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齐围困　解放瓦窑堡

1935年9月，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和劳山战役相提并论的重大战果，那就是解放了陕北军事重镇瓦窑堡，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

瓦窑堡虽是个小市镇，但很早就有“天下堡，瓦窑堡”的名声和传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军事上比陕北23县中的大多数县城重要得多，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始终驻有重兵，并且都能发展、壮大。1916年反袁世凯帝制时，陕西靖国军郭坚率部北上，农历正月十五夜攻占瓦窑堡后，又相继攻克了清涧、绥德，军威大振，震动全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瓦窑堡驻过的部队，先后有田维勤、郭金榜、王保民、高双城、石谦、杨衮、种宝卿等，都是来时才一排、一连、一营，离开时便成为一团、一旅、一师，壮大、成长而去。

瓦窑堡也是马克思主义在陕北最早开始传播的地方之一。从1924年秋，在绥德刚开始建立西北最早的一个共青团、共产党特别支部时起，在最初进行部署第一个军事据点时，首先注意经营瓦窑堡。1924年底1925年初的寒假期间，赵通儒就在瓦窑堡传播马克思主义，后引导惠泽人、薛应昌等参加了革命。党在军队中最早的党员是石谦团的李象九、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杨仲远、史唯然、阎红彦等。1924年至1927年，瓦窑堡先后由共产党员李象九、李瑞成、王有才等连驻防，是西北大革命的中心之一。

1931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阎红彦、杨仲远、吴岱峰率领晋西游击队，过黄河，攻打瓦窑堡。游击队在玉家湾消灭了瓦窑堡驻军种宝卿团的一个骑兵加强排，然后速猛进攻瓦窑堡。瓦窑堡有三道城墙，晋西游击队攻进了第一道和第二道城内，种宝卿率领亲兵死守第三道城墙负隅顽抗，未能攻克。虽然晋西游击队攻打瓦窑堡未克，但共产党和红军的声威震动了陕北，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志气。红军游击队西去，同刘志丹、谢子长会合，红军整编、扩大，后发展为红26军，游击于陕甘交界。

1935年5月6日、7日，在瓦窑堡城东吴家坪、吴家寨、马家坪，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主力两日三战三捷，打死敌人两个营长，四五个连长，数名排长，百余名士兵；俘虏两个连长，数名排长，近千名士兵，其中自愿参加红军者数百人；缴获一门迫击炮，百余挺机枪，千余支步枪，以及两团人的夏衣、医药和两个月军饷。这三个仗，是1927年清涧起义至1935年初，九年间党在西北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最大胜仗，壮大了西北红军，扩大了西北苏区，锻炼了全体苏区人民。这三个胜仗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在苏区内外、国内外，都是极重要和极大的。这三仗之后，蒋介石的“剿共”军事、政治赌注，完全从对付江西转而对付陕北，调兵遣将，一言一动，无不是为了争取“剿共”在陕北的胜利。5月9日，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在秀延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玉家湾举行了近万人的祝捷大会，对苏区的党政军民，起到了全体总动员的作用。

祝捷大会后，敌人知道陕北红军所战皆捷，每战必胜，愈战愈强。红军的声威，把敌人吓得手忙脚乱。在玉家湾西50里的安定县驻军84师250旅500团一个营，带着安定县民团，逃入瓦窑堡。敌人逃跑时埋伏了坏分子，纵火烧毁安定市街，向外诬蔑是我军放火。安定县城成为红军彻底解放的第一座县城，安定全境除瓦窑堡外，全部成了红色区域。在玉家湾东50里的清涧县折家坪驻军，逃入清涧县城。在距玉家湾南80里的延川县永坪的敌人一个营，感到无险可守，也带着延川民团逃入了瓦窑堡。这样，瓦窑堡就驻扎了敌84师250旅500团团部及3个营、10个连，和安定、延川、安塞三个县的民团，以及由各县逃亡地主组成的二三百人一支反共游击队，由刘寿卿带领。瓦窑堡和绥德、清涧成为高桂滋84师在陕北据守的三个军事要地之一，绥德是师部驻地，清涧是旅部驻地，瓦窑堡则是团部驻地。瓦窑堡的敌军为了苟延残喘，强迫老百姓修寨子、战壕、碉堡、炮楼、梅花窖、城墙。城内和郊区人民，非常痛苦和痛恨。安定和永坪两处敌军逃入瓦窑堡后，人民知道即使敌军有精良武器，以营为单位，还是不敢驻守了。因此，瓦窑堡城内外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尽快解放瓦窑堡。群众的呼声，大多是通过他们所认识的瓦窑堡本地最老的共产党员和最大的领导赵通儒来反映的。

赵通儒是瓦窑堡城里人，他的亲人、亲戚、同学、朋友都在瓦窑堡及其周边，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和生死之交。他在瓦窑堡上的小学，后考入绥德四师，又帮助瓦窑堡的许多青年学生考入四师、榆中和延安四中，大革命时期是共青团绥德地委书记，土地革命初期是中共陕北特委的实际领导者。1930年到1935年，赵通儒在北京上大学，是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的学生，上大学的学费，是安定全县人民每家每户在正常赋税之外多出二升粮，折成银元，每年二百元，供他上大学。因此，赵通儒是安定县的名流，当时名声仅次于谢子长。赵通儒与阎红彦都是瓦窑堡本地人，都是有名的共产党人。阎红彦在队伍上，东征西战，好几年不听说了，不知到了哪里。而赵通儒就在附近，找到赵通儒就找到了共产党。这是敌我双方包括蒋介石、张学良在内的共识，都知道赵通儒是陕北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1935年11月26日，蒋介石、张学良给驻延安的东北军第51军司令部致电，通报赵通儒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51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记载了此事：奉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马电，据报，安定望瑶堡近成立伪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系赵仰普。赵为北大学生，新自北平来，沿途以考察陕北匪情为名，要求驻军护送，迄未发觉，等情。查赤匪惯用此等欺骗手段，各地驻军长官易为蒙蔽，希饬所属注意为要。[1]

赵通儒顺应瓦窑堡人民的要求，第一次向西北工委请缨解放瓦窑堡，未获批准。

玉家湾祝捷大会后，赵通儒负责释放俘虏，每名发三块银元，给瓦窑堡和清涧各放回了二百多人。被释放的俘虏初到瓦窑堡城下，敌人许其入城。入城一日，政训员及军官发现俘虏的思想言行大变，开口就是抗日抗日，还说红军给路费，自家官长却不给口粮，不给恢复军籍、编制。敌军赶紧把俘虏兵调出城外，由政训员考察和重新训练，并且将其中被释的排长、连长洗刷，要他们去绥德训练半个月，再重新入城入伍。俘虏们愤愤不平，请求我军进攻，他们愿作内应。赵通儒得到俘虏的口信后，第二次请缨解放瓦窑堡，仍未获准。

6月17日（农历五月十七日），秀延县4区区委书记徐锡龄率领赤卫军，用榆木炮进攻瓦窑堡，未得如愿而退。赤卫军撤退后，敌人出城疯狂报复，在南门外后桥村抓了一批老百姓，一次就屠杀了17个半（其中惠蛮儿杀而未死，被家人救回），制造了陕北革命史上有名的“后桥村惨案”。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瓦窑堡城西农民的自发围城，失败后被敌军屠杀了几名群众。

敌人的疯狂屠杀，没有吓倒英雄的瓦窑堡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强烈要求解放瓦窑堡。农民的两次自发围城，虽然遭到失败，但也清楚地表明，民心齐一，完全可用，只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解放瓦窑堡并非全无可能。赵通儒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和人民的要求后，第三次向西北工委请缨解放瓦窑堡。他的请缨书是口头的，主要内容是：“敌人疯狂围剿，十多年的工作地区，干部、人民遭受水深火热之苦，六县地区中我们还不能放手大干。解放瓦窑堡，我们只要占据一月或数月，大办党政军训练班、学校，培养干部，要蒋介石永世也‘围剿’不完我们！解放了瓦窑堡，我们也非永据不退。在战争中，我们难免要出出入入。但，并不因此我们今天不解放他！”[2]赵通儒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需要一个瓦窑堡，作培养干部，部署更大的作战计划，进行更残酷更长期艰难的战斗。我们有把握解放她。我们占领她一小时，一天，一月，一季，蒋介石将永远‘围剿’不完我们。我们解放了她，也不可能是永久占领，还得作必要的退出，那怕我们是占一天占领，还是要解放她……”[3]

第三次请缨尚未批准之时，李少棠派人带着写给赵通儒的信来找我方，要求释放马家坪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他本人和营长叶英贤两人的老婆。党政军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等和赵通儒开会研究。朱理治提出，根据中央和福建人民政府谈判的三条件，和敌人谈判一次再说。另一名同志则比较实际，提出：“给些短枪及子弹；给些长枪子弹，不得少于一千发；给些迫击炮火帽和药包。这三条做到，可以释放。”郭洪涛提出：“派一个小游击队做谈判的保护武装。这支部队有50来人，20来条枪。”会上，赵通儒主动请缨，愿去谈判，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为了表示我方的郑重态度，我方以“国书”形式通知了李少棠。“国书”写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赵通儒，前来全权代表党政军民和你们谈判抗日……”李少棠收到复信后，考虑到部队里的团政训员是蒋系特务徐克钜，进城太危险。最后商定，以城东成功寺庙旁西瓜地里一孔旧石窑作为谈判地点。会谈中，赵通儒首先提出了我方的三项主张：一、不进攻苏区和红军；二、允许人民有抗日之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抗日。李少棠答复说：“抗日是全国大政，不是我一个团或一个师这点力量可以谈的。只要上级不下令，我不主动进攻苏区或红军；如果有命令，我可以提前通知贵方或延缓执行，或量力而为。”接着，赵通儒劝说李少棠起义。李少棠推脱说：“我驻在这里的只有5个步兵连，不到全团人枪的三分之一，其中还有蒋系特务。贸然起义，会把我的基本力量全部拉垮，太可惜了，对革命的作用也不大。高桂滋和蒋介石矛盾很深。你们去绥德向他活动，劝他与红军合作。只要高桂滋起义，整个就有办法。”赵通儒谈到红军缺乏枪弹时，李少棠说：“子弹倒有办法，我给两千发。枪支都在连内，调出实在困难。我有一些私枪，回头都送给你们。”谈话至此，二人握手告别。

关于这次谈判，开国少将陈克功后来回忆到：马家坪战斗俘虏的敌人，后来交由县上处理，被俘的敌军官的老婆，成了红军与瓦窑堡敌人交换的条件，也就是红军还他们的家属，而他们送红军枪枝弹药。这是由于红军当时武器、弹药没有来源和得不到及时补充的缘故。这个谈判和交换由陕北省政府派赵通儒同志执行。上级指定我们赤卫队担任掩护任务，防止敌人变卦并保护赵通儒同志的安全。交换地点在瓦窑堡郊区张家沟岔上一个菜园子里。由于敌人要人心切，谈判和交换非常顺利。他们派人送来了枪枝和弹药，以后又送来了烧酒，这对当时进一步武装红军是有一定作用的。[4]

赵通儒与李少棠的这次谈判，是西北革命史上的创举。由于事先做了周密部署，加之客观上敌人有求于我，谈判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敌人送来了4支驳壳枪，200粒驳壳枪子弹，8支捷克式步枪，2000粒步枪子弹，10个迫击炮火帽，30个迫击炮药包。我们则释放了两个女俘。谈判得来的军火，把瓦窑堡周围三万多群众和战士团结动员了起来，对瓦解敌军起到了双方都始料不及的作用。

谈判结束后，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苏维埃在永坪召开了总结会议，正式批准了赵通儒的第三次请缨，同意以围城方式解放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瓦窑堡革命委员会，赵通儒任主席；成立瓦窑堡围城总指挥部，赵通儒任总指挥，统一一切党政军民的调动、指挥工作和职权。陕北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代表组织当面向赵通儒布置围困工作：“省保卫局建制中的一个保卫队编制不动，由南树林带领，归你指挥。驻瓦窑堡城南制高点黑山子梁的保卫队一个班，也在围城期间归你指挥，编制不改。秀延4区和13区的两个小游击队，各有十几支步枪，由你统一改编、扩编。瓦窑堡四周十里以内及城郊人民，归你负责。与秀延县党政联系配合，在向敌人进攻退却时可以指挥秀延县的党政机关。一切围城部队、赤卫军，统一归你指挥。”本着人民的热望，和内外上下一心一德，赵通儒慷慨地接受这个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立即成立了瓦窑堡革命委员会及瓦窑堡围城总指挥部，指挥部设在瓦窑堡城东二三里的湫沟台村，进行围城工作。

瓦窑堡城内外敌我双方的力量十分悬殊。敌人有一千五六百支好枪，7门迫击炮，百余挺轻机枪，数十支手枪，弹药充足；近2000正规兵和安定、安塞、延川三县民团；空中还有飞机接应。我方全部不及40支步枪，每支枪不及5粒子弹，能用之枪不及20支。全部能跟上跑的战士不及150名，好多不会用枪，不会用手榴弹。还有近20名十三四岁的小孩子。

面对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为什么赤手空拳或等于赤手空拳的我们，敢向强大的敌人和坚固工事进攻呢？因为，赵通儒深知敌人有几个致命的缺点：一、农历四月上旬吴家坪战斗前，瓦窑堡全城存粮不及500石。城内居民万余，每日非三四十石不能过日子。吴家坪战斗中，敌军虽损失一营，但安定县城及永坪两个营逃入瓦窑堡，随军逃来的地主民团又千余人。我们把三战所俘又放进去200多人。敌军及党政机关民团2000余人，数十匹马骡，每日至少需15石至20石粮不可。城内耕畜、磨坊牲畜、居民用畜、店铺用畜不下百头，每日非草千斤不可。城内存草不及万斤。二、农历四月十日至五月上旬，城内已缺粮，每次出城，除屠杀后桥20余人外，每次皆以抢粮为主，已顾不来作战。三、农历六、七、八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四、瓦窑堡东距清涧近百里，徒手没几人一天能走到。北距老君殿110里，比东面山多沟多路难走。南到延安180里，两天要受忙。西距靖边300多里，根本无望。五、经过三战三捷、后桥惨案、瓦窑堡城下谈判、释放女俘和战俘等一系列斗争后，敌人军心动摇，郊区人民不分男女老小斗志高昂，一心要报仇雪恨，赶走、挤走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