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岛到福岛：“原爆”伤痕未消

2021年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桥段：一位黑人超级英雄目睹了广岛被原子弹袭击后的惨状后，跪地忏悔。他认为，如果不是自己给了人类如此高的科技，就不会酿成原子弹轰炸这种惨剧。

这一桥段在中外都引发了不小争议。该片编剧日裔的身份备受关注，一时间，歪曲事实、为侵略者辩护、同情心泛滥等评论也见诸各国报端。

而这并不是“原爆”相关作品中，首次出现美国人向日本人忏悔的章节。早在1963年堀田善卫的小说《审判》中，主角之一美国军人保罗，就因曾参与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而自感罪孽深重，最终在广岛跳河自尽;1991年，黑泽明执导的《八月狂想曲》中，也有美国人向遭遇“原爆”袭击的日本老奶奶道歉的桥段。

事实上，在遭受核打击后，“原爆”就成为了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艺圈最难磨灭的记忆—大量相关文学作品的刊发，催生了日本“原爆文学”这一独特分类。影视和动漫圈里，不仅涌现出了大量“原爆电影”“原爆纪录片”等各类作品，甚至后世一些如《哥斯拉》《阿童木》《阿基拉》等看似与“原爆”毫无关系的作品中，也留有深重的“核烙印”。

对于日本创作者而言，“原爆”话题涵盖了该国裕仁天皇政府挑起战争的原罪、美方视投掷原子弹为正义之举、广岛长崎两地民众的苦难等多重视角。这些复杂历史因素的交织，也使得“原爆”题材极难处理。

对战败的不甘，对战争的反思，渲染普通民众的悲情，表达核恐惧，这些都是日本“原爆”相关作品的主旨。

日本曾遭受了核打击，也发生过最高级别核事故，这让日本人对于“核”话题有带着血泪的深刻认知，也让“原爆”与“核”成为了凝聚日本民众感情的特殊载体。若将“核”话题作品视为切面，似乎不难窥见日本社会核认知的变迁。

哥斯拉：具象化表达

或许是“原爆”带来的创伤过大，日本在战后立刻开始了“原爆”主题作品的拍摄。问世于1946年的《广岛长崎原爆后》，被认为是日本首部关于“原爆”的纪录片。该片用近3小时的时长，全方面展示了“原爆”对广岛和长崎的破坏，也为后世的“原爆”题材电影提供了充足素材。

但即使站在后人的视角，也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日本“原爆”作品最初的特色：既有从日本人的视角叙述着“原爆”的危害，表达对战争的反思，又有不少作品企图通过描摹平民苦难，来模糊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还有作品跳脱了战争话题，而是从人类共同命运出发，表达对核力量的担忧。

“原爆”话题涵盖了该国裕仁天皇政府挑起战争的原罪。

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桥本明子，在《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一书中，曾总结出战败后日本出现的三种创伤叙事：要么将日本侵略者美化为“国家英雄”的叙事，在培养民众对国家归属自豪感的同时，又可避免谈论日本的战争罪责;要么是围绕“灾难”展开，表达对广岛长崎等日本普通民众的同情，借此避而不谈日本对其他国家曾造成的苦难;唯独第三种是“施害者叙事”，即赤裸裸展示日本的野蛮暴行。“原爆”主题作品主要为后两者，但从数量上来说，又以第二种居多。

“原爆”影视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旧金山和约》签订，对日本电影管控的禁令也逐渐被解除，日本的“原爆”影视开始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关注。

1952年，出身于广岛的著名导演新藤兼人，拍摄了一部名为《原爆之子》的电影，从一位劫后余生的女老师的视角出发，呼吁世人多关注“原爆”下幸存的孤儿。这部电影也赢得了1953年戛纳金棕榈的提名。

1953年，关川秀雄导演了《广岛》，与《原爆之子》用象征手法概括灾难场面不同，《广岛》不仅在布景上展现了“原爆”后的惨状，还找了不少广岛市民来充当群演。

这部作品虽未登陆国际影展，但其中的灾难片段却在1959年被阿伦·雷乃直接引用到了传世佳作《广岛之恋》中—广岛的惨状也与一场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传遍欧陆。

千年以来，大量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形成了“物哀”的美学观。渲染悲情的“原爆”叙事与这样的日本审美相契合，再加上极少探讨战争本因，“挽歌”式的同情叙事给予了战后日本民众精神上的麻醉，因此也让“原爆”作品在日本广受欢迎。

大量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形成了“物哀”的美学观。

但一位名为本多猪四郎的日本导演却不满足于简单的同情，对于“原爆”，他有更深的思考。1954年，他导演的特摄电影在日本走红，片中主角是一只名为“哥斯拉”、外形类似恐龙的巨型怪物。

这一庞然大物，反映的是日本人对核威胁的恐惧。按照故事设定，哥斯拉因遭受原子弹辐射，变异获得了恐怖的力量，其极具杀伤力的喷射物也满是核辐射。

毫无疑问，这个由导演创造出来的怪物形象，就是日本人对核武器认识的一种具象化表达，即哥斯拉就是核武器的化身。影片最后，三根教授发出了反对核的呼吁：只要人类继续核试验，哥斯拉这样的怪物就会不断出现，而下次哥斯拉出现的地方，很可能不仅是日本。这种略带威胁的论调，表达了导演的思考，即日本虽然遭受了“原爆”，但在绝对的核力量面前，还有其他国家可能重复日本的命运。

“原爆”文学尝试揭短

“原爆”影视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文学界也围绕“原爆”这一主题，输出着自己的价值观。与影视界相比，日本文学界在“原爆”话题上虽然缺乏对日军侵略暴行直言不讳的作品，但对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带来危害的思考和批判，却更为深入。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等一批优秀作家的参与，让“原爆”话题开始跳出了渲染苦难的窠臼。

早在1958年，大江健三郎就曾发表文章反对核武;1965年出版的《广岛札记》，则是大江“原爆文学”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记载了大江在广岛走访原爆受害者的见闻，眼见那些不屈的、正统的、有尊严的广岛人，却因“原爆”受害者的身份始终处于社会边缘，这启发了他对“原爆”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及背后的现象更深入的研究。

彼时的日本当局通过消极对待原爆受害者、主动回避“原爆”话题等方式，极力淡化“原爆”的影响。这样既不容易触怒盟友美国，又能让国际社会绕开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声讨，树立战后国家正面新形象。

如此无法正视历史的做法，自然为人所不齿。《广岛札记》辛辣讽刺了“原爆”纪念活动背后极为复杂的政治目的。后世的文学评论家认为，《广岛札记》不仅具有极为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也大力指斥了国家主义轻视受害者的行径。正如美国学者约翰·特里特所说，大江在其文学作品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努力，是构筑“后广岛文化理论”的中心存在。

与《广岛札记》的倾向相近的，还有井伏鳟二的《黑雨》。小说仍从原爆受害者的视角出发，但反战倾向在当时算是十分强烈。在《黑雨》中，主人公在日记中写下了“我讨厌战争，谁战败都可以，只要早点儿结束，什么圣战，还不如和平神圣”这样的句子，从侧面表达了对军国主义的厌恶。

堀田善卫的小说《审判》同样是一本尝试“揭短”的“原爆”作品。尽管其中有美国飞行员后悔参与“原爆”的桥段，但小说也重点刻画了日本军人恭助在中国战场上目睹的种种暴行，并对战败回国后依然能安享晚年的战犯进行了挞伐。

1970年代起，冷战气氛的持续紧张与核技术的不断发展，让日本作家有了更深的核危机意识，开始出现了一批完全脱离“原爆”受害者叙事的作品。如井上光晴的《钚之秋》，虚构了一位坚定支持核电的核能工程师，他在目睹了核泄漏带来的危害以及核电站周边居民的苦难后，最终对核能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原爆”外延：日本人的核焦虑

有了相关影视和文学作品的铺垫，关于“原爆”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多日本的作品中，1960年代前后诞生的《阿童木》便是如此。

看似与核毫无关联的《阿童木》，主角阿童木的名字就来源于“原子（atom）”这个单词，而为阿童木提供能量的“心脏”，则是一个核反应堆。

两部TV动画的终篇故事中，对人类最大的威胁都和核弹有关。其作者手冢治虫也曾不止一次表示，把阿童木视作“科技让未来更美好”的象征，不是他的本意。

有200余部核泄漏主题纪录片公映，占据了日本国内纪录片产量的几乎半壁江山。

作为列岛国家，日本匮乏的自然资源与有限的地理空间，促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而当这种忧患意识与“核能”这一人类尚难以完全掌控的能源相结合时，孕育出了反映“核焦虑”的作品。

1988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阿基拉》，开篇就是东京遭遇不明原因导致的大爆炸，几乎变为废墟。片中人类疯狂追逐武力进行的“阿基拉”试验，映射的就是核能。而1989年开始连载的漫画《攻壳机动队》故事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核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部作品，分别启发了2020年大卖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和电影《黑客帝国》系列。但在后两者中，几乎见不到与“核”相关的设定，遑论“核焦虑”了。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日本人的“核焦虑”，与其自身的危机意识、强烈的国民心态不无关系。这种焦虑也在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后被彻底引爆。

大江健三郎在接受采访时甚至直言：“广岛遇袭后核电站又发生同样惨痛的事件，无疑是对广岛的背叛。”与此前“原爆”“核焦虑”等作品创作思路不同的是，福岛事故后，日本核题材电影不再反思过去或对未来展开幻想，而是着眼于核泄漏后的日本社会生活，愤怒、恐惧、不信任等多种情感在此中交织。

有别于广岛相关的核叙事只敢渲染悲情、规避谈及责任不同，不少福岛相关的作品将矛头直指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2012年问世的《希望之国》，就包含了民众因福岛事故而完全不信任政府的段落。

在纪录片领域，福岛事故后的数年间，有200余部核泄漏主题纪录片公映，占据了日本国内纪录片产量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些作品不仅严厉质问了日本政府对福岛生态的无作为，也从不同角度总结了福岛核事故带来的恶劣影响。

可惜的是，随着日本政府执意将核废水排向海洋，这些来自民间的思考和努力统统付诸东流。

责任编辑 吴阳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