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声乐教育的开拓者

孟宗伋，陕西绥德人，出生于1939年10月22日，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市副会长、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客座教授、著名声乐教育家，曾任榆林市歌舞团团长、榆林市民间艺术团业务团长、榆林市艺术学校校长等。孟宗伋在声乐教学的道路上，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教学结合的问题上，尤其在陕北民歌的声乐教学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为省内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声乐演员，为全国艺术院校输送了大量的艺术人才。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作品和舞蹈音乐，其中舞蹈音乐《情深宜长》获省首届音舞调演二等奖、“喜洋洋”三等奖、“春情”三等奖，歌曲《送大哥》获省新民歌改编优秀奖。孟宗伋多次受到地区表彰和奖励，被授予市“优秀园丁奖”和省“优秀辅导员奖”。2007年在“中国陕北民歌经典”中，被选为对陕北民歌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

初识孟宗伋老师是在2017年，雒胜军引荐我拜访了孟老师，由于都是陕西省绥德县人，见面分外亲切，后面在音乐学院举办的活动中也见过几次，但一直未有深入交流。2022年12月，我有幸来到孟宗伋位于曲江的家中对其进行专访，走进孟老师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精致的小花园，屋里装修古色古香，83岁的孟老师为人和蔼，思维清晰，精神饱满。

访谈者与孟宗伋老师在其家中合影（2022年12月13日）

访谈时间：2022年12月13日

访谈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鸿基·紫韵小区（孟宗伋家中）

采访者：吴婷

被采访者：孟宗伋

（以下吴婷简称“吴”，孟宗伋简称“孟”）

一、学艺经历

吴：孟老师，请您谈一下您的成长经历，您从何时开始接触陕北民歌？

孟：1939年，我出生在绥德县砭上，子州林附近。我父亲是中医医生，我们姊妹7个，我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所以每个人都要靠自己闯，我姐姐四几年就到延安去了，家里边在当时也是思想比较开放。我在榆林工作了一辈子，我父亲都没上来过一回。我还常逗我父亲说：“人家都来看娃娃呢，你怎么不来？”我父亲说他放心着呢。

我父亲是从山西来到绥德的，由于他从小跟我爷爷学的中医，后面就被分配到了县医院的中医科，搞了一辈子中医，我父亲也想让我学医，但我爱好文艺。

吴：您从小一直在绥德上学，是吗？小学是在哪个学校？

孟：小学在绥德一小，初中是在绥德一中，到高中时期我就到了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了。

吴：您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样的？您对文艺爱好大概是从几岁开始？

孟：这个时间就早了，大概从我四五岁就开始了，抗大演出队排练的时候，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就都趴在旁边看，我姐比我大七八岁，也跟着一起看，看完回家后，我姐就让我学个二寡妇，我当时就在炕上给我姐学二寡妇表演。

可能那个时间就是萌芽，到了小学后我也喜欢唱歌、扭秧歌，反正只要学校有文艺活动，我就是打头的。老师上音乐课教唱一首歌，我课余时间一定会唱上个几十遍，知道我爱好文艺，只要有表演机会，我的老师一定会推选我去参加，后面我自己都学会了看简谱，当时我的班主任安老师对我特别好，我非常感激他。那时候，延安歌舞团、陕西歌舞剧院经常到绥德演出，我们平时有很多机会看各种演出，每次绥德只要有晚会了大家都爱看，其实再也没什么看上的，不像现在能看的多。再一个就是中央歌舞团、总政文工团来绥德采风，他们只要来采风，我就跟着他们去学舞蹈，我跳过东北的秧歌《逛街楼》，两个人的舞蹈，拿手绢跳，还跳过朝鲜舞，当时在绥德还跳得挺好的。

吴：您去上西安音乐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孟：当时西安音乐学院附中来招生，在社会上张贴公告，自己想报名就可以报名。本来招了两个，但另一个男孩当兵走了，就没有招他。我记得去考试的时候，我就唱了首歌，唱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朱培元老师和许芝兰老师听完后，当场就说把我定了，最后我就上了音乐学院附中的声乐系。

在孟宗伋老师家中对其进行专访（2022年12月13日）

吴：您当时考上以后就直接去了？家里人也都同意是吗？

孟：我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当时爱好文艺，也特别想去，我当时高中也考上了，但就一心想去西安音乐学院。我跟乔建中老师是附中同学，当时他在榆林考的，我在绥德考的。考进去以后，我们的专业课是分头上，他学二胡，我学声乐，但文化课都是在一起上。

吴：附中毕业后您就直接上大学了吗？当时大学是考的吗？

孟：基本就不考，直接就上了，我高中上了3年，然后大学上了4年。

吴：那您上大学除了声乐，还学什么？

孟：还学钢琴，再就是文化课，中心还在声乐上，但我当时钢琴也很不错，每次班里要上台表演都是让我表演，我的老师是潘丽浩。

吴：您毕业的时候多少岁？

孟：毕业的时候我23岁。

吴：您当时上音乐学院附中，有没有说给家里减轻负担什么这种想法，还是纯粹就是喜欢？

孟：没有那个想法，因为我们家里条件还可以。乔建中老师当时是因为他家孩子多，家里负担太重了。1958年我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师从朱培元老师和许芝兰老师，当年她们来绥德招生，就把我招到西安音乐学院了。进入音乐学院后，我就跟李欣老师学习，我感觉李欣老师是我所遇到的老师里最好的老师，不仅在声乐，而且在做人等方面，对我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我毕业后，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坚持走下去。

吴：您在音乐学院主要学习的是美声还是民族？

孟：李老师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她教的是美声，但是她是用美声给我打的底子，唱歌还是以唱陕北民歌为主的。声乐方面很多基础的东西，比如气息、喉头的稳定等，都是按李老师的方法来，但唱歌还是教我唱陕北民歌。她觉得我多唱陕北民歌，将来毕业回到地方上有用。真正唱民歌还是在读西安音乐学院时，虽然之前我就喜欢唱，但比较系统地学民歌还是跟李欣老师。李欣老师教的味道就不一样，虽然说是陕北民歌，但味道跟我们以前唱的还是不一样。

吴：李欣老师在发声等演唱方法上是要求你们按照她的方法来吗？

孟：李欣老师不这样要求我，她觉得我唱得只要舒服，就是对的，她主要教唱歌的气息，口腔要打开，喉头要打开，这都是共通的。关键就是气息，她对这方面要求得比较多。口腔要打开，至于唱的时候，好比说拐几个弯，三个还是四个弯的，这些她都不干涉，由我们自己喜好，唱得舒服是第一原则。

吴：您当时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专业课也是一周上一节是吧？

孟：两节课。有时候老师有空了，就跟我说：“孟宗伋快坐下，再给你上节课。”当时关系处得特别好。我从附中开始，就一直跟她学。

我非常感激能遇到这样一个好老师。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就要去台上表演一回，就是班级或者系里的汇报，每次上台前，李欣老师都会为我们整理头发，看看我们扣子扣好没，头发整齐不整齐，拿我们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二、放弃省乐团回到榆林

吴：那您当时毕业有机会留在西安吗？为什么要回榆林？

孟：我毕业就回到了榆林，先差点被分到省乐团去，我们一个班20人，仅有3人被留在西安工作，同学们都很羡慕，但我当时很不甘心，觉得自己学了这么几年，最终就拿个合唱夹子唱一辈子，我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当时就放弃了，想再去别的地方碰一碰。我是绥德人，没有去过榆林城里，从小就听说榆林特别好，而且榆林又靠近内蒙古，民歌素材比较多，所以我就想回榆林。那个时候西藏文工团想让我去呢，觉得我能跳能唱，比较适合，结果人事局说没有那边的指标，当时是必须要有指标的，没有指标就去不了。当时我在班里面还学得可以，就又问我要去哪儿，说我还可以去东方基建厂或者黄河基建厂，我说我不想去，就决定回陕北了，后面他们把分到榆林的那个人给调到靖边去了，把我调到榆林了。

吴：您是哪一年回到榆林去的？

孟：1962年我就分到榆林去了，我当时背着被子，提着柳编的书箱子，当时一到榆林，我就觉得榆林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档案已经到榆林了，先去的民政局汇报。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了榆林师范、剧团、秦腔团、榆林中学、榆林工会等单位让我选择，我最后选择了榆林工会。我当时觉得工会接触的基层比较多，开始上班后，也是苦恼了一段时间。那几年，我一直就给各个单位辅导秧歌，每年过春节都闹秧歌，我辅导过的每次都是第一名，所以当时闹秧歌就有点名气了。

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县上的领导就问我，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你给我们写上一首农业学大寨的歌，我就同意了，我写的《榆林农业学大寨战歌》一度在榆林传唱度很高。后来，县上领导又问我能不能组织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宣传队，从各单位抽有文艺特长的人，成立这样一个宣传队（借鉴内蒙古乌兰牧骑宣传队，他们一个旗一个旗去牧民家里演出），我又同意了，因为我在中学时期就经常搞这个。我当时在榆林各个单位抽了十八九个有文艺特长的人，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排练了二十天左右就下乡去演出了。有次我们主任看到后也表扬了我们。我当时是这样的，每到一个村子演出，下午就先去了解村里的好人好事、发生的变化，临时编写成歌，晚上演出时就在晚会上表演。所以当时这个宣传队走哪儿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好评。我们领导看了几次演出后，提出想让我壮大宣传队，于是就招进来十个人，把演出队伍壮大了。

吴：当时你们排的都有些什么节目？

孟：有舞蹈、说唱、小戏等，当时编排节目以我为主，本来音乐学院里也没有学这些，到工作后逼着人，都得去尝试。

吴：下乡演出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孟：通过这些演出，我意识到，艺术还是要下乡。我们有次到魏家峁下乡，有个红石桥公社，那时候整个公社都没有电，我们下午就把烂棉花放到柴油里，捆住，然后闷到柴油里三四个小时，到晚上把这点燃吊到舞台上，就相当于灯了。老乡们都坐在地上，我记得天气特别冷，演员们冷得都说要不别演了，但我看着台下，这么冷的天，没有一个人有要走的意思，坐得齐齐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太需要文化生活了，我就说不行，再困难也要演。这场演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深刻地意识到，广大的农民需要文化生活。

1971年，宣传队改建成榆林县文工团，由我出任团长，县文工团先后排练了《刘三姐》《江姐》《兰花花》《三十里铺》《牧童与小姐》等歌剧和民族歌舞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其中民族歌舞剧《兰花花》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共演出100多场，演出场次这么多，在榆林还是头一次，这也成就了一段榆林剧团演出史上的佳话。

这之后排演的节目也逐渐多了，当时下乡还没有汽车，连个手扶拖拉机都没有，都是自己背着铺盖，拿着乐器。我当时还拉手风琴呢，也是自己背着手风琴。我们把榆林24个公社一个一个都跑遍了，村村都走遍了。那个时期演完反响很好，县上开大会也表扬了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深入生活，能够把当地这些好人好事表演出来。有一次我们到三岔湾演出，有个劳动模范没来看戏，我当时就觉得真可惜，我就把手风琴拉上，再找了几个唱歌的，去他家里面，给他唱了一唱，感动得他热泪盈眶。我在这些年的下乡演出中，深深感到了农村需要文化，群众需要文化。有的地方连路都没有，我们从榆林城扛着红旗出发，步行90里，到小壕兔等地演出，点着煤油灯照明，一锅洋芋糊糊就是饭。

吴：那所有的演出您都参与是吗？

孟：都参与，虽然我是团长，但是演出都要参加的。

吴：那您还记得当时都有些什么节目吗？

孟：那可太多了，《兰花花》《赶牲灵》《三十里铺》等陕北民歌，还有创作的《红旗新歌》等，很多演完就没再演了，又重新编。当时团里有个搞文字的，他写词，我谱曲，谱好之后就给演员们教。我谱曲时会运用一些民歌的素材。在1976年，县上决定再次扩充文工团，又招了一批人，招了三十个人，都是十来岁的小孩，这三十个孩子一下就把文工团给充实起来了。

吴：那您招这些演员的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