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行之士（续）

朱鸿，陕西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西部心情》《夹缝中的历史》《关中是中国的院子》等。曾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

阎纲与周明

北京文学界的陕西人，我认识最早、敬意最深的，当是阎纲和周明。

阎纲和周明也有其异，我指的主要是性格。阎纲凝思，沉重，爱憎分明；周明朗畅，喜悦，世界大同。他们的名字似乎也透露了这种信息：纲者，提要也，明者，光亮也。

阎纲和周明也有一致，我指的主要是对陕西作家的态度。他们都关注陕西作家，凡有才华的展示，一旦发现，就高兴，就传播。只要求助，他们便伸手以扶助。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京夫、高建群，皆在中国文学界腾声千里，试问，谁没有得到过阎纲和周明的鼓吹与举荐呢？既使成绩微小的作家，缺乏影响的作家，甚至现在还很年轻的作家，他们仍怀以热望，涌以热情，并会对其成长施以大力。

所谓的伯乐精神指，马有良有驽，相马师善辨千里马之能，从而让其奔腾，免其死于槽枥之间。以伯乐精神称颂阎纲和周明，不妥且庸俗。我以为阎纲和周明的所为，几近于推贤进士，是汉唐以来的一种立人达人之传统。材属于天下之材，有地位和有权力的人，皆有义务推贤进士。

司马迁无权力，有地位，任安遂提醒，让他注意擢奇，以为朝廷用之。韩荆州得地位之势，具权力之重，所以李白请求，盼韩荆州使自己激昂青云，扬眉吐气。如果司马迁能像任安所嘱，韩荆州能像李白所吁，那么他们就是推贤进士了。

阎纲和周明如此所为，不是推贤进士吗？我不懂政治和经济，然而知道成文学之事。从陕西看北京，北京当然是文学的中心和顶峰，这是由文学的资源决定的。从北京看陕西，陕西是否属于文学的边缘和低地，我不清楚。不过我明白，在陕西，文学的资源不足，尤其是展示平台不足，虽然这里并非无才。

陕西作家要成文学之事，无不希望北京有人提携，而北京文学界最亲近最方便的则只能是陕西人。故乡之情，几近于血脉之情，在中国的任何畛域都是根本。

阎纲和周明不薄陕西作家，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贫的，富的，贵的，贱的，统统支持，做到了推贤进士。我认识阎纲和周明是在1985年春天，当时我在陕西一家文学杂志社工作。大学毕业，入职不满一年，打开局面是紧迫的。一天早晨，头儿招呼了一声，阎纲和周明马上要来。我正暗忖阎纲和周明是谁，骤闻几位编辑匆匆下楼，以喜悦迎接。我也随之下楼，恰恰一辆黑色轿车缓缓进门，停在出版社的院子。只见阎纲和周明笑着下了车，出版社三级领导一一向前握手。旋转了几圈，轮到我，也就行了一个握手的礼，从而认识了。

不料认识以后，竟交游了近乎四十年。今天仍有往来，真是幸甚至哉！

实际上我与先生的交游平淡极了，无非是过节问候，偶尔往北京去出差，顺道看一看，碰到组稿之事，请其帮忙。他们永远是诚恳的，可靠的，既使帮忙无果，也感觉温暖。

周明和阎纲，各有一事，我反复回味，始终觉得一种贤者之德馨。

有一年，我带妻儿过北京赴北戴河，忘了带照相机，便向周明借用。由于时间甚紧，约定在一个地铁口见。我辗转到了地铁口，就远远地游目搜寻。眼光逾越车辆和身影，发现他已经在等我。周明坐在地上，背靠着墙，两腿伸长，很舒服的样子。我赶紧跑过去，一声感谢，拿了相机，便辞他而去。

有一次，我和安哲探望阎纲。相叙之间，方庄一带停电，遂在黑暗之中继续论天论地，直到深夜。电灯不亮，电梯不行，就劝阎纲不必送了。阎纲说：“远道而来，怎么也要送。”便举着手电，从十七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送下楼。想着他将再移趾返上十七层，我和安哲不仅慨叹。那年，阎纲应该74岁了。

2019年秋天，阎纲回到陕西礼泉，养老于梓里。

虽然是高寿，且在养老之中，但阎纲却一直很忙碌。除了接待宾客以外，他还写作，编书，为青年作家传道、授业并解惑。岁月匆匆，阎纲也已经过了九十华诞。

2020年冬天，我约了几个朋友同行，看望了阎纲。他的身体刚柔并存，他的思维清晰且活跃，他的日常生活充实而舒适，这一切无不令人欣慰。这次见阎纲，我还意外地获得了他的墨宝，阎纲鼓励我，其书一幅：博观约取。他在落款处又撰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把阎纲和周明并列在一起，是因为我认识他们的一瞬之间，他们就在一起。他们也总是结伴，一起应邀回陕西参加文化活动。还有一点，他们的家都在关中。阎纲宅九嵕山下，周明宅终南山下，秦川之旷荡，也必会熏染他们。还有一点，阎纲1932年生，周明1934年生，少年是在民国度过的，他们难免会沿袭一些古风、古道和古典。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这是唐的气度，长安的精神，由阎纲和周明带到了北京文学界。

我愧无项斯之标格，然而经常得到先生的美言，是十分快乐的！

我收藏着阎纲和周明的贤者之风。时间会消蚀并湮没所有的破铜烂铁，但玉的光泽却会永在。

阎纲和周明，念及先生，想到先生，我总是喟然！

邢小利与仵埂

邢小利与仵埂是亲密朋友，曾经共学，可以论艺，可以适道，可以权，可以戏，也可以谏诤。若有事，便几近为盟好。不过性格之异，各如其面。

二十九岁，我尝有一蹶，然而并未不振。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发愿不仕。一蹶之后，就更无什么奢望和妄念了。古者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我至诚地想做这件事，没有不振，是指现在干干净净，除了生存，要专务文学。

不过文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埋头工作的精神是必须的，但唯埋其头，却大约不行。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前往邢小利家。我有关于大学生活的散文集出版，请他评论。

这件事是我和小利交游的发轫，印象至今清晰。那时候他已经调到陕西省作家协会，遂住了高桂滋公馆。高公馆有一座小楼和三进四合院，小利居四合院里的一间房。他这一间房又分一客厅，一卧室。我是冬天见小利的，尽管脚踩红木地板，我仍感觉湿冷。小利的文学以评论为主，他的评论文章不枯，不硬，观点氤氲于感受之中，所以我要拜托他。

小利答应爽快，且行动迅速，评论文章俄顷发表，对我是可贵的鼓舞。

评论我的散文，最早的是刘路，最多的是小利。不算在陕西文学综合评论中分析我的作品，只算小利对我的单独评论，共计五篇。这个分量非常重了，这份情意非常重了。

陕西评论家对陕西文学的发展，贡献甚大。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位评论家始终在追踪陕西作家的艺术探索，并全面地频繁地予以评论，一是李星，一是邢小利。其他评论家的声音也很宏亮，且有卓见，但李星和邢小利的声音却更为持久，尤能多重奏，多旋律，不分朝野，不分贵贱，不分亲疏。

在对陕西文学的研究上，邢小利和李星还有不同。邢小利显然超越了对某位作家的个人研究及某部作品的具体评论，这体现在他的多部著作之中。

实际上，邢小利不仅是文学评论家，而且也是散文家和小说家。作为散文家，世人皆知。作为小说家，过去其面目还比较模糊，不过2021年，邢小利有一部长篇小说行销，遂使其小说家的业绩骤然杰出起来。我以为他应该有一顶别的文人难戴的帽子：文学家。

也许在正式拜托小利以前，我和他在某种公众场合还打过招呼，礼节性地聊过，或共同旁观过路遥的发言，凡此统统忘了。唯在府上那天，会晤之际，我凝视了他。小利的脸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白净且泛红晕，遂想到了两个俗语：颜如宋玉，貌比潘安。这样的长相是容易吸引女孩的，然而我从来不指出这一点。1994年，参加汉中笔会，李燕珍，一个北京的编辑，竟高调明言：小利会受女孩喜欢。

小利也知道自己的佳长相，不过鲜有自矜的，唯李燕珍赞赏以后，他得意起来。那天他笑了三分钟，不，他一直在笑，甚至为了留住笑的样子，他连晚饭也不吃。

小利的佳长相似乎给他增加了特别的自信，一旦冲动，他就说：“谁能聪明过我邢小利。”众朋友皆乐，然而暗忖，小利也并不是吹嘘。

反顾岁月，凡过来之士，都会承认，1992年以后的一些日子是纵意的，率性的，欲望的满足大于理想的追求的。这些日子，我和小利及众朋友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且格外痛快。

讨论艺术、道德或政治，热火朝天，忽然便到了凌晨，肚子当然饿。这时候，保证营业的餐馆，是西安鼓楼北街一带的铺子。小利说：“走，咥面条。”齐声响应，就乘出租车两辆或三辆，骏奔吃面条。鼓楼北街的砂锅、烤鱼、炒米、煮馍或包子，什么没有，不过众朋友多是关中人，胃以面食为宜，又是夜宵，遂呼啸而去，咥了面条。小利提议，也就是小利结账了，屡屡如此。虽然面条不贵，不过毕竟也是支出。目击小利掏钱，数钱，我总是想这家伙干什么呢？除了工资和稿费，还从何处赚钱呢？

三十年以后，小利偶尔会慨叹经济紧张，并列出他的花费清单，包括父亲的、儿子的和诸弟的。小利深灌儒家文化，遂义要行，责要尽。

每隔旬日，众朋友要约陈忠实会食，陈也飨宴众朋友，愉悦之至。饭讫，往往要至歌舞厅唱几曲。陈忠实说：“你们去吧！想弄啥弄啥去。”极其开明，然而他的羡慕之情也不禁而露。我没有音乐天赋，嗓子也差，不过是作陪罢了。然而偶尔，兴致骤起，我也独入歌舞厅。有一次，唱了数曲，觉得乏味，遂至吧台付款。手伸进口袋，竟是空的。我打电话给小利，称不买单不能回家。小利说：“有钱，不过我在四川开会呢！这样吧，你告地址，我让我弟送钱。”半小时以后，他弟便送钱来了，并说：“我哥让我给你多留一些。”

由我和小利负责，为陕西作家出版过一套散文丛书。各有分工，一位在别的出版社当总编辑的兄长有权力，遂分派他印刷招贴海报。春节以后，北京有订货会，当此之际，用以推广此散文丛书。总编辑承诺慨然，保证办妥。不过到了春节放假之日，仍没有消息，我和小利便同行，诣总编辑。总编辑倒是拿出了一张设计页面，诸作也都有了位置，可惜放假了，往哪里去印刷呢？过年以后，就是订货会，毫无回旋余地了。总编辑舌头缠绕，不知所云，不过小利已经清楚此事落空。我也明白计划破灭，不快至极，只是碍于面子，沉默了。小利是散淡之士，偶尔还显腼腆之色。这天晚上，楼道空空荡荡，灯也不明。他突然暴怒，圆睁着眼睛骂总编辑，总编辑吓软了，其既未回嘴，更未动手。出了楼门，除夕之夜的寒气遍布天地，不过有热血流着，并不觉其冷。

小利喜欢朋友，对朋友很慷慨。他在樊川有一院房，经常邀朋友至其老家，品味田园生活。有一年中秋节，他电话一呼，近十位先生和女士呼啸而集。他也是几周才返故乡一次，到了老家，他必须洒扫庭阈，铺张桌椅，并陈设瓜果，涮壶洗杯而沏茶，一一安顿各位。七嘴八舌，海阔天空，月便明了。还得吃饭，就吩咐王悦下厨。须臾之间，几个菜蔬上来了，一盘锅盔携着热气和香气上来了。众朋友无拘无束，大快朵颐，有的不禁冒汗，难得体验了什么是酣畅。随之沿曲径登少陵原，以接天赏月。或席地而坐，或踟蹰而行，自主且自在。清辉普照，清风轻拂，瞬间脱离了尘世。忽然谁朗诵起了诗，其他人立即跟着朗诵。诗落，歌便起。深巷犬吠，犬不得不吠。东方未白，鸡竟争唱。

改革开放拓宽了中国人的见识，遂思想活跃，希望表达。嘤其鸣矣，一聚再聚，以求明道。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我和仵埂成了朋友。

小利做了我和仵埂的媒介，不过彼此往来无非是清谈。罕有实务，遂无利益和荣名。然而清谈也很费神，因为清谈难免显示是非、雅俗和善恶，也连接着价值观。清谈之范围颇为广泛，凡文学、哲学、宗教、读书、爱情、死亡及国家命运，皆有涵盖，且反复探索。

我和仵埂从来不研究怎么赚钱，仿佛自己是富翁似的。当然，仵埂比我有财，曾经向他借过一笔。也许仵埂早就忘了自己是债主，他也没有于公开场合披露过我是如何借钱的。顺便指出，须臾偿债，在下不欠账。

有一种时间似乎不能以长短衡量，也许应该以美丑判断才合适。我和仵埂起码有三个时间是美的，并能营养精神。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至西安音乐学院见仵埂。不遇，他在城北活动。我也是顺路所谒，没有约。到了仵埂的楼下，我才打电话给他。他嘱我敲门，其妻小龙在家。我诺诺，不过并未至其府上。我和小龙也很熟悉，然而还是觉得在宅外恭候合适。我遂盘桓于楼角，足有一个小时。新雪以后，空气清冽，杨树峻拔，尽管我的耳轮和鼻尖冻得生疼，我仍在楼角的旷地上踱着，直至仵埂归来。他步履匆匆，并未注意到我正徘徊着，是我喊了他。仵埂又是道歉，又是埋怨我不进屋，使我受了冷。我随他登其堂，坐且喝茶。久等以后，也不过问了问他和小龙的情况，聊了聊新闻。相晤为乐，欣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