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于瓦窑堡的峥嵘岁月

天下堡，瓦窑堡

瓦窑堡是陕北安定县的一个市镇。比周围县城如安定、延川、安塞等县要好，论人口，城市规模，商业繁华程度，和当时的延安府城相差不远。一般以堡命名的市镇，在陕北人眼里，它是首屈一指的。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间仍然盛行历史流传下来的“天下堡，瓦窑堡”之说。

1933年陕北游击战争开展起来之后，陕北有名的谢子长同志的家乡——安定县西区首先变为红区，逐渐发展到全县的农村。1934年至1935年初，瓦窑堡周围也都成了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初，红军第15军团（包括刚从鄂豫陕边转战来陕北的红25军、陕甘边苏区的红26军、陕北苏区的红27军会合后新建立的番号）在崂山战役胜利之后，瓦窑堡守敌闻风丧胆，弃城逃走，该城获得解放。这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继第二次反“围剿”解放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之后所解放的第七座城市。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他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由延川县的永坪镇移驻瓦窑堡。它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城市。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以毛泽东同志为政委，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及党中央机关到达当时唯一存在的西北苏区赤安县边境的吴旗镇（今吴旗县），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底（或11月初）在洛河川上游的下寺湾一带（中共陕甘边特委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合。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中共陕甘晋委领导人之一郭洪涛同志，并听取了汇报之后，党中央于11月7日进驻瓦窑堡，设立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驻西北办事处，中共西北军委，全国总工会驻西北办事处。共青团中央及其他中央机关都在瓦窑堡。这时中央已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瓦窑堡已成为全国革命指挥中心。最先到达并驻进瓦窑堡的中央最高级领导人员——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穑、何克全（凯丰）、邓发等同志，随后毛泽东及周恩来等同志于直罗战役后到达。后来还增加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浩同志。张闻天是中央书记，又是西北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的组织部长是罗迈（李维汉）同志，宣传部长张闻天同志兼任，副部长是吴亮平同志，白区工作部长是张浩同志，秘书长先是欧阳钦同志，后是左觉农。西北军委由毛泽东同志任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副主席，张云逸同志任参谋长。中华苏维埃驻西北办事处：主任是博古同志，财政部长是林伯渠同志，国民经济部长是毛泽民同志，教育部长是徐特立同志，司法部长是谢觉哉同志，土地部长是王观澜同志，粮食部长是邓发同志，劳动部长是邓振询同志，内务部长是蔡树藩同志，工农检查部长是罗梓铭同志，西北保卫局长是王首道同志（后为周兴同志）。最高法院院长是董必武同志（后为雷经天同志），他还担任中央党务委员会（相当于现纪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团中央书记是凯丰同志，组织部长是刘道生同志，宣传部长是刘英同志，还有管少先队与儿童团的部长胡耀邦、赖大超等同志。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是刘少奇同志。此外还有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为袁国平同志。红军供给部部长为叶季壮同志。红色中华报主编为任质彬同志。瓦窑堡荟萃着这么多的革命领袖及一批重要人物，几乎是后来新中国的缩影，使瓦窑堡在革命史迹上增添不少的光彩。

党中央在瓦窑堡驻足半年有余（从1935年11月初到1936年6月下半月），中共中央在此开过重要会议，作过重要决定。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即是有名的例子。红军“东征”“西征”都是中央在瓦窑堡时期作出决策的，并把陕北作为红军出征的总后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瓦窑堡有它光辉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堡，瓦窑堡”是独一无二，名符其实的，也是当之无愧的。瓦窑堡现为子长县县治中心，它和保安（今改为志丹）、延安一样，都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起过重大作用的城市，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欢迎中央到达，

一派团结兴旺气象

1935年10月是西北革命，也是全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辖有陕甘边与陕北两苏区，前者包括关中地区，后者包括神府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红15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在甘泉县崂山歼灭了张学良东北军110师，击毙何立中师长。不久后又在榆林桥消灭107师的四个营，俘获敌指挥官高福源团长。这两次战役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使由洛川、鄜县、甘泉、延安一线北上的敌军主力（王以哲指挥的东北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北方代表派来朱理治、聂洪钧等同志组成驻西北代表团，他们受王明路线的严重影响，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把刘志丹及其他创造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人差不多全部逮捕起来了，由此而产生了军心民心不稳，红15军团内部存在内讧、分裂的危险。还由于其他左的政策（如将要搞查田运动），在地方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不满和恐惧情绪。在此千钧一发，危机四伏的10月里，中央到达陕北，迅即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迅即发布了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及工商业政策。并于1935年11月21日到23日，在中央军委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合力歼灭了从西线进攻苏区的敌军主力部队董英斌指挥的东北军109师全部及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从而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胜利的奠基礼。中央到达陕北，挽救了西北革命，团结了三支红军力量（中央红军、红25军、西北红军即红26军与红27军），巩固与扩大了当时唯一没有丧失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

中央红军最初到达吴旗镇时，陕甘晋省委并不知道，直到榆林桥战役期间（10月25日前后），有人将中央红军的布告送到道佐铺红15军团司令部，才知道中央红军到来了。程子华、郭洪涛同志即前往赤安（即保安，今志丹县）的路上迎接中央。在下寺湾遇上贾拓夫同志。他是受中央之命，带上电台去找省委的。经电台联系，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到下寺湾一带。中央听了汇报，了解情况之后，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由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率领战斗部队去直罗镇，部署和指挥反“围剿”的战役；另一方面，由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领导人率中央机关部队去瓦窑堡，建立中央机关。郭洪涛同志迅即先回陕北，一路布置欢迎事宜。

我是1935年冬从天津回到陕北苏区，12月中下旬始到瓦窑堡的。当时中央进驻瓦窑堡已一月有余，一切安排就绪。我没有赶上目睹瓦窑堡群众欢迎中央的盛况。据熟悉而又健谈的李景波同志及其他同志对我讲述：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瓦窑堡及其周围群众在城外夹道欢迎中央机关到达，情况十分热烈动人。有的说：“他们白军有中央军，咱们红军也有中央军。”使群众十分自然地扩大了眼界，增加了革命胜利的信心。中央机关到达时，衣服虽然破旧，但精神旺盛，军容整齐，盒子枪全部上套，编为一队作前导，相当威武。前队后队连中央领导同志在内，歌声嘹亮，口号雄壮，连绵不绝于耳。红军经过长征，千辛万苦，来到陕北苏区，深感有了根据地的亲切，衷心迸发出来的声音，特别有说不出的劲儿。而陕北苏区群众全心全意拥护欢迎中央红军，也是很自然的情感。他们腾窑烧炕，杀猪宰羊，碾米磨面，缝衣服，做鞋子，日夜忙得不亦乐乎。陕甘晋省委还在机关里请中央领导同志吃了一顿丰盛的迎风饭，菜里有海参鱿鱼等海味。这些东西是攻克瓦窑堡没收土豪的。中央领导同志高兴地说：自遵义以来，还没吃过这么好的饭呢！大家边吃边唱中央苏区的革命歌曲，气氛十分热烈。当时王稼祥同志带伤未愈，还给他弄到一头奶牛补补身体。

中央红军与当地群众关系，像陕北农民和陕北红军一样，水乳相融，毫无二致。中央红军都是南方人，风俗习惯不同，语言口音难懂，不免闹出许多笑话，例如南方人把木板、门板称为板子，陕北人把女性生殖器官称为“板子”。红军宿营时，有人借木板或门板搭铺，说要“借板子睡觉”。陕北人听来就意味着对妇女……是一种侮辱。妇女红着脸说“不借”。借的人就解释说：“借来睡一晚就还你，也睡不坏嘛。”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所叙述的，正是在陕北广泛流行的笑话。又如，陕北人常说的“解不下”，是不知道或不懂的口语，外地人听来，似是“害怕”，就解释说：“我们是红军，不用害怕。”陕北人习惯把尿盆放在炕上，红军战士以为是干净的饭盆，就拿去盛饭。主人立即阻止说：“尿盆。”战士就会解释说：“你要盆，我吃完饭就还你。”如果不是群众与军队的关系很好，就会幸灾乐祸地看笑话，而不是连说带笑地加以阻拦。类似这样打岔的笑话，比比皆是。但人们从未听到关系不好，发生口角及吵闹的事。我所见到的红军干部战士说：陕北干部、群众真好，视如家人。尤其是张国焘军阀主义闹分裂之后，更感到有了陕北根据地与干部群众的亲切感情。

我到瓦窑堡时，正值冬至前后，数九寒天。在此之前，中央一到瓦窑堡，就向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提出，指定林伯渠同志负责，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艾楚南同志，西北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同志参加，组织群众向前方送粮送猪羊外，并缝制冬服。因此，我所见到的中央机关干部及红军战士，均已穿上新式棉衣，中央领导同志还穿上棉大衣，红领章的列宁服及农村妇女做的新布鞋，给人以仪表修整，焕然一新的印象。只有个别干部原来就有较好冬服装者，没有换上新棉衣，可谓例外。总的说来，全体干部战士既没有军饷工资，也没有津贴、零用钱，但精神饱满，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在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红军部队与居民群众之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隔阂。而亲密团结，平等互助，却是正常的普遍现象。

艰苦奋斗，生气蓬勃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成立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及西北军委之后，对西北党、政、军、民实行全面而正确的领导。首先是加强对驻在瓦窑堡的中共陕北省委、省苏的领导，派出若干得力干部加强省委工作。当时中共陕北省委书记是郭洪涛同志，组织部长为王达成同志，副部长有李坚贞、马义同志。宣传部长先后为贾拓夫和郭滴人同志，白区工作部长为慕生忠同志，秘书长先后为李景波、马文瑞同志，军事部以钟赤兵、戴季英为正副部长。妇女部有白茜（后为史秀芸）、危秀英等同志，共青团省委书记为陈时夫同志，王月明、高朗山、刘英勇、史秀芸等同志分任组织、宣传、少先队、妇女等部长职务。贾拓夫、李坚贞、郭滴人、钟赤兵、陈时夫、危秀英等同志都是长征干部，中央指派李维汉同志经常帮助指导省委工作。当时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以马明方、霍维德同志为正副主席，财政部长为艾楚南同志，国民经济部长为惠子明同志，教育部长为鹏飞同志，粮食部长为高旭光同志（后为罗成德同志），土地部长王海山同志，秘书长为范子文同志，保卫局长为刘子义同志。省工会主席为高长久同志，瓦窑堡市委书记为崔田夫同志。省级机关都分别得到上级中央机关的直接指导与帮助，工作效率大为提高。特别是带来中央苏区的建设经验与工作作风，瓦窑堡的精神面貌显示出比较正规，相对繁荣，但又是艰苦奋斗的、生气蓬勃的景象。

瓦窑堡是一个小城镇，原有居民不过千户，约四、五千人，中央和省级机关部队大约要增加一、二千人。从1935年11月初旬到1936年6月下半月半年多的期间，它一直是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当时瓦窑堡的革命形势比较好，由于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陕北、陕甘边地区的敌军，都只能据城自守，没有向苏区进攻的能力。南线红军正围困着延安、甘泉、鄜县等城市的敌军据点，敌军靠空投给养维持生存。后来我方与敌方东北军秘密达成协议解围。1936年春，红军主力东征。西北苏区的地方游击部队于中央到达后改编新建了三个军：红28军以刘志丹同志为军长、宋任穷同志为政委；红29军谢嵩、李仲英同志先后任军长，甘维汉同志任政委；红30军阎红彦同志任军长，蔡树藩同志任政委。此外还有两个独立师。主力红军东征时，刘志丹同志任北路总指挥，率领红28军北上葭、吴、神、府地区，北线敌军二高（高桂滋、高双成两师）兵力有限，惊惶自保不暇。瓦窑堡在陕北中心，有巩固而安定的环境，政治秩序，经济文化生活，都是比较活跃而正常的。

从政治面貌来看，除前述的团结兴旺气象之外，政治秩序极为良好。瓦窑堡敌军弃城逃走时，豪绅地主一部分跟着跑了，一部分被游击队、赤少队俘获。剩下的残渣余孽也清除殆尽，工农民主专政的基础是相当巩固的。党团组织、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妇女会等组织都是健全的。工作认真负责，苏区内没有路条不能通行，坏人活动机会很少，即使有少数反动分子也不敢乱说乱动。因此，社会秩序井然，政治谣言听不到，安全保卫一般都没有问题。中央及省级机关，除军委及保卫局警卫比较严格外，工作人员出入机关，都是很自由随便的。黑夜单人上街行动也很安全，从未发生过不测事故。战时后方的瓦窑堡，经常有敌机空袭轰炸，但人心安定，遵守秩序，警号一响，大家避入防空洞或砖窑内，解除警报后，各归原位，该干什么仍旧干什么。如此习以为常，很少有惊惶零乱的现象。连小商贩以及居民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