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乔国桢（贺凝）卷宗（连载二）

三、六次被捕与两次逃跑的详细经过情形

（一）第一次被捕的详细经过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我住在陕西三原县武字区谢坊村娘娘庙区农民协会工作。七月初的一天，县委派闫卓民来区农民协会要给他分配工作，闫当即谈到县委已有一人在当天的昨天被捕（名庞诚斋[1]），并谈到西安情形十分不好。我听后立时即准备一切，把文件以及重要东西都移至各乡村农民的家里，工作的同志都散住于各村。区会只留了三个自卫军，有一枝马枪，三排子弹，一枚花辫子手榴弹。当夜我即和闫卓民住于离区农协会约一里远的大寨村农民薛育文的家里。次早天还不亮，三原县驻军田玉洁即派兵一营将农协会包围，打伤一个自卫军，叫肖得应。同时当地土豪王成德、骆充福等亦率其走狗赶到，帮同田军围打区农协会。他们的计划，原想协会工作人员晚上都住在会里，想一网打尽。殊不知头天晚上我们已计划好立即分散开，会里只留三个自卫军看门，结果使他们扑个空。当天我和唐玉怀到离区协会三十里之庄里镇立诚中学，想招集工作人员讨论第二步办法，不幸被田玉洁部庄里镇驻军胡景全旅长侦知，即派其营长胡玉琨（外号胡老四）带武装兵数名到立诚中学校将我和唐玉怀捕去。次早即用骑兵一排把我两用马车押解赴三原县城内田玉洁军部，囚于陆军监狱。这是被捕的原因及情况。我和唐被囚在陆军监狱内，还圈在木笼里，脖项上还拴上铁链，铁链上又锁上锁子，这在刑具名称上叫（拉项），看形势十分严重。当我们在庄里镇立诚中学被捕时，跟前还有农协会的两个农民，他们化装的是立诚中学学生的家长，来庄里镇赶集捎带看他们的学生，而未遭被捕，随即他们就回去报告知区农协会与农民，并派人去三原县告知县委我们被捕的事。第二天，县委与全区农协会的农民就都知道我们被捕了，并知道囚于三原陆军监狱内。县委与农民就开始营救我们。

当时县委得到消息，田玉洁军阀要在那几天开所谓清党大会，并在所谓清党大会上枪毙我们。当时有些农民主张用交农的方式向田威胁，要求释放我们。交农是陕西农民斗争的一种方式，就是农民把自己的农器每人带一件，整队包围县城，向对方提出要求。如不答应，即不退去。所以常有引起武装冲突的事情，也常有胜利的。县委和我们不同意。因为当时反动势力气焰正凶，自己的力量又不够，如此去作一定要与军队武装冲突，而使农民受大损失，工作受大摧残。遂决定要用第二步办法，就是发动农民以村为单位向田军司令部递保状，要求田释放。这样两天就递了百余村的保状。同时农民都自动的到监狱看我们，送吃的（因为当地监狱饮食都是自备，无囚粮）。每天总有四五十农民围到监狱门口看我们。这样田看到农民情[绪]太高，在开所谓清党大会时，没有枪毙我们。但他又想了第二个办法要枪毙我们，就是上呈冯玉祥要求冯批准他枪毙我们。这样他以为可对农民说是冯要他枪毙的，而不是他要枪毙的。他当时的呈文送到西安的驻省办公处，要办公处办理比事。当时办公处的处长就是前面说的史直斋。他当时就是同情者，又是我的朋友。史接此呈文后，就为我们设法，当将此呈文拿去要邓宝珊设法，邓即对史说，不要递此呈文。同时邓又给田一信，大意是说，老冯早想消灭田，田还向他呈请这样无用的事。还是请田不要作这样无益的事（这是史直斋后来见我时说的）。这样田看到他的目的很难达到，这才不再准备枪毙我们了。但也不放，只是刑具减轻了，如取消坐木笼、套铁链、锁铁锁。后来农民派了任老五、韩永禄两人，常住在县城里为我们送饮食、送信等一直到出狱时。至于审问，因田玉洁是极坏的封建军阀，他根本不管这一套。他的军部连军法处都没有。捉去的犯人，他说枪毙就枪毙，他说放就放，他说不放就囚着。所以我们始终也没被审问。口供虽然准备了，也没用上。

由被捕至出狱，和党的关系很密切。前面已说过，被捕后第二天，县委就知道了。农民营救我们的举动，都是县委的领导。监狱里边看守我们的只是两个烟鬼，给他们买一两块钱的大烟，那就在里边能很随便了。所以县委打几天就派学生同志去看我们。他们来看我们时，他们就到我们的房里来和我们坐着谈情况、作报告，送文件信我们看，看完又由他们抄带出去。我们时常一谈就是一天。农民也常买的酒菜带进监狱里来，请我吃和我们谈，谈够了，他们才出去回家去了。省委直接派人来看过我们一次，送给我们十元钱。我们和县委的关系是直接的，有什么事就打发任、韩二位（给我送饭的农民）给县委送信去，很快的就能得到解决。当我们出狱的时[候]，一出狱门一直就到东关粮道巷吴庭俊的家里（他的家当时就是县委的机关）。我们到他的家里就与县委书记张秉仁见面握手了。这是被捕与出狱后和党的关系的情况。田虽给冯玉祥上呈请准许枪毙我们的目的没达到，但总是不愿释放我们。一直囚到十月底，冯玉祥派宋哲元攻三原县，解决田来了。田连打败仗，所部损失甚大，即向富平县求其友军冯子明来援，冯即派许权中旅赴三原援田。当田打败仗时，我们看到田有可能在败出三原时，乘混乱枪毙我们。正在此时，许权中旅开到三原县来了。许权中是同志，这一旅人完全是党领导的队伍。县委立即与许旅委书记高文敏开会决定，乘田败之时，由许面田要求立即释放我[们]。许立即去见田，当即对田说：“听说乔、唐二人在此被押，他们俩是年轻人，把他们放了吧！”田仍表示不放。许即进一步说：“请总司令写条子放了吧！”田口头上虽答应，仍不愿放。许回来与县委商谈后，决定再去一次。此时战事情形田方更不好，许即去又见田再要求说：“青年人，有什么事呢押着不放？三原县城已成这样，放了去了，请总司令下条手吧。”田看下不放不行，当即命令，释放我们。我们于当天下午即出狱。出狱门后，一直就到县委的关系东关粮道巷吴庭俊的家里。此时大约是十一月初。因在三原县，不能站足，同时省委亦来信叫我到西安去，当即到西安。此时省委书记是耿炳光（后为群众），组织部长是李子洲。

此次被捕，我用的是我的真名字——乔国桢，并没化名。这是我此次被捕详细经过的情形。

（二）第二次被捕的经过详情

一九二八年的三月，我在陕东华县高塘镇任县委任军事部的工作。县委当时就在高塘镇小学校内。我在当时的公开掩护身份的职业是高塘镇民团军事教练与高塘小学的体育教员。此时已得到消息，冯玉祥准备要解决高塘民团，我当时向县委提议：将民团或者公开的变成游击队作游击战；或者调开高塘镇，驻在靠山根附近，以免被冯玉祥解决。县委不同意我的意见，仍主张化装于夜间剿杀豪绅并其家兼捕杀豪绅。我觉得民团当时环境是十分危险的。又提议夜间将民团秘密调开高塘镇，驻在附近的各乡村，白天回来。县委仍不同意。我又使民团于夜间多派哨岗，并派远些。但当晚县委就叫我把各哨撤回来，并派大部团丁由我带领化装赴高村，剿杀一家住高村的土豪。我只得[遵]命工作罢，各团丁回团去了。我即到高塘小学与县委报告完，没回团去，住在农民家里。次早天还不亮，冯玉祥由渭南派来一旅人，将高塘民团与小学，并谷堆小学（青年团县委所在地）包围了。民团只有二十余支枪，还都不在团里。五十余枚麻辫手榴弹还在商店里藏着。我亦未在团内。冯的一旅人大部分来包围民团，小部分去包围高、谷两小学校。因之民团只与冯军打了十余分钟就被缴枪了。头我得到消息时，枪已被缴完。

高塘小学亦被搜查，捕去县委书记陈嘉惠与校长李维侨、教员吉朗三人外，其余县委的人因未住于校内，故未捕去。谷堆小学亦搜查，因青年团县委当夜都未住校内，故未捕去。当时我即招集县委其他的人开会，决定县委即移另一村乡小学中，由王霖暂时继任书记。高塘小学仍作暂时的接头处。军队搜查完就回渭南县去了。当天下午，华县公安局长李经武带武装警察二十余来高塘镇维持所谓治安来了，住在民团先前住的房子里，李经武住在北街敬盛隆商店里。大约过了四五天，一天的夜间，县委又在高塘小学接头，接完头后分批离开小学。我和杨国桢最后一批离开。当我两人一出校门，李经武亦率武装警察数人到校门，即将我和杨国桢捕住，又搜查校内，除小学生外无他人，故未再捕人。即将我俩个囚于高塘镇他的警察部内（即先前民团的团部）。当夜就在北街敬盛隆商店李经武的住处由李审问一次。我的口供是：“王拯民，汉中道南郑县人，由东日曙的介绍来高塘镇，在民团与小学校任教练与体育教员职。”我当时态度十分强硬。杨被审时甚懦怯，但所好处也没承认他是共产党员，也没供出别人与党的情形。过一天，又审一次，我的口供仍旧，杨亦仍旧。当第二次审问完，李问我：“你是刀客吧？（刀客即江湖派、青红帮，在关中之土名）不然为什么态度这样强硬呢？”我不承认。敬盛隆商店的掌柜的侯敬如是当地的豪绅，是李的朋友。当李问我是刀客的话的时候，侯亦在旁。侯即插嘴说：“你不是刀客，为什么李大人（华县人都把李称大人）问你话，你连跪都不跪，说话还这样强硬。”我答：“我无罪，他何故捕我审我？”审完后，杨国桢因是当地人，由家里托人向李说情而即将释放了。

东日曙是同志，是当地豪绅的儿子，是敬盛隆店掌柜的侯敬如的女婿。同时以前在一九二五年我在河南国民二军学生队当兵作工作时，东也在学生队任排长，他就是当时入党的。他和我很熟。所以当我被派到高塘镇时，县委即决定对外发表，我是东的旧同事朋友，由东介绍来高塘在民团与小学任事。杨国桢出狱后，县委得知我的详况，即决定：要东日曙请他的岳父侯敬如向李经武说情放我。东即去找他岳父敬盛隆商店掌柜的侯敬如，要求他向李说情放我。侯对东说：“李对王教练（就是我）很害怕，他看王的态度强硬，他看情形认为王是刀客，他怕得罪了王，将来王的同帮对他不满，因为他也是刀客。”东当即向侯说：“王教练是不是刀客，我不知道。他是我当年的好友。现在李既认为王是刀客，而他也是刀客，那他俩都是同帮，那有同帮人杀同帮人的道理。那就要求岳父向李担保，将王释放。我敢担保王将来决不能向李报仇。”侯接受了他女婿东的要求，即向李说明原委，并愿向李负责担保。李表示最害怕释放后，我向他复仇。侯又说明我与他女婿是知交，有他女婿说话，决不至对他报复。这样李才答应放我。

可是李又想了一个放我的滑稽方式，就是大约在我被捕后的第四天或是第五天的上午，招集了全高塘镇的农民、商人，在该镇东门外戏台开会，又将我押在戏台上。他向台下的民众说：“王拯民是外边人，到我们地方来作事是客，现在证明是好人。我是最行善的人，我向来不为难好人，现在我将他放了，送他十块钱作路费（大意）”。说完亲自给我把绑手的绳子解开。这幕滑稽戏就算完了，但十块钱我没接受。当我在戏台上时，我即看到人群中有两个认识的农民同志在里边，我就喜欢的很。原来他们是自我被捕后，即被县委决定派他们来住在高塘街他们熟识的商店里，打听我的消息。我一释放，他们即到街外边大路旁候我。我一到出街，他们就与我谈话，并说：“县委的接头处现在移在谷堆小学，刘益（青年团县委组织部长）现在在那里候着我。我们赶快去。”我们就同到谷堆小[学]。刘益果然已在候着我。我们就喜欢的握手了。当天晚，县委就在另一乡村小学内开会，因我不能站足，决定派我回省委去。当夜我就住在该小学。次早天明，即动身去西安，到西安即住在西安东门街任家巷省委交通处。

此时省委书记是庞诚斋，省委组织部长还是李子洲。

这是我此[次]被捕经过的详细情形。

（三）第三次被捕的经过详情与逃跑的详情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河北省唐山，任市委组织部长，兼负职工运动与士兵运动委员会工作。林西煤矿的工作，在我初到唐山时是没有的事。我到唐山时，头两个月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但此时林西煤矿工人的自发反黄色工会的斗争，很开展。因为是自发的，无好的领导，斗争到两三个月，还没得到胜利，并且已走向失败。张广臣等六七个工人领袖都向矿局保安队，自己请求要教把他们押起来。市委得此消息，动员全力，在林西矿与斗争的工人找关系，开辟工作。不[久]北平即与反黄色工会斗争的工人接上头时，一谈，果然，六七个工人领袖被国民党威嚇的害怕了，而向矿局保安队要求把他们押起来。但工人的情绪还是都是很好。市委即决定派我去专门领导林西矿斗争的工作，直到斗争胜利。我到林西矿与工人谈后，决定继续斗争，并立即向黄色工会提出条件，要答复。过去林西矿斗争没得到胜利，主要原因是，工人里没有头，没有有斗争经验的工人领袖。工人都说：“我们自己是有理由的，但总是讲不过（黄色）工会委员与市（国民党）党部委员的。我们没有能讲话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因此即决定我即化装工人，作为工人与黄色工会斗争时讲话的代表之一。大约是在十月半头的时候，斗争又继续发动了。工人把黄色工会包围了，要答复工人的要求，坚持一下午，斗争得到胜利了。当时国民党市党部对此斗争十分注意。我在林西矿站足很困难。又与工人开会，决定我在林西矿作工，成为一个实在的林西矿工人，以作掩护。又决定夏四头子有一个黑工，而且夏四工头很同情工人斗争。由工人要求夏四工头将此黑工让给我，但夏不愿意。又决定我只要工牌能工作，工钱仍归夏有，这样夏同意了。于是我就在林西矿井下作工，我在林西矿能站足了。这时林西矿的工作是十分开展。

大约是在十一月一二日吧，在那一天的晚间，我们在林西矿南岭工房三十号工人贾永发的家里召开十月革命纪念筹备会。这是个群众的会议，一共有十几个工人，而被国民党黄色工会侦知。会已开完，人都走了，只剩我和工人孙风池二人还在谈话。黄色工会的委员杨孔林带着矿局保安队武装兵十余人捕我们来了。我和孙风池当即被捕。当夜即押解唐山国民党市党部，囚于警察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