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大征服:新兴伊斯兰的开放激励

作者: 史庆华

阿拉伯大征服:新兴伊斯兰的开放激励0

公元711至788年,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快速的大规模征服行动,例如亚历山大东征和成吉思汗西征。然而,令阿拉伯穆斯林征服格外声名卓著的原因,则是其对被征服地区的语言和宗教造成了永久性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被征服的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最终逆转了伊斯兰的传播势头。相比之下,埃及如今成了主要的阿拉伯文化中心,而伊朗则成了伊斯兰什叶派的主要聚居地。

成功在于吸引力

在征服北非、西班牙和中亚的穆斯林军队中,阿拉伯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定义这些军队的,并非他们的阿拉伯民族特性—尽管他们的指挥官是阿拉伯人。军事指挥术语和行政语言是阿拉伯语,但他们的共同认同则是伊斯兰的军队。也就是说,宗教认同取代了民族认同。

阿拉伯征服者总是会以现金的形式,从被征服地区征收税款。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项公共税收被伊斯兰教法学家分成了两大类:土地税(Khāraj)和齐兹亚税(Jizya),即人头税。这两项税收只向非穆斯林收取。

穆斯林征服者极少有逼迫被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的行为。任何强迫改宗的行为,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反抗或公开敌视。因此,穆斯林统治者与教会领袖和其他臣服于他们的宗教机构,建立了一套合作关系。

人们部分是因为财政压力而改宗,为了逃避臭名昭著的人头税而皈依伊斯兰教。但不仅如此,改宗还能使人获得机遇,逃离现有社会阶层约束,成为新兴统治阶层的一员。对于想要谋得军职的人来说,皈依伊斯兰教是必须之举。

到10世纪,在某些地区还要更早,没有穆斯林身份就很难在文官系统中官运亨通。因此,这个新兴信仰的魅力主要在于吸引力,而非强制力。

穆斯林征服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当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新兴一神论信仰的传播。

伊斯兰教拥有许多便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理解接受的特点:它拥有一位先知、一部圣书、完善的祈祷文、饮食准则和家庭法。亚伯拉罕和耶稣在穆斯林传统观念中,同样也是伟大的先知。

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发展起来,但它却宣称是过去一神论宗教的完善者,而非摧毁者。伊斯兰教并不像其他某些宗教(比如佛教)那样陌生,因此它与既有宗教的相似性和共同的宗教传统,很可能也鼓励并促进了人们改变信仰。

在建立以来的头1个世纪,穆斯林帝国的社会环境十分开放。穆斯林是新兴帝国的精英阶层,他们宣称伊斯兰教是面向全人类的宗教:任何想要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可成为这个精英群体的一分子。

相比之下,罗马帝国的公民或波斯帝国的贵族则是难以企及的特权阶层,受既得利益者捍卫。皈依新兴的伊斯兰教之后,被征服者也能够成为征服者,加入统治阶层,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与其他穆斯林共同享有平等地位。

征服者人口的稀少,反倒更便于他们进行统治,因为他们起初并不会要求过多的资源。

征服者稀少反而便于统治

穆斯林对中东的大征服起于阿拉伯地区,大征服最初阶段的参与者,大多来自阿拉伯半岛和北部的叙利亚沙漠。无论在穆斯林大征服之前或以后,这些地区的居民都没有走出他们边界模糊不定的领土,征服庞大的帝国。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伊斯兰教的传播,整合起阿拉伯半岛居民的军事力量和坚韧决心,促使他们对周边的世界发起入侵。

在所有早期穆斯林征服运动中,对埃及的征服是最为迅速并彻底的。仅仅在两年的时间内,整个埃及就完全落入了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在埃及当时300万总人口中,只有10万阿拉伯人。但是,征服者人口的稀少,反倒更便于他们进行统治,因为他们起初并不会要求过多的资源,也无须掠夺当地人的土地和房屋。

他们只是依靠税收生活,并自行建立起新的城镇居住。他们既不会介入基督徒的宗教事务,也不会占用他们的宗教建筑;行政部门也大部分维持原样不变。直到100年后,税收才开始变得十分苛刻,并且出现了有关科普特人暴力起义的记载。但到了那时候,穆斯林政权早已稳固下来,难以推翻了。

强大的文化自信心,确保阿拉伯语成为行政语言与新兴文化的语言载体。任何人想要完全融入政府或知识活动,就必须能够读写阿拉伯语才行,最好还有穆斯林身份。

穆斯林征服的成功,是整个后罗马世界的动荡衰败、贝都因武士的坚忍顽强,以及新兴伊斯兰教的激励与开放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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