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不红也很甜西安徒步到延安

沿着崎岖的小路，终于爬到了宝塔山顶，俯瞰革命圣地全城，遥望不远处的伟人故居——枣园，三个离家千里却心红似火的少年，历尽艰辛，仿佛重见亲人般泪洒衣襟，情不自禁地高呼：“我到延安了！我到延安了！我到……延安了！！！”

我永远记得自己这辈子引以为荣的这一“高光时刻”。它定格于1966年11月底的一天，我，和两个来自上海，同样出身“背景”的青涩少年，怀揣着“我是好孩子啊”的信念，一步步印证自己，勇敢丈量了八百里三秦大地，最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陕北的老乡曾说：“娃娃，不红的火晶柿子也甜。”如今，每当回忆这段历程，老乡的这句话总是萦绕耳旁，令我饱含老泪，感慨万千。

一封介绍信

那一年，恰逢我们在“备考”，那场“特殊时期”的大幕被徐徐拉开了。也不知是谁按下了“暂停键”：全体在校学生一律进入“停课”状态。按照外地经验，同学们纷纷自发行动起来，瞬间不同观点、五花十色的红卫兵组织就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以前大家以胸前佩戴共青团团徽为荣，现在摇身一晃，又都以左臂佩戴红袖标为时尚。当时想成为红卫兵的条件是：要么家庭出身“纯正”，要么“苗红根正”。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破碎了我继续求学的美梦，更让我惊悚的是，一夜之间我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共青团员，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家庭出身就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挺不起腰来。自然而然地我就被甩出了“革命阵营”，与同学们的交往也渐行渐远，成了“弃儿”。

仲夏时节，红卫兵们又纷纷“组团”到外省市学习考察。看到大家外出，我很纠结。有同学悄悄告诉我，到外地去学习考察，首先得是红卫兵，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封证明你身份的介绍信。这启发了我。于是，我动手划了一个学生证，并填上了校名、班级、名字、年龄，还特意增加了一项“政治面貌”栏目，郑重填写上了：共青团员。

带着这本自制的学生证，我来到了校园西南角的教工家属区的校长家。我先作了自我介绍，由于担任过班级的班长，他认识我。

“朴校长，我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我想请您给我开一封介绍信，并再帮我补办一份学生证。”

“你为什么没有和你班同学一起走呢？”

“我已经申请加入红卫兵了，但还没有得到批准……”

“嗷，我明白了。”

校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就径直向厨房走去，我听到从厨房里传来翻腾东西的声音。出来时，见他手中拿着一个红布裹着的，落满了灰尘的小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我看到里面是学校的“大印”和一盒印泥。他转过身去，又在墙上“语录板”背面，抽出一本灰色封皮的书，拆去封皮后，里边露出来的竟是一册我们学校的空白介绍信。校长在介绍信上工工整整地写道：

各地红卫兵接待站：

兹介绍我校学生马xx、共青团员，前往贵地学习革命经验，请接洽为盼。

致革命敬礼！

市第一中学（公章）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

他把学生证和介绍信摊平在桌面上，为它们印上了“市第一中学”清晰而又鲜红的校印！那时他已不受待见，只能闲赋在家、闭门思过，更鲜有人找他办理公事。

在离开时，我看见，他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员一样，匆匆忙忙地将红色小包又塞回到厨房杂物堆里面了。校长神秘的举动似乎告诉我：你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介绍信了。想到可以去见毛主席了！我激动不已，鼻子一酸，眼含热泪，狂奔而去。

结伴在北京

同年10月底，我和上海胶州中学的金忠尧、长白中学的张沪生，还有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们一道，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下来我们三位开始商量下一步的“去向”。

当初我是只身一人，凭着一封介绍信来到北京，并被“进京红卫兵接待站”分配到西直门小学住宿。其间结识了金忠尧、张沪生二位同学。金忠尧个头很高、尖顶、颧骨略高、白皙、典型的南方人。他讲一口沪腔的普通话，讲话语速很快，有些鼻音。他是位共青团员。张沪生的真实名字我已经忘却了，或许最初我就只知道他姓张，而“沪生”只是为了写这段经历而给他“拟定”的名。他年纪不大，身材矮小，即便是沪腔普通话，有时还需要金忠尧从中帮忙我才能听懂。他说自己是“初中生”，可我和金忠尧都觉得，他充其量是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而已，是个小弟弟。

在西直门小学期间，我们三位同住一间教室，同睡一铺大板炕。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上海人“干净、抗冻还有自信”。11月份的京城已经进入初冬时节，夜晚很凉了，但他们二位每天都坚持在室外洗冷水浴。在瑟瑟北风中，他们只穿短裤，全身打满了泡沫，有时还互相戏水。这成为当时“接待站”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引来了不少外地同学的驻足观看。再有张沪生时常把“阿拉上海人”挂在嘴边，他说这话时的口吻与那小小的年龄，矮小的身材似乎不那么协调。但他又时时充满着自豪与自信，最终让我相信他们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抗冻、我们天生就以自己是上海人为自豪”的说法。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大概的原因，就是家庭出身都有“缺陷”，都没有被批准戴上红袖标。“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把我们这几位“未成年人”捆绑在了一起，也才有了一段至今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在我们结识二年后，我们的身份又转换为——“知识青年”。1968年秋我插队到辽西成为知青，金忠尧则来信说他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兵团战士。他还告诉我，他乘坐的火车途经了我插队的县城，曾幻想能和我见上一面。

经过“民主”协商，我们决定放弃到外地去学习运动经验，而是先到西安，再徒步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我们要像抗日战争期间大批知识青年奔赴革命圣地一样，去延安寻找革命的真谛。我们要用挑战自己身体和意志极限的方式，来宣誓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辈的长征精神，表达我们与旧思想、旧家庭彻底决裂的革命意志，证明自己是“好孩子”。

当时，在北京各个大学、红卫兵接待站，甚至大街上也贴有许多像今天的“旅游攻略”，这些“攻略”详细地介绍了到各地大专院校及革命圣地等乘车、住宿、参观事项。于是我们就带着笔和本，到处寻觅适合我们的“攻略”，再把它们抄下来。回到宿舍后就趴在通铺上，对照地图，研究和讨论“策略”。

大约是11月上旬，我们终于爬上西去的列车。本来20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终竟用了近两天两夜才到达西安。

交大哥哥

“红卫兵赴延安长征接待站”设在西安站前的解放饭店内。接待我们的是位大哥哥，在看了我的介绍信后，满脸笑容地说道：“啊，小老乡啊！去延安？”

“是，我们要去延安，您是东北的？”

“岂止东北，我姥姥家就住在你们学校墙外的康平街。我从沈阳“铁中”考到交大，现正在等待毕业分配。”

“你们几个人，他们也是你的同学？”

“阿拉上海人，是上海学生……”

金忠尧忙用手触了张沪生一下，示意他不要多讲话，因为我们三人只有一封介绍信。我接过交大哥哥的话题继续说道：“我们是在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后，一起过来的。”

“他们是红卫兵吗？”

“我们都申请了。”

交大哥哥没有再问什么，而是把话题转到了“长征”上。他大意说：这里到延安有800多里地，路不太好走，路上还可能遇到狼。你们都是初中生，年纪尚小，应该响应号召返回老家“就地运动”。听到这儿，我看了金忠尧一眼，他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接过话题说道：“为了追寻和发扬革命先辈的长征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艰难险阻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请您放心吧！”他略显紧张，但动情而激动。

交大哥哥看了看金忠尧，平缓地说：“按照规定，你们可以领取‘沿途伙食补助费’，标准是每人每天4角钱，往返按4元钱发放。沿途每隔几十华里，就设有一个接待站，沿途有路标。如果你们能赶上饭时，就可以在那里免费吃饭、住宿和补充途中用水。第二天，还可以和其他队伍结伴而行。如果错过了接待站，你们也可以在沿途农民家求宿，但要按规定支付伙食费用。陕北农民心地善良，淳朴忠厚，对外地学生照顾得都很好。再有，陕北天气很凉了，接待站可以发给你们棉上衣和旧解放鞋。但在返回原籍后，你们要把棉上衣上交到学校。”

就这样，我们每人领取了一件崭新的黑色棉上衣和一双旧矮腰解放鞋，还有许多馍馍。他又破格多给了我们每人4元钱的伙食补助费。每人8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数目的“财富”了。

“你们这支小队，是经我手批准的人数最少、年龄又最小的集体”。

交大哥哥的话流露出他的担忧，他又给了我们一份类似于“路条”的函件。叮嘱如遇盘问，就出示这张函件；如遇困难，沿途各界也都会帮助你们的。他还发给我们《红卫兵西安至延安长征地图》《红卫兵长征途中注意事项》等资料。

二年后，在学校秩序恢复正常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黑棉上衣上交给学校。”完成了交大哥哥的嘱托。

按照“攻略”，我们制定了总计十天的行军计划：包括起床时间、行军里数，以及接待站或落脚地点等，并把这些一一标注在地图上。对于我们，每天及时赶到下一个接待站意义“非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有饭吃有床住，才能路上不遇到狼，才能按时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每人每天负重前行80里，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三个少年来讲，他们并不知道这有多远、多难。如今透过屏幕，看着那连绵不断的沟沟，一道道的坎坎，一座座的山峁，还有那刀削一般陡峭的山崖；想到那能看到沟沟对面的“大队伍”，但一条延绵蜿蜒的沟壑却把我们隔开，让我不能上前与他们搭话的画面……我在想当初究竟是什么在鼓舞或支撑着我们走完这沟壑纵横交错、脊梁鳞次栉比的黄土高原？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亦或是……

讨论中，“阿拉上海人”张沪生动情地说道：“二位大哥哥，请你们放心，虽然我只有14岁，但我绝不会拖你们的后腿。”说到这儿，也许是想家了，也许是胆怯了，他竟呜呜地哭了起来。金忠尧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我则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后背……遗憾的是这位小弟弟在返回上海后则再无音信。

丈量三秦大地

就这样，穿着交大哥哥发的崭新棉衣，怀揣着“路条”，默诵着“……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像当年的红小鬼一样，一步一步地丈量了古都西安到革命圣地——延安的距离。是“长征”把三个少年的足迹刻录在黄土高原上，完成了他们人生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壮举！

每天清晨，睡眼惺忪的我们，匆匆爬起来，吃上一口馍馍，喝上一碗粥，背上行囊，就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傍晚到接待站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热水烫脚、挑破那接连不断产生的水泡甚至血泡，再包扎好，让它尽快恢复，而后才是一瘸一拐地去食堂打饭。我们都不喜欢吃小米饭，可一想到30年前长征先辈们常以草根树皮充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挑剔？接待站没有自来水可供，两位上海伙伴再也不能像在北京一样天天“沐浴”了，可这一路上，他们从来就没有为此而抱怨过。

一天，夕阳西下，我们撑着大步，一步一晃地来到了“铜川红卫兵接待站”，当看到这几个大字时，突然就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接待站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铜川的“南关”，下一个接待站在“北关”，现在时间尚早，你们也可以到“北关”食宿。于是我们就忍着双脚疼痛，支撑着迈向“北关”，谁知道啊，铜川长街的尽头，才是我们要寻觅的北关“接待站”啊。当年铜川市区给我的印象仿佛就是一条大道穿城而过，大道的两旁皆是陈旧的起脊民房。偶见店铺，没有公交车、没有交通岗，道路坑坑洼洼。初冬黄昏下，我们的身影在路边上缓缓地移动着，街的两侧有几家挂着招牌的饭馆，门可罗雀。看到这一切，张沪生又发声道：“阿拉上海任何一条街道都比这儿繁华啊！”

在这条“长征”路上，我们时常被一些身着草绿色服装、扛着红旗，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几十人的“大队伍”所超越。我们这支没有红袖标、没有红旗引导，按照17岁、14岁、16岁的顺序，自觉排成一队的“小队伍”，引来了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好奇与关注。“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红军不怕远征难’！”“阿拉上海人！”张沪生如是大声喊道，喊声在沟壑里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