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活

贾燕燕，女，陕西武功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延河》《延安文学》《美文》等。出版散文集《风定落花香》，诗集《北方无海》。

1

阿洁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厨房里做早饭。儿子上高中了，体重飙到一百八，为了帮他减肥，我费尽了心思，节食、针灸，前者他怕饿，后者他怕疼，改吃中药，倒是减下来几斤，药一停，又长了回去。肥是要减，但饭也得吃。这不，每天我变着花样给他做减脂餐。

“秀，老妈死了……”

“啊？”我大吃一惊，思维有些跟不上，回过神，我才明白，阿洁的母亲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凌晨两点多！”

打发儿子上学，老吴也上了班，隐忍许久的泪才掉落下来。我一边收拾餐桌一边哭泣，哭着哭着，竟然悲不能抑，仿佛是至亲的亲人离世。

我和阿洁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她大我三岁，初中毕业就去外地打工。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感情虽然没有怎么用心去维护，走动得也并不多，但在这个小城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情同姐妹。我让儿子叫她姨妈。

阿洁的母亲，瘫痪在床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每次见面，阿洁都会絮絮叨叨地说起她母亲的病，听起来，她有诸多怨言。有时，她说着说着，又会落下泪来，哀叹母亲可怜。她说，自从母亲脑梗以后，先是一边身子不能动，后来渐渐地全身不能动，一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再后来，小脑萎缩，人都不认识了，谁也不认识，说话含混不清。这些年，一直是阿洁的二嫂在照料，一把屎一把尿地侍候。阿洁姊妹五个，两个哥，两个姐姐，大哥成家后分开住，在村子后街盖了房，从此成为两家人。两个姐姐先后出嫁，也都儿孙满堂，她们偶尔过去看看母亲，陪不了多久就又离开，毕竟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阿洁母亲很早就守寡，我们认识时不到十岁，那时候，阿洁的父亲就不在了。皇家重长子，百姓爱幺儿，阿洁的母亲跟着小儿子一起生活，幸运的是，小儿子的媳妇也就是阿洁的二嫂一直贤惠孝顺，毫无怨言。寒衣节时，阿洁姊妹几个相约去县城的城隍庙里烧香，二嫂没有去。他们不是祈求母亲快快痊愈，而是求神仙赶紧把自己的老娘带走。这是一件多么残忍而令人悲伤的事！

被疾病和孤独捆绑的长寿，于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而言，实在是一种漫长的凌迟。

连续三年，他们姊妹去城隍庙里烧香、烧纸衣服，现在，这个老人终于走了。我一想到那个养育了五个孩子的老人，在儿女们这样的祈求中离开了人世，就不觉悲从中来。我的悲伤，也许是从阿洁母亲的身上隐约照见了自己不堪的暮年。

大多数人的晚年，都是一场兵荒马乱。如果健康，尚能稍有体面，如果疾病缠身，或者像阿洁母亲这样，对自己，对亲人，莫不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对老吴说，闺蜜阿洁的母亲不在了，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吊唁？

“闺蜜，你哪个闺蜜？”

“我有几个闺蜜？就是以前开批发店的那个！”老吴对我的漠视，我早习以为常。我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他竟然同意陪我。

是个周六，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老吴开车带我去阿洁娘家。那条路，我曾独自走过多次。

阿洁的家，四十年多前就在村子的北头，现在依然在村子的北头，只不过，低矮的偏厦房换成了大平房。那时候，阿洁和我都喜欢下雪，那时的冬夜总能给我一个好梦，早上醒来向窗外看去，邻居家房顶黑色的屋瓦被大雪彻底覆盖，好似盖了一层松软的棉被，又像从天而降的一层白砂糖，铺满村庄和田野。上学的路上，我们总要随手抓起一把雪花塞进嘴里，没有想象中的甜，只有一股清冽的味道，从牙缝渗进心底。每到下雪天，我就跑去阿洁家，跟她挤在她家的热炕上。那炕就盘在前屋，炕的一头连着锅灶，那边烧火做饭，就为这边的炕持续加热。阿洁母亲见了我，总是亲切地叫我“秀儿，赶紧上炕来暖暖”。不像我们家，只是在晚上睡觉前才烧炕。我怕冷，四十多年来，阿洁一直记得我怕冷。

从村口走来，远远就看见搭起的白色灵棚，左右挂着的黑布上各书几个大字：“悲声难挽流云住，哭声相随野鹤飞。”灵棚正中“永记慈恩”写在四朵大大的白花上面，两旁是花花绿绿的花圈，几个穿着白衫的人在门口匆忙走动。

阿洁全身罩在白布长衫里，头上裹着白布头巾，红肿着双眼，她接过我手里的果篮以及一卷黑布，向身边的人介绍我和老吴。老吴手里的花圈早有人接了过去。我几乎不敢看阿洁母亲那饱经沧桑的遗像，低下头，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我无声地啜泣，站在老吴身旁，用眼睛的余光搜寻他鞠躬的节奏。上香，三鞠躬，两旁跪着的孝子孝孙一齐大哭，以示还礼。老吴被阿洁的二哥请去门外喝茶，我一时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周围几个亲戚都被惊动了，大家纷纷来劝我：“好了好了，人走了，就不受罪了！”

是，是不受罪了。去的去了，活着的，还得在这人世间煎熬。我是，阿洁也是，阿洁的亲人们也是。

2

我三十多年没有见到阿洁的二哥了，我已经无法将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半大老头，与印象里那个义愤填膺、瞋目切齿的青年完全重叠。

那一年，我念大二，寒假期间刚回到老家，阿洁的信就从深圳宝安飞到我手里，她邀请我去她打工的地方度假。尚未出过远门的我，欣然答应。

好像是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吧，到了那里，也不知道怎么找到的她打工的工厂。

那时阿洁已做到副总，掌管整个人事和生产。不大的一个塑胶工厂，有几十号来自各地的工人，身为老板的阮先生，特地安排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粤菜欢迎我。我在感激的同时，颇为惊讶，并有着隐隐的担心。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满脸怒气的二哥出现在阿洁的房间。阿洁长长的海藻一样的头发披散下来，她低声啜泣着，白皙的脸上有几道清晰可见的手印。二哥怒不可遏，对着阿洁大骂“不要脸”“丢人现眼”等字眼。我收住想要迈进去的脚，站在门外。二哥一脚踢过来，房门关上了。我听到兄妹两人都在哭。不一会儿，二哥从阿洁房间里出来，说要去找阮生，并扬言要拿刀砍了阮生。

我们都管来自香港的阮先生叫阮生。阮生在香港另有公司，所以，他经常往返于香港与深圳之间。20世纪90年代，很多港商与台商来内地开办企业，深圳遍地都是雨后春笋般新建起来的工厂，往往几周前还长着齐腰深野草的一片荒地，几周后就变成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对于阮生的家人，阮生在香港的一切，我们无从得知。

阿洁哭泣着拉回她二哥，脸上泪水纵横，裹在丝绸睡袍里纤细的身子似乎瑟瑟发抖。我在心里已猜到七八分。

二哥在那个春节回了老家，再没有出去打工。

五十出头的阮生，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个子不高，但走路脚步很轻快，身子微微前倾。他经常背着双手，在车间里各处视察，也会在工人上夜班时下厨房煲一锅糖水给大家，衣着看起来也很普通，圆领T恤牛仔裤，没有老板的架子。见了我，他仍是笑眯眯的样子，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阿洁在她布置得像公主一样的房间里，依然穿着丝绸睡袍走来走去，但脸上明显有了落寞的神情。

阿洁那些年将身边不少亲戚朋友以及家乡的姐妹介绍去阮生的工厂里打工，其中包括她二哥以及一个叫李茉莉的姑娘。那姑娘岁数跟我差不多，又黑又胖，一双肉泡眼嵌在圆饼脸上，与她的名字形成强烈反差，常常使我看着她的蒜头鼻子出神。她是阿洁的得力帮手，经常出入阿洁的闺房汇报工作。

我从来没有问阿洁那天发生了什么，她也从来不提。我们对那件事讳莫如深，却又保持着轻松的默契。

我以为阿洁会留在深圳，结婚生子。听说公司里当时有一个四川小伙子在追求她。

3

再次见到阿洁，她已经有了两个儿子。而且从她嘴里得知，当年那个又黑又胖，天天围着她转的李茉莉，已经取代了她的位置，当上了副总，并且嫁给了阮生，落户香港。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天，阿洁坐着长途班车找到我的家。说家不确切，应该说是房子或宿舍，而我，正在一段感情里煎熬，身心俱疲。怎么说呢，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阿洁来找我，是希望我帮她在这座小城里找份工作。但那个时候，我三十多岁，被父母一直催婚，母亲一见到我就哭哭啼啼。而我在无望的感情里沉浮，一时想死，一时想活。除了单位认识的那几个人外，我在这个城市没有几个熟人。

也不知道阿洁与她老公做了怎样商议，两个人很快将家搬过来，租住了两间民房，开起了面馆。一同来的，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

我后来如愿以偿嫁给了那个有妇之夫，哦，就是老吴，当然是在他离婚之后。许多年以后，夜半梦醒时分，我看着空荡荡的床，看着一床明晃晃的白月光，我对自己说，看看，看看，这就是你想要的！

阿洁跟她老公的那个面馆没开多久，那块地方要拆迁，他们就另外租了一处门面，开起了小批发商店，主要批发啤酒、方便面、小食品、毛巾等小商品。开始能赚点，后来，那条街上又开了几家，他们的生意就不那么好了。

儿子上小学前，我经常带着他去阿洁那个小批发店里玩。阿洁无聊地坐在柜台后面刷手机，半个身子扑在柜台上，看见我们进来，一脸开心，起身就为儿子在货架上挑选小食品，或者小玩具。

“老焦要气死我了。”她说。老焦是她老公。

她开始了各种抱怨。她说老公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说儿子学习不上进，天天跑游戏厅，说这个批发店限制了她的自由，她没法出门逛街，没办法像我一样来去自由。她说，她侄女常年天南海北地逛，过几天要去九寨沟，喊她一起去，她老公不让去，她老公说每天要送货，店里离不开人。说着，她给我看侄女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旅游照片。我也配合着羡慕几句。

但对于她不能出去逛这个事，我也没有办法。

有个周末，我拉她一起去逛街。她对我说，自己跑出去了两个月，刚刚回来不久。我大为吃惊：“为什么要跑？跑去了哪里？”

“我实在不想跟他过了，天天睡睡不到一起，吃吃不到一起。我晚上困得想睡，他在算账，计算器按得吱哇乱响。娃都上学去了，老大在青海，老二在渭南念技校，就两个人吃饭，都吃不到一起。我炒了西红柿鸡蛋，他不爱吃西红柿，非要吃豆腐红萝卜；我要吃干面，他要吃汤面，而且要煮得特别烂的那种。两个人顿顿做两样饭。说也说不到一起，一说就吵，天天吵架，最生气的是他不给儿子交学费，要儿子自己打工去赚学费。我够够的了。我说离婚，他不离，我哪也去不了，憋得快要疯了，我就跟大姐二姐说我要离婚，她们都骂我胡闹。那天我们大吵了一架，我就拿着平时攒的一点私房钱，跑去了西宁。”阿洁说。

听起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生活中哪有大事，不就是许多琐碎的小事每天重复？使人无法忍受的，不是远方艰难的路，而是鞋里的沙。当沙子越积越多，倒又倒不掉时，几个人能不萌生弃履之意？

西宁？西宁那里有谁？我没听她说过西宁有亲戚或朋友。她说，有个姐，是很小的时候就给了别人家的，亲姐姐。那应该是当时家里孩子多负担重，生活太艰难的无奈之举。我们那里经常有那种家里孩子多，就将其中一个孩子送人的情况，我们称那个孩子为“奶出去的娃”。那个姐就在西宁，是她多方打听才得到联系方式的。

那次出走，她计划得很周密，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还是被她老公找到了。回来后，她老公向她保证，会痛改前非，好好过。我每次去她的小批发店，都会遇见她老公，对他只有一个印象，瘦！瘦得脸颊都凹下去，脖子上青筋暴起，像几根青筋支起一个脑袋。他看起来很忙，开一辆三轮摩托，要么是进货回来，要么是出去送货。偶尔也聊几句，听得出来，他很固执，只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且一旦相信什么，很难再改变。我们在不多的聊天里，就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而起过争执。我笑了，以他的认知，难道我有说服他的必要吗？

这次逃跑，并没有改变什么。老公还是那个老公，她还是那个她。

几年前的一天，她打电话向我要中介的电话号码，我奇怪她要这号码做什么。她说，他们在看房子，准备买房子了。我更奇怪了，上次见面的时候她还说要与老公离婚，财产都划分好了，现在怎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买房！买房这事，显然不是一个人能买的，那是他们两个人又和好了，准备一起买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