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回顾与展望

“目接神通，有会于心，论必已出，言必有据。”这是著名评论家曾镇南从事文学评论写作以来为自己私悬的文则。

从80年代初发表第一篇评论起，曾镇南在文艺评论的道路上走过了44年。自90年代以来，他把阅读和评论的重点逐渐从中、短篇小说转移到长篇小说上来。从读者到评委，曾镇南目击并亲历了茅盾文学奖从第一届至第六届的评选。他用很多时间研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并深切体会到，这种直接来自现实生活深处的长篇小说与70年代末到80年代席卷文坛的中、短篇小说一样，对自己的冲击和吸引力是很强烈的，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他不仅仅被作品所吸引，也被这些作品中沸腾着的生活、搏动着的时代的脉搏和激荡着的思想感情所吸引。

早在80年代初，王蒙就曾评价：“曾镇南的一批评论之作所以能引起我的兴趣，首先不在于他对于一些作品的赞美之词，而在于他敢于也还善于对一些作品提出批评，这种批评相当有见解，有时候相当尖锐，富有论战色彩，大多言之有理，甚或可以说是打中要害的（据说有几个作家对曾镇南感到头疼……）”王蒙所指出的青年时代曾镇南文艺评论的这一热情而又犀利的特点，似乎在他整个文艺批评生涯中一以贯之，至晚年仍未减色。

我所认识的曾镇南，却是和蔼可亲的，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在某次去郊区参加研讨会时，我们一路同行。我对他的文学评论观点和渊博的学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有机会好好拜读他的大作。返回后曾镇南很快寄来几部多年前的旧著，翻开扉页，见几行手写的文字，注明某年某月网上回购。并在目录上将重要文章划上对勾，嘱我没时间的话只看这些即可。我为这位著名评论家的细心和体恤而感动，更加好奇当初为何有作家对他感到“头疼”。2022年，我专访曾镇南，对他从事文艺评论的经历及阅读大量长篇小说并作深入研究的动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

似乎从一开始，曾镇南就发现自己对文艺评论的兴趣甚过阅读文学作品。他认为评论是引读的指掌图，巡览诸多文学园林的独辟窗口。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活动的？

曾镇南：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大学的时候在《光明日报》发表过诗歌，很受鼓舞。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写评论文章并投稿。有一阵子写得很热情，一星期写三四篇文章，但很少被采用，每周都能收到一摞摞的退稿。

1980年8月的一天，学校图书馆的报栏上贴出了《光明日报》，我的评论《爱的美感为什么幻灭——也谈<爱，是不能忘记的>》排在很显要的位置，在同学们中引起了注意。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有评论文章问世，忝列新时期较早出现的青年评论家之列。

舒晋瑜：选择文艺理论专业，并侧重当代文艺批评是被动还是主动？长期从事这一工作您觉得枯燥吗？

曾镇南：是主动。初中时去学校图书室，我就喜欢趴在报刊架前阅读《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学习》等等杂志。我很喜欢文艺评论，看评论可以从中知道哪些作品值得看，里面藏着一张路线图，并不枯燥。诗的写作方法跟文艺评论都是从内往外表达见解抒发感情……文艺评论写得好的，都带有诗意和感情的色彩，中外有不少批评家同时又是诗人，或者年轻时写过诗，做过诗人的梦。外国的我所知不多，波德莱尔、普希金都是诗人、批评家一身二任。别林斯基年轻时写过失败的诗剧，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都迷恋过诗歌。中国的胡风、冯雪峰、何其芳、张光年、冯至、废名、林庚，也都是诗人兼批评家。何其芳的文章周密、清晰，用绵长而流畅的句子把很复杂的道理讲得那么恰如其分，又是那么有诗意、有文彩，一度成了我的偶像。钱谷融、钟惦裴的文章都很好。我也常读聂绀弩、徐懋庸、巴人等的杂文，能启发思想，使思想活跃起来，始终处于一种敏锐状态。

舒晋瑜：您是如何理解文艺评论的？怎样才能进一步发挥文艺批评在繁荣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您能提提建议吗？

曾镇南：文艺评论本身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国家事业的一部分。瞿秋白、鲁迅等中国传播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先驱，一提到文艺批评总是把它和社会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事文艺评论工作而没有坚实的社会科学基础是弄不好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摆脱政治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所揭示的历史事实和客观真理。搞文艺评论还是要把学习、涉猎的视野弄得更开阔一些，才能有大的发展。

首先，每一种文学潮流涌起，作品多如过江之鲫，最终能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涵纳了真实的历史内容，反映了丰沛的时代精神的作品。其次，艺术生命力强的优秀作品，总是具备一种提携百事、笼牢万物的叙事艺术，它不但要反映历史、表现时代，还要善于把这种对历史大势、时代全局的宏观把握，照射到具体作品所创造的各种各样人物的人心中去，能拷问人性、直抵灵魂。这大概就是刘勰所说的“事出于沉思”。第三，一部伟大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有诗。语言是作家思想修养、艺术修养最集中、最敏感的呈现。这也就是刘勰说的“义归于翰藻”。

从90年代初开始，曾镇南把阅读和评论的重点从中短篇小说转到长篇小说领域里来；2000年他一度因在美国布朗大学、米德尔伯雷大学讲学期间，应学生需要，介绍和评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最新的收获与发展，更是集中精力阅读长篇小说。在近10年时间里，他阅读和评述的长篇小说，大概有一百多部，写下了五六篇较长的讲稿和文章，大都收集在《播芳馨集》中。曾镇南认为，他之所以在长篇小说研究中投注那么多心力，只希望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记录下一些雪泥鸿爪；同时也为有志于从事文艺批评的青年，存一点借镜趋避的史料。

舒晋瑜：有一段时期您写文章出手极快，三年发表了七八十篇评论文章，早期的文学评论具有什么特点？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曾镇南：1980年至1985年左右，这个阶段大概写了近三百万字的评论。那段时间主要看杂志。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何士光的《乡场上》，我认为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出类拔萃的杰作，就写了评论文章投寄给《红旗》杂志，得到柯蓝、李下的支持，他们把小说和评论一起发在《红旗》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最早发表的对王安忆、张承志的评论，则发表在刚创刊不久的《读书》杂志上。从1985年开始文学上出现新潮，包括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余华的《现实二种》、洪峰的《瀚海》、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等，我也对这些作品先后写了评论，但后来不写了，读多了以后觉得有些飘渺，不能长久地吸引我。80年代末，很多人的创作道路发生变化，我一度进入研读鲁迅阶段，重新读《鲁迅全集》，对孙犁作品做了好几年研究。我年轻时就喜爱孙犁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充满青春热情和诗意的结尾我都会背诵。他晚年的10本散文集，每一本我都反复读了很多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鲁迅后期的10本杂文集比对着看。我曾写了一组评述孙犁《晚华集》《秀露集》的文章，在王成刚主持的《作家》杂志上连载了七八期，引起孙犁同志的注意。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文学批评的视野，渐渐集中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领域中来。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几乎成了长篇小说的专职阅读者和评论者了。这当然是由于时代潮流与文坛风气的推动。

舒晋瑜：您写过《王蒙论》，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科研成果奖。能否谈谈和王蒙的友情？您是从哪篇作品开始入手解读的？评论之后会征求他的意见吗？王蒙也给您写过评论。还有很多作家，您写了不只一次评论，是不是私交很好？

曾镇南：我写王蒙作品的评论是他当部长之前。很早，在他还在新疆工作未回北京时，就开始评论其作品了。有几篇评论投到《新疆文学》发表了，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写《王蒙论》，是因为他的作品满足了我思想上对社会、对生活很多事物的认识。他的表达和对社会的触觉非常敏感，而且随时反映到小说里，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后来我出第一本评论集，经刘梦溪先生推荐，王蒙主动给我写序，在《光明日报》发表，一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蒙指出我评论张洁如何评论得到位，在评论上敢批评、有创见；也对我有批评，认为政治色彩太强烈，细微的艺术分析较少。我很感激王蒙的推誉，他的文章对我增强自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是需要鼓励的，当然也需要严格要求。

我向来认为不宜特别寻求结识作为评论对象的作家并成为朋友，而是随缘而行，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地说，我写评论绝少掺了友情的因素，评论写成了也很少征求被评论者的看法。有些作品不太看好，就婉言辞谢。

舒晋瑜：一般情况下，在选择对哪些作品作评论方面，您有怎样的标准？

曾镇南：我所跟踪评论的，有名家新作，也有新秀试笔，更有不少是文坛以外的业余作家投注心力、熔铸有年的作品。这些作品，未必都能成为反映这些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潮流的实绩和声势的代表作，但却能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长篇小说之林中参差错落、杂花生树的一隅。我并不以评论对象的重要性或名气为取舍。记得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对刚刚问世、未经评论的文学新作的评论，是检验批评才能的最重要的试金石。检视这些长篇小说新作的即时评论，我是有些诚惶诚恐、惴惴不安的。我把它们不计工拙、妍媸并现地存录下来，其实只是想为这一时期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为后人留下些文学史的历史记录。

舒晋瑜：您有什么方法论吗？

曾镇南：批评家面对层出不穷的文学新作，务先博观，而后置评，经历一个“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砥砺磨淬的过程，最终得“圆照之象”（刘勰语），成一家之言——这是一个需要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从事之的长期的工作过程。照拂文情，体贴疏解，但又不粘滞于文本；时有点染生发，在指出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有意义之点”（鲁迅语）的同时，也发挥一点自己在一般文艺学方面的一得之见——这是我从中外古今批评家前辈那里师法来的文评作法。

看很多大批评家的批评专著或文集时会发现，文艺批评文章的价值和分量，并不完全是以其评论对象的价值和分量为转移的。真正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文艺批评文章，虽然追蹑于作品之后而产生，就发生学而论总体有赖于创作，但它其实是自有其不依赖于作品而存在的独立价值的。

舒晋瑜：作为专业评论家，是否面对任何作品都可以解读？

曾镇南：我觉得可以。不管你写评论写多久，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有名的评论家，就能一语定谳，没有看走眼的时候。特别是面对生活内容、思想倾向较为复杂的作品，应该虚怀观照，谨慎判断，同时听取同行的不同意见。有些作品，里面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让你喜欢的，不可理解，但它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一段洄流，有一些客观认识意义，那也就可以做些解读。比如《废都》我最先看到的是手稿，评论家白烨给我的。我原来就比较喜欢贾平凹的中短篇作品和散文，是他的追踪评论者。当时觉得他的这部长篇小说语言行云流水，也虚构出完整的世界，展现了城市生活中的一种类型、一种弛废的生活情调。我曾应《人民日报》丁振海同志之约，赶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评论，对小说是基本肯定的，后来当然没能发表出来。当时有很多评论家的看法和我不一样。老评论家陈涌看了我的文章，坦率地给我写信表达了对《废都》的严肃批评。我觉得从他那一面来看，这批评自有道理。我意识到我的肯定可能有点偏失了，对那种珠环翠偎、红袖添香而意态怡然自若的才子气过于优容了。但也认为，对较复杂的作品，可以见仁见智，百家争鸣。互有轩轾的看法，不妨并存，为历史存照。

茅盾文学奖评出了十一届，历时四十多年，从第一届就亲历过茅奖的评奖颁奖活动的评论家现在已屈指可数，曾镇南是其中之一。

舒晋瑜：您大概是经历多届早期“茅奖”的为数不多的评论家。能先谈谈您对首届茅奖的印象吗？

曾镇南：第一届是1982年评的，评上的作品我大都看过。包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冬天里的春天》因为我与作者同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关系，看到的还是手稿，并曾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评论《对一个严峻的时代的沉思》，当时未能发表，后来收到《泥土与蒺藜》集中。那时候，虽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但已开始写点评论文章，因此很快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那次会议的地点是在华侨饭店，一共三天，周扬提议评出来的作品还要请大家作奖评。会议由张光年主持，丁玲等老作家也都讲了话。参会的人员既有获奖作者，也有不少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但这一届还未能获奖的作者。这次公布评奖结果后开的“奖评会”，给我留下很深很好的印象。

有的评委后来说，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优秀作品不多，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当时巴金是评委会主任，没有设副主任，评委绝大多数是资深的老一代革命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们很及时、负责地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我觉得首届“茅奖”老一辈的评委、作家、理论家给这个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首届“茅奖”获得者既有像姚雪垠、魏巍这样的老作家的作品，也评出了一些新人。评委中，谢永旺是最年轻的评论家。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届“茅奖”发现了好几个年轻人，指的就是周克芹、莫应丰和古华。当时，张光年提出了四个标准：要反映时代；要创造典型人物；要启人心智；在艺术上要感人肺腑，能够打动读者的心。作为首届“茅奖”评选出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基本上是符合这四条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