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文学大咖素描

红柯：在“丝路”上寻找火焰的人

1993年文坛刮起一阵“陕军东征”的旋风，这是继1991年以来陕西文学界相继失去杜鹏程、路遥和邹志安三位优秀作家而创作一度陷入低潮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一批达到相当高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以其鲜明的陕西地域特征引发了文坛的一波热潮。但刚过30岁的红柯并不在其列，他的出名要到三年以后。1995年底，红柯告别了工作十年的伊犁，返回故里宝鸡。之后，他以《奔马》《美丽奴羊》等带有西域风情的小说崭露头角。与稳重厚实的“陕味”作品相比，红柯的横空出世仿佛是“陕军”队伍里的一个“异数”。

一

“在没有一个人的高原上，有一位砍柴少年，他坐在天高地远、长风旷野里，如饥似渴地读着一本书。他的身旁还放着一把镰刀，或者是一把斧头，还有砍柴的绳索。从晨曦到日暮，少年完全投入书中，太阳快要落山了，少年才意识到得马上回家了，他这才以极快的速度砍好一捆柴。他拿起书本，恋恋不舍地离开。”（韩春萍《丝路骑手：红柯评传》）这位读书的砍柴少年正是日后成为作家的红柯。

红柯，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传说中的凤鸣岐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据《岐山县志》记载，岐山是炎黄二帝生息活动过的地方，是医圣岐伯的故乡、中国礼仪文化之乡、甲骨文之乡……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以岐山为核心的周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周文化兴起和繁盛之地。

红柯在《岐山臊子面》一文中描述：“陕西地界，吃面必吃臊子面，省城西安以及各县镇到处都是岐山面馆，原产地岐山就有了民俗村，大多都在周公庙附近。那个伟大的周王朝肯定与吃喝有点关系，周武王挥师东进、逐鹿中原，除政治口号以外，臊子面、锅盔、面皮具有极大的号召力。……那年我12岁，我一口气吃了35碗。外婆用鸡肉做的臊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吞吃面条的嘘嘘声。”在红柯看来，“一个人吃不成饭，谁都瞧不起你”。

从小学开始红柯就是家里的强劳力。他在《我的第一篇作品》中写道：“节假日干农活，我总是快收工时才突击完工，大半时间在野地里看小说。西北农村不但缺粮食，也缺柴火，冬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高原的深沟大塞砍柴火，我总是带上书，在沟里点一堆火，带上馍馍，看书到下午，再突击砍柴，速度极快。这种野外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学，每到周末，我就带上馒头加咸菜和一瓶水，到郊外草地上从早晨到黄昏，好像校园就读不成书。”（红柯《龙脉：红柯散文随笔自选集》）多年以后，当红柯读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孙少平读中学时，将粗粮比喻为非洲，细粮比喻为欧洲，红柯感慨良多，“那时大多农民大学生也都是在学校白白净净一书生，收假时满手老茧黑黝黝———非洲人”。（红柯《第一笔工资》）可见，一边务农，一边抽空阅读是当时红柯生活中最快乐的一大享受。

中学时代，同学中间传阅的很多经典美文让人惊叹、手痒。于是，红柯就熬通宵，把这些经典美文从头到尾抄在本子上，以示不忘。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宝贝》《淘气鬼》，普希金的诗，吴伯箫的《菜园小记》，冯牧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等等，他都一一抄写过。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称，把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当作一种“最可贵的馈赠”，他在代表作《金蔷薇》中写道：“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的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者是个作家。说到底，诗人与作家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若能感觉到生活时时刻刻都在更新，那么这种感觉便是肥沃的土壤，艺术会在这种土壤上开花结实。”

红柯最初的文学创作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创作的体裁是诗歌而不是小说，当时一天甚至可以写二三十首小诗出来。大学毕业前，他已在《延河》《青年诗人》《当代诗歌》等刊物发表近三十首诗歌。1985年大学毕业时，红柯在毕业留言册的第一页贴上自己的毕业照，写下一行小字：“苦涩而快乐的四年。”大学四年是红柯的青春疯狂期，他疯狂地读书，常常读通宵，一个人在教室里开长明灯，一夜一部长篇，黎明时回宿舍眯一会儿，跟贼似的轻手轻脚，但钥匙开门声还是惊醒有失眠症的舍友；几乎没有午睡；星期天，带几本书，几个馒头夹咸菜，跑到长寿山幽静的山沟里，躺在草坡上，随夜幕而归。除了通宵读书，红柯还疯狂地买书，20世纪80年代好书多啊，一个清贫的农村大学生不可能从家里获得多大资助，每月的生活费压缩到临界点，挤出的菜票卖给同学，假期的生活费可以买一捆书，大学毕业时，红柯购书已达千册十五箱。红柯曾给学生谈到他人生的第一笔工资：“第一笔工资52元，给父母寄了38元，给自己留了14元的生活费，从生活费中挤出4元。当时书店里进了一批好书，我已经盯了很久了，终于可以买1元以上的书了。”

红柯曾坦言，上海一位朋友问他文学入门书是哪一本，他告诉她是《金蔷薇》。此书他购于1980年，也就是自己上高考补习班的时候。红柯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说到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书：“我很感谢这本书，在我进入大学前它告诉我真正的写作是什么，我把它称为我的防毒面具，它使我避免了中文专业枯燥的干扰。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的普里什文，放弃农艺师的职业带着背囊和书到辽阔而僻静的北方去了。”可以说，红柯在阅读中逐渐发现了自我生命观，他不迷信课本，而相信自己。当年，高考的志愿填的都是黑龙江、辽宁、山东等很遥远的地方。这种辽阔意识注定让红柯从毕业留校一年后告别故乡西上天山。红柯曾多次公开表达过他对学生很宽松，因为他认为自由宽松的环境可以让人的天赋和才能自然脱颖，超常发挥。

多年以后，作家红柯依然清楚地记得，1986年7月28日，在毕业留校一年后，因为怀着诗歌的梦想，离开故乡关中西上天山。从宝鸡上车，三天两夜后到乌鲁木齐，两天后从乌鲁木齐碾子沟长途汽车站乘车去遥远的伊犁。途中夜宿呼图壁，又经过两天以后最后才到达伊犁。“在天山脚下用1000年的目光遥望我的故乡陕西关中渭河北岸那个叫岐山的小城，那也是历史上周王朝的龙兴之地，所谓凤鸣岐山，岑仲勉先生考证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周人的原始农业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农业有这种遥远的‘血缘’。这大概就是文学的根。”（红柯《绚烂与宁静》）

新疆的十年，对红柯影响最大的，还是西域风情的浸润和异域文化的陶冶。在这十年里，红柯创作量不大，七八部中篇、五六个短篇和一些散文，大都是对故乡陕西的描绘。另外，还完成了《西去的骑手》与《百鸟朝凤》的初稿。而真正倾注他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从新疆返回陕西之后所写，包括成名作《西去的骑手》，这部作品发表前曾三易其稿。评论家白烨对红柯的感受就是：“元气淋漓，王气十足。”

二

来新疆的两年后，红柯的儿子杨扬诞生了。26岁的红柯异常兴奋，“这是个新疆娃娃，意味着我在中亚腹地的大漠上有根了”。（红柯《龙脉：红柯散文随笔自选集》）当了父亲的红柯，黑茬茬的胡子长起来了，头发开始曲卷，他常常被误认为哈萨克人，嗓音沙哑，新疆男子都是这种大漠喉音。照片上的红柯是剪了胡子的，出门前，他的妻子一定要他收拾一下，收拾之后，红柯觉得自己的模样还是半胡半汉。

红柯的祖父曾是一位抗战老兵，在内蒙古跟随傅作义将军抗战多年，他的父亲曾是二野一名老兵，在青藏高原服役五六年。红柯自己用了十年在天山大漠生活，“中国西部草原游牧民族全部进入我的生活，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红柯《绚烂与宁静》）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给他提供了精神支持和创作灵感。关中与西域血脉相通，他反复在作品中提到西安在唐以前具有游牧文化的基因。西域十年，十年后他重返故乡周原，在父母年迈时尽人子之情。1995年底，红柯回到陕西老家宝鸡文理学院执教。从1996年9月《奔马》开始，红柯进入了强烈生命意识的西域书写。正如文学地理学理论家曾大兴所说：“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1997年大学开始收费，当时学校本来穷学生就多，再加上收费，贫困家庭的学生其境况可想而知。2004年底，红柯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学校条件好，学生食堂有大锅免费菜汤，“孙少平”们可以用馒头、米饭以此下饭。红柯想到自己当年两分钱咸菜吃一天。他在给本科生开的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体验的课堂上叮咛那些贫穷大学生：“宁肯穿不好也要吃好一点，一年少买一件衣服，每天就可以吃一个鸡蛋，营养跟不上学习就没精神，大脑需要营养。”红柯言传身教，又将帕乌斯托夫斯基“最可贵的馈赠”给了他的学生们。

2000年，红柯参加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走黄河”活动，他专门负责考察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文化，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再到内蒙古大草原。红柯说：“迁徙对我是极大的长进，是一种生命不断体验变化的过程。生命最忌讳封闭呆滞。”“周秦汉唐，穆天子西游天山，汉张骞通西域，唐玄奘西天取经，文人们壮游天下。小说本是动态的，是对陌生地域的冒险。”（舒晋瑜《红柯：从关中到天山，从诗歌到小说》）2004年11月26日，他从出生地老家宝鸡迁居西安，定居西安后的红柯在多元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交融。离开新疆回到陕西，新疆的记忆成为红柯文学作品的源头和动力。他尝试将天山与关中连接，他想在作品中把这座千年古都与西域打通，生命的迁徙，让他一次次回望故乡、回望天山，在对比中寻找生命的味道。在《一个陕西人看西域》中，他说：“我更乐意称西安为古长安，这才符合我想象中的周秦汉唐。有一种说法，作家最好是用30年时间漫游天下；后30年安居下来潜心创作。我40岁前，基本上处于漫游状态，居小城奎屯10年，居小城宝鸡10年，2004年底迁入西安，也是南郊大雁塔下。雁塔广场的玄奘塑像让我流连忘返。”对红柯而言，他始终在丝绸之路的文化通道上游走。2005年，红柯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招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三门课，专业必修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专业选修课中国少数民族经典导读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哲学。红柯认真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写作上坚守内心，坚持不写论文，依然忙里偷闲埋头创作，耕耘他的小说。在同事张宗涛眼中，红柯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手提两大袋书籍资料踽踽行，满脸思虑，眼里装满很多心事似的。”

在西安生活以来，红柯一直居住在明德路鑫泰园小区。小区所处位置是唐长安城的明德门，此门属于唐长安城的正南门。“明德”二字出于《诗经·皇矣》：“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说的是一个心中有道义的人应该是气定神闲的。此意与红柯一贯的状态非常契合——“文学从来都是宁静的”。而《诗经》中的《生民》《皇矣》《棉》则被红柯认为是“周人的民族史诗”。红柯明德门家里最多的就是书，客厅有四组三门大书柜均已塞满书，书柜周围的地板上也堆满了书，书房里除了书桌和一把椅子之外，别的地方也都是书。这些书里包含了大量的文学、历史、地理、民族、艺术、哲学等类别的书目。当年，从新疆回宝鸡五千册以及几百盘各民族民间歌手歌带，迁西安时藏书近万册。好多书中还有大漠沙尘，为此，他曾专门写了一篇《移动的书房尘土飞扬》。

熟悉红柯的人知道他是一个热爱世俗生活的普通人。上午，在没有课的时候陪爱人蔡玲娟在明德门附近的早市上买菜，下午则在小区的广场上戴着耳机快走。他对自己一天的工作与创作有着严苛的时间规定：每天下午7点上床睡觉，晚11时起床写作，凌晨4点后在书房打坐两小时，早晨6点开始洗漱、吃早餐，然后乘坐公交去学校给学生们上课。所在吴家坟的陕西师范大学老校区是唐代的曲江胜地，长安新校区则是汉代上林苑的所在地。除了上课，周末他也会去兴善寺西街或大雁塔南北广场的旧书摊淘书。红柯曾直言：“我对西安印象非常好，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2005年的一天，当红柯登上西安东南的天然屏障白鹿原时，他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军事要塞，几乎脱口而出，“掌控白鹿原就等于掌控了整个西安，即古长安”。在红柯的视野里，“古长安的大街小巷以及周边的村寨寺庙包括终南山，全都是周秦汉唐古典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碑林里的《大秦景教碑》和化觉巷清真大寺、大学习巷、顺城巷广仁寺，让人想到盛唐时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情形，大雁塔与玄奘就更不用说了”。（舒晋瑜《红柯：从关中到天山，从诗歌到小说》）可以说，自2004年定居西安后，他在新疆十年生活的全部积累被调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