见不到外公了。

最终，一家人辗转英国伦敦、南开普敦，搭乘“法兰西”号，到了美国纽约。那些留在欧洲的亲人，有将近30人被害。

1945年，基辛格以美国军人的身份，回到成为战场的故乡。在一封家书中，他如此写道：如果时光倒流13年，我们重新来过那种充满仇恨和偏执的生活，那么我会感到那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每一步都充满屈辱，每一步都充满失望。

新世界与旧口音

对海因茨来说，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有时候我爱它，有时候又鄙视这里的生活方式。”

这里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粗俗不堪。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如此谈到自己的新家园：光明的一面越大，阴暗面也越大。世界顶级豪宅与世界最龌龊的小屋并存，巨富与赤贫同在。

但他不得不艰难地适应下去。他把名字“海因茨”改成了“亨利”。他爱上了棒球和美式足球，他和伙伴们一起追扬基队和巨人队。他们还打网球、学舞蹈、学开车。自然，追女孩子也是青春期的重头戏。

幽暗的岁月里，他用德语给心爱的女生写情书，说自己从理想主义者变成怀疑论者。95%的理想都搁浅了，他在苦苦追寻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

然而，新生活的适应始终有个难关：亨利始终改不掉自己的中欧口音。其他难民子女都改掉了，唯独他不行。这一点，的确耐人寻味。这么聪明、这么有抱负的年轻人，为什么却倒在了语言关？

成年后依然说不出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是他最难为情的地方。

现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篇幅限制，被称为“基辛格规则”—不得超过此文的1/3。

在新世界里，乡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卑。成年后依然说不出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是他最难为情的地方。

或许正是如此，他才拼命学习语言之外的技能（比如数学），让自己出人头地。高中毕业后，他申请了纽约城市大学的会计专业。但这是他的人生终极理想吗？他并不确定。他跟一位纯朴的纽约姑娘稳定了关系，人生可能一眼望到了尽头：在华盛顿高地当一名会计，一生清清白白，默默无闻。

但历史总是会适时插手。

1939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卷进了战争。在欧洲，纳粹德国闪袭波兰。二战全面爆发了。

1942年，19岁的亨利收到了入伍通知书。经过三个月训练，这位欧洲来的难民，被正式归化成美国兵，获得了美国国籍。

训练营里，那些最擅长考试的犹太士兵，很快被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机会所临幸：陆军特训计划。他们将以部队未来的技术专家的方式，进行培训。亨利·基辛格和自己的弟弟，也考了进去。不过，随着计划收紧，他们还是被刷了回来，继续当令人厌恶的步兵了。

好在，当兵让他找到了一种美国人的感觉。他喜欢模仿纽约人的方式，嘲讽一切。这一点很受来自中部的地道美国人的喜爱，他跟他们打成了一片。作为二等兵，他的才能最终还是没有埋没。他搜集有关战争的新闻，每周给士兵们讲一次课，把大家不理解的、感到矛盾的地方，通通以他自己的方式托出，好让大家对明天发生的事情有一点把握。

战友评价道：“我们都说，基辛格是唯一比《时代》周刊眼光长远的人……而且他的意见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在这里，基辛格遇见了他的人生导师，也是一个德国人，也是二等兵，叫弗里茨·克雷默。他见多识广，能说十多种语言，但德国人的身份，让美国军队无法放下疑心。比基辛格大15岁的克雷默，早早就认识到战争“摧毁了一切基石：生命、制度、价值和信仰”。

他清晰地记得战役、封锁、饥饿、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德国皇帝的政变、《凡尔赛和约》、法国占领莱茵兰地区、家中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贫如洗、德国街头革命等。

克雷默在基辛格身上看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思维能力，遂举荐他担任行政官。由此，基辛格得以进入情报部。对基辛格来说，博览群书的克雷默，类似一个精神上的代理父亲。在克雷默眼里，眼前这个“19岁的小犹太难民，尽管他的民族对迎面而来的历史洪流一无所知”，但他却跟自己颇有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