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先烈，继往开来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是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刘志丹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尤其是西北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身，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在刘志丹诞辰120周年之际，回顾刘志丹的革命事迹，既是对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也是学习刘志丹革命精神与革命理论的良好契机。研究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对于在新时代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红色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纵横陕甘建奇勋

陕甘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唯一一块保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不但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挥师北上抗日的“出发点”，更是中共中央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刘志丹在创建陕甘根据地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做出过杰出贡献。

（一）领导军事工作，建立革命武装

大革命失败以后，刘志丹深刻感受到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兵运工作中探索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在兵运工作中结合陕甘地区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他坚持正确的游击战略，创建和发展了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西北红军逐步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领导渭华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1928年初，刘志丹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前往洛南县国民党新编第3旅，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人一起率领第3旅与渭华地区农民暴动队配合，正式起义。由于兵力悬殊，起义队伍尽管打退多次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但仍然遭受重大损失，至7月初，起义宣告失败。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为刘志丹之后的革命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即军事斗争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不断进行建立革命武装的探索，持续进行兵运工作。1929年至1931年期间，刘志丹先后担任保安县民团张庭芝部副团长、陇东民团谭世麟部骑兵第6营营长、苏雨生部补充团团长和军阀陈珪璋部任第11旅旅长等。刘志丹在进行兵运工作时重视发展党员，保持党员思想独立。“太白收枪”受挫后，刘志丹再到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王世泰后来回忆说：“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通过秘密的党组织活动，兵运工作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在军队中传播了革命的思想，在刘志丹周围团结了一批坚定革命的中坚力量。在兵运工作中，刘志丹坚持统一战线思想，利用民间武装和军阀武装，争取哥老会成员和国民党军官加入革命队伍或建立统战关系，这对陕甘红军和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志丹领导的兵运工作经历了多次挫折，但是他从失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始组建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刘志丹在兵运工作中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1931年夏，刘志丹在陇东地区的兵运工作又一次受挫，队伍被打散。刘志丹只身回到南梁，集合散落的队伍，沿着桥山山脉，很快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这支游击队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与阎红彦、杨重远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会合，后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由于时任红26军政委的杜衡顽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令红26军南下渭华创建新的根据地，导致红26军遭受重大损失，兵败南山，队伍被打散。面对险境，刘志丹克服重重困难，只身返回照金重新投入战斗，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1933年11月，刘志丹等西北党和红军领导人领导重建了红26军。随后，红26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驰骋陕甘的一支劲旅。1935年1月，在刘志丹领导下，陕甘根据地主力红军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牵制和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推动西北革命发展，客观上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

刘志丹坚持军事行动要配合坚强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要把队伍培养成为人民的军队。他自觉坚持群众路线，重视群众工作，深入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刘志丹始终保持对群众的深厚感情，人民群众也爱戴他。保安城传唱着许多有关刘志丹的信天游：“瓦子川，大梢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人欢马啸惊天地，大兵练好千千万。穷人听了心喜欢，地主老财吓破胆，穷人跟上刘志丹，要把世事颠倒颠。”从起义失败到建立西北红军，刘志丹历经挫折而初心不改，善于在实践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著名的优秀将领，被朱德誉为“红军模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授予36位对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作出卓越贡献的领导人“军事家”称号，刘志丹名列其中。

（二）创建陕甘根据地，保留“两点一存”

刘志丹在进行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根据地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领导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实践异常艰难曲折。寺村原革命根据地是党在陕甘边地区最早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红色政权的重要尝试。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召开群众大会，各村推举70余名代表，举行工农兵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由于杜衡不切实际地强令游击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队伍遭受巨大损失，只得再入陇东。在刘志丹的领导下，队伍决定前往正宁，准备在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此时，李艮来到游击队，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正宁得而复失。随后，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计划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刘志丹率领红2团北上正宁，又转入外线，攻克同官金锁关。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讨论红2团下一步计划时，刘志丹坚决反对杜衡的“左”倾错误，主张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发展巩固根据地，却被否定。在杜衡强硬要求下，红2团南下失败，照金根据地陷落。

刘志丹在兵运工作中屡次受挫，但是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1932年7月，刘志丹在见到领导两当起义失败后的习仲勋时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嘱咐习仲勋：“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刘志丹还留下特务队，调拨习仲勋领导，开展游击运动，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在包家寨联席会议上，刘志丹提出恢复红26军和创建南梁根据地，将创建根据地重心从照金转向南梁。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狡兔三窟”战略，决定建立陕北、陕甘边、关中三路游击区，开辟三个战场，扩大根据地建设。会议之后，红42师派出一批干部，拨出一些武器弹药，分头去开辟三路游击区。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恢复了照金苏区，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随着各县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随着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愈发不安，调集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严峻的形势，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周家崄会议，决定统一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分别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刘志丹统一指挥陕甘红军主力红26军、27军作战。刘志丹为西北军委起草动员令，命令红军与游击队紧密配合，迎击高桂滋等国民党军“围剿”部队，粉碎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刘志丹指挥部队转战陕北，连克六城，使得陕北与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开创了西北革命的大好局面。

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压缩红军在西北地区的生存空间，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刘志丹先发制人，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沉重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各部。就在刘志丹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之时，红25军到达陕北，与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率部南下。红军南下以后，获得几次战役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一步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习仲勋在回忆刘志丹时说到：“志丹同志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使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后，这里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刘志丹在陕甘地区建立的革命业绩在当时和现在都受到高度肯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前夕，《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陕甘地区进行了采访报道。范长江认为：“因于交通之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五人小组”负责处理西北党史遗留问题时再次充分肯定刘志丹的革命功绩：“谢子长同志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充分肯定了刘志丹领导建立陕甘根据地的重要历史贡献：“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刘志丹等革命家创建陕甘根据地，保留“两点一存”，是使得长征胜利完成的关键前提。长征胜利以后，新的革命高潮渐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推动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碧血丹心为革命

刘志丹在领导武装斗争、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但是他始终坚持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无私无畏，表现了其坚定的党性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刘志丹始终胸怀革命大局，与党内各种错误进行了复杂的斗争，竭力维护党和红军团结，展现了其崇高品德。

（一）遭受错误路线打击仍坚定不移

能否始终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是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都曾遭受过严重挫折。刘志丹革命生涯中也数次遭到党内错误路线打击，但他始终顾全大局，坚定不移，服从组织安排，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

1932年初，西北红军史上发生了著名的“三甲原缴枪”事件，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被缴枪，并有干部、战士被打死、打伤。缴枪事件发生时，刘志丹处乱不惊，顾全大局，保持了极大的克制，避免了因为内部分歧而可能导致的红军队伍的公开分裂。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和评价中共中央曾有明确结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