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方工作的回忆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有过许多值得回忆的经历，其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38年8月至1942年6月，那是对我的一生都有着巨大影响的最为悲壮、最为惨烈、最为艰苦的峥嵘岁月。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我先后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最后又丢掉了身边唯一幸存下来的另一个儿子，在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磨难之后，只身回到了延安。此后几十年来，每当我想起这段不平常的经历，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总是以此来激励自己，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失去的亲人，一定要加倍努力奋斗，把革命进行到底。

与王涛相识

1937年8月，我从抗大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工作。不到3个月，就在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及妇女部其他同志的热心“撮合”下和王涛同志结了婚。王涛同志是从南方长征到延安的红军干部，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长征以前，他长期在南方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工作，有很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意志坚强，性格开朗，为人宽厚，深受同志们喜爱。和他结婚，虽然对他还不太了解，感情还不是很深，但我却感到很幸福。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日寇对我国的侵略正日益加剧，而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才初步形成。在这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把部分正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有一定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干部，分批派往抗日前线和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1937年底，王涛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了他曾长期工作过的湖南湘南地区，其主要任务是：把长征时我党留在湘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各个游击队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后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去作战；迅速恢复和发展湘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努力扩大我党在该地区的影响；积极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推动该地区抗日民主斗争的蓬勃发展。他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主任”（新四军驻湘南的留守机构，机关设在郴州县城内），对内是中共湘南特委书记。

1938年8月，组织上为照顾我和王涛同志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决定调我到湖南工作。从此以后，我们便既是夫妻关系又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我们不断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成了相依为命的革命伴侣和亲密战友。在工作中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在生活上我们互相体贴，互相照顾。尽管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环境非常艰苦，遇到过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但我们在精神上都感到很幸福。

1939年，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他们对我党力量的迅速壮大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竟公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搞起了假抗日、真投降的勾当。他们不去打日本鬼子，却费尽心机地把矛头指向了真正领导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全国各地到处挑起事端，制造磨擦，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反共高潮。同年6月，他们在湖南平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惨无人道地枪杀了我新四军驻湘鄂赣边区通讯处（即我湘鄂赣边区特委）的几乎所有主要负责人。接着，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湘南，企图在湘南再制造第二个“平江惨案”。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终于开始动手了。这天早上，我们从内线得到敌人将于当天上午来偷袭我湘南通讯处（即湘南特委）的消息后，王涛同志马上安排我和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彭大保同志转移文件、枪支等重要物品，并要我们留下来准备应付敌人。随后，他便匆匆离开了通讯处，到特委分散在城内外的其它各个点去布置整个特委机关的转移工作。他走后不久，一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就包围了通讯处，有十多个人气势汹汹地直奔楼上（通讯处的办公室设在楼上），恶狠狠地抓住我们，逼我们交出王涛等主要负责人和枪支、文件等物品。我们说：“我们既没有枪，也没有文件，也不知道其他人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就开始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楼下是我们通讯处开办的“牖智书店）”。他们足足翻腾了两三个小时，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恼羞成怒，连推带拉地把我和彭大保以及我那刚刚出世25天的第一个儿子赶出了大门，查封了通讯处。由于特委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早已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因此，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我和彭大保被敌人赶出大门后，就一直坐在附近的大街上。因为怕被敌人跟踪而连累了其他同志，我们哪里也不去，也不与其他人进行联系。一直等到天黑，我们才乘敌人不注意，利用夜幕悄悄地来到附近一位熟悉的老乡家中，由彭大保同志将孩子交给了这位老乡，请他暂时代我们收养一段时间。并告诉他，等过一段时间情况有所好转时，我们再回来接孩子。把孩子安顿好后，我们又通过秘密接头点很快找到了特委组织部长周里同志。他先安排我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住下，第二天又通过铁路党支部掩护我上了火车，让我去长沙找省委。到了长沙后，省委决定我们立即转入地下工作。不久，中共长江局便任命王涛同志为湖南省委组织部长。此后不久，传来消息说，我们留在郴州的心爱的儿子由于营养不良和患了严重的皮肤感染症，已不幸夭折。听到这个消息，我深感悲痛，对于我这个初为人母的年轻母亲来说，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它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

闽西特委遭袭击

1940年6月，党中央通知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到延安集中，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王涛同志是湖南省的“七大”代表之一。为此，我随王涛同志来到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准备通过办事处安排我们回延安。但到了桂林后，国民党政府一直不给我们发放通行证，致使我们在桂林滞留了达半年之久。到桂林不久，我就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儿子。我们在桂林的这段日子，正值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形势越来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不可能再回延安了。同年12月，党中央发来电报指示，要王涛同志马上赴福建闽西，任命他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接到中央指示后，我们立刻动身，背上半岁的儿子直奔闽西。经湖南、过广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躲过了敌人的无数次盘查，终于在南委派来的同志的接应下，于40年底前平安抵达闽西特委所在地龙岩。我们到达龙岩时，闽西的反动派正在蠢蠢欲动，整个闽西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极度紧张状态之中。此时，原来住在城里的特委、县委、区委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均已转移到了附近的山上。我们就是在山上和特委接上关系的。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意识到此时已不能再把孩子留在山上了，否则将会影响特委机关的安全和特委的行动。因此，上山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决定把孩子送下山去，交给老乡抚养。当晚，就在特委组织部长魏金水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把孩子送到了龙岩城郊一位可靠的农民家里。当时，这位老乡自己也有一个和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小的男孩，但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和一心一意地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他竟毅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了别人。后来，当我们听说这件事后，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并深深体会到了闽西人民对革命的一片真情实意。

1941年是闽西斗争最激烈、最艰苦的一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闽西大地。我们刚到闽西，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后，闽西反动派便开始了对我闽西党的全面围剿。他们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加紧破坏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对我们实行了大规模的包围和封锁。他们断绝我们的物资供应，切断了我们同人民群众的一切联系，妄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山上。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山上很快就出现了断粮、断盐、断药等严重情况，给我们的生活和战斗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克服眼前的困难，特委号召大家上山挖野菜，进行生产自救。有时为了解决一些急需的生活必需品，还不得不冒险派人下山去和群众取得联系，为此我们曾付出了血的代价，牺牲了一些很好的同志。尽管当时的斗争非常激烈，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的大部分同志思想还是比较稳定的，斗争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在特委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和敌人经过了一段激烈的较量之后，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开始逐步有了好转。但就在这个时候（1941年9月21日），突然发生了闽西特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军警偷袭的严重事件（即闽西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王涛同志不幸当场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年仅33岁）。

事件发生时，特委机关住在离龙岩县城约30多华里的一个三面环山的深山沟里。这里地形隐蔽，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本来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却没有想到偏偏在这里出了问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9月17日，我们派了两个通信员下山，去向基层党组织传达特委的指示。不料，他们被敌人抓住后叛变了。20日晚，二百多名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利用夜幕悄悄地潜伏到了特委机关驻地附近的密林里，从三面包围了特委机关。21日拂晓，特委机关的一部分战士在王涛同志的带领下，正在一块小草坪上进行军事训练。正当王涛同志拿过一名战士的枪向战士们做射击的示范动作时，隐藏在附近的敌人瞄准他开了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听到枪声后，我赶紧从我住的茅寮里跑出来，只见他胸前的鲜血直往外喷，但仍顽强地举着驳壳枪，一面向敌人还击，一面指挥同志们撤退。随后，他便跌跌撞撞地向我们住的地方跑过来。接着，他脚上又中了一枪，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倒在了血泊中。我急忙跑过去，想把他扶起来，但此时已扶不起来了，而敌人嚎叫着朝我们住的地方冲过来。我强忍着心中的巨大悲痛，从他身上取下文件包和驳壳枪，返身钻进了身后的密林。当敌人撤退后，我们下山找到了王涛同志的尸体，发现他的头颅已被敌人残暴的割去了，令人惨不忍睹。丧心病狂的敌人在残酷地杀害了王涛同志之后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把他的头颅装在木笼子里，挂在龙岩城上“示众”达数天之久。王涛同志的牺牲是闽西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我亲眼目睹了王涛同志牺牲在我面前的整个经过，那无比悲壮、无比惨烈的情景是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的。

王涛同志牺牲的时候，我的第三个孩子就快出世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便在山上一个用树皮搭成的简陋的茅寮里生下了我的第三个儿子。由于在特委机关遭敌人袭击时，我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些简单物品外，所有的东西都已被敌人洗劫一空。因此，生孩子时我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当时山上只有我一个女同志，谁也帮不上忙。孩子生下来后，因为没有剪刀，我只好自己动手，用一把小刀来割断孩子的脐带。然后，我又用一块包袱皮把他裹起来，放在草地上晒太阳。当时天气很冷，我又没有奶，孩子直哭。于是，我就把他抱起来放到我的腿上。看着他又冷又饿的样子，我心里不免感到一阵心酸，心想，照这样下去，他是活不了的。而且，一旦他哭闹起来，就有可能招引来敌人，给机关带来危险。于是我盘算着，等天黑以后就让人把抱下山去送给老乡。想着想着，我就疲倦地睡着了。等我醒来后，发现孩子已经死在我的腿上。孩子的死在我因王涛同志的牺牲而极度悲伤的心灵上又添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这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使我本来就已经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

在南委工作的日子里

刚到闽西不久，我就因水土不服患了严重的胃病，后来由于生活条件太差和营养不良又患了夜盲症。王涛同志牺牲后不久，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实际困难和身体，决定调我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临行前，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是把寄养在龙岩郊区的孩子留下来，还是把他带走。并说，如果把孩子留下来，他们一定负责把他照顾好，将来等全国解放了，再把他平平安安地送还给我。当时我考虑到我和王涛同志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抚养，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把他带到延安去。我的想法得到了特委组织部长魏金水同志的支持，他决定派人护送我们母子二人到南委去。走的时候，孩子的养母按事先的约定把孩子带到我们途经的路上，等我们到了以后，她马上把孩子交给了我。我和她是第一次见面，见面后心情都很激动，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她则和孩子难舍难分。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登上了去南委的征程。一路上，我们要通过敌人的数道封锁线，为了安全，我们白天躲在山上休息，晚上抓紧时间赶路。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安全到达了广东省的大埔县。

南委机关设在一个叫大埔角的小镇附近，机关的各个部分分布在周围的几个村里，电台设在山上。机关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和职业作掩护进行工作。来到这里后，组织上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把我安排到离大埔角约7华里的一个叫墩背的小山村，一面疗养，一面做些妇女工作和掩护机关的工作。为了让我早日恢复健康，组织上还给我买了不少补药，让我补养身体。在这和平、宁静的环境里，我平安地生活了近半年。1942年夏季的一天，这种宁静的生活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南委事变”打破了。由于行将调任南委组织部长的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叛变了革命，南委机关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宪兵队的突然袭击。他们企图一举抓捕我南委主要负责人，彻底破坏我整个南委机关。幸亏南委在这一带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在敌人到来之前已有人事先向我们通报了消息，使机关里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提前离开了驻地，才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先转移的人没有来得及通知我们。还是去镇上赶集的房东老大娘发现敌人包围了我们住在镇上的“朋友”的住处后，立即跑回来告诉了我们。得此消息后，我们立即销毁了所有的文件，并决定马上离开。但在如何处理孩子这件事上却使我为了难。经再三考虑，我决定还是把他留下来，暂时托给姓萧的房东老大爷照看。我对他说：“土匪要来敲诈勒索我们，我们要暂时出去躲避一下，过几天等情况好转了，我再回来接孩子。”就这样，我们在孩子的哭叫声中匆匆离开了萧家，迅速爬上了屋后的山坡。当时，孩子还不满两周岁。此时，我心里虽然既痛苦又担心，但为了革命的大局和同志们的安全，我不得不忍痛做出这个痛苦的选择。后来我们得知，就在我们走后不久，敌人就进了村，因为没有抓着我们，就疯狂地吊打当地的群众，逼迫他们交出我们和孩子（由于坏分子告密，敌人知道我们还留下了一个孩子）。但此时房东萧大爷早已让他17岁的女儿把孩子抱到外村亲戚家躲起来了。他们在外面躲了好几个月，直到敌人全部撤走后，真正的危险过去了，才悄悄地回到村里。为了保住这个孩子，村里的地下党组织和开明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以各种方式警告那些坏分子，不准伤害孩子。这些坏分子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除了仍不时向萧家敲诈勒索一些钱物外，再也没敢为难孩子。萧家的人对孩子非常好，处处精心照顾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任何人的伤害。后来，他们听说孩子的父亲已经牺牲后，更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孙对待，不仅送他上了学，还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给他找了一个童养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