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贺光华的延安岁月

一、在延安的岁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今北京）西郊挑起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为表示共赴国难的诚意，共产党将沿用6年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作了调整，改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副主席，萧劲光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直辖的总参谋部，由聂鹤亭任部长。总参谋部下设4个局，第一局为作战局，局长何长工；第二局为情报局，又称技侦局，局长曾希圣；第三局为通信局，局长王诤；第四局为管理局，局长陈奇涵。贺光华担任二局三科科长，三科共有陈福初、邱兰标、谢特山、况步才、陈定鉴等10位同志。

8月下旬，长征到达西北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八路军的3个师——115师、120师、129师陆续开赴抗日疆场。10月间，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正式组成，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中央军委参谋长萧劲光是贺光华在红5军团工作时的老首长，他上任后在二局见到贺光华，亲切地询问了贺光华这几年的经历，然后嘱咐说：“技侦工作十分重要，它为军委首长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提供重要依据。贺科长，你们通过技侦手段获得的情报，要作综合分析，反复验证，尽可能搞得准确些。”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技侦工作范围一度缩小，机器、人员也减少了。贺光华时时感到三科的人手不够用。在人员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贺光华要求全科同志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每小时的译电量不能低于100个字。有的同志觉得这个指标太高不好完成，贺光华给大家鼓劲说：“几年来，反‘围剿’，长征，我们一直过着动荡的生活，吃饭都没保证。现在有了安定的环境，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们的效率当然应该高一些。再说，我们的许多战友去了前方与日本鬼子拼命，我们在后方多译一个字，他们在前方就可能少流一滴血啊。”这番话打动了同志们，大家更加勤奋地工作和钻研，每小时的译电量普遍达到了100个字以上，有的同志还达到了200个字。

115师在山西灵丘取得平型关的首战胜利后，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军民颇有死伤。为避免损失，军委总参谋部进行了疏散，二局和一局迁至延安城东北郊的王家坪。

在王家坪，贺光华有一天译出了一份有关钱壮飞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国民党贵州特务机关发出的，大意是：现在查明，共谍钱壮飞（钱潮）确系落入土匪之手，其妻自上海携款来赎未果，钱已被杀。贺光华在长征途中收译过要求寻找钱壮飞的电报，后来又听曾希圣局长讲过钱壮飞的事迹。贺光华对钱壮飞如此牺牲的结局很是痛惜。

1938年1月20日，延安为牺牲在西征路上的董振堂举行了追悼大会。贺光华请假赶去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宣布：将董振堂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改为“振堂县”。在追悼会的会场，贺光华意外地遇见从新疆归来的老首长李卓然。追悼会结束后，他便随李卓然来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李卓然的新职务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贺光华说：自己在援西军工作了一段时间，知道李卓然等率西路军进了祁连山，但是后面的情况就不了解了。李卓然简略地讲了他与李先念、李特、程世才带领西路军余部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的经过，有些遗憾地说：“其实，出祁连山时，我们还有八九百人。我的意见是直奔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可多数同志听不进去，一定要打安西县城，以为安西城里只有民团团丁200人。结果，发起战斗才知道，安西城里有新到的马家军骑兵两个团，我们不但没打下安西城，还损失了几百人。等撤出战斗退到星星峡时，只剩下四五百人了。这一仗不打就好了，那几百位同志也不至于在眼看到达新疆时牺牲、被俘了。”

贺光华问起董振堂牺牲的情形，李卓然沉痛地说：“董军团长带领红5军在甘肃高台坚守了好几天，最后吃了刚收编的民团的亏，民团叛变打开城门，马家军才冲进城。董军团长跳城墙撤退摔伤了腿，走不成路被马家军追上，他打到最后一颗子弹。董军团长牺牲后，马家军砍下了他的头，挂在高台城的城门上……”追述到这里，李卓然的眼睛湿润了，他遥望着西方说：“贺科长，咱们都该像董军团长那样，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不向敌人、向困难低头！”

贺光华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王家坪，把对董振堂的悼念化作更加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

1938年3月，曹祥仁从抗大学习归来，任二局副局长，连续举办了3期服务训练班，技侦人员和机器都增加了。贺光华支持曹祥仁的做法，还鼓励三科的人员到曹祥仁办的日语训练班跟着学。他自己也要了一份日语教材，得空就翻翻。

11月，为了防空和保密的需要，二局迁往延安以北的安塞县碟子沟。碟子沟地形很好，便于保密，但只有几十户人家，闲窑很少。二局人员挤了再挤，住处还是不够。二局领导动员同志们自己动手，在老乡的指导下打了一排窑洞。贺光华为打窑洞手上磨出了血泡，他住进新窑洞办公后，对毛泽东的名言“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1939年1月，已接替曾希圣任局长的曹祥仁通知贺光华到抗日军政大学去报到，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的学习。进学校学习是贺光华久已盼望的事，他交待了工作，兴冲冲地打起背包，赶往驻延安凤凰山的抗日军政大学报到，近70里路，大半天就跑到了。他被安排在第五大队。

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9年1月28日，抗大第五期开学，全体学员有4900多人，比前四期哪一期都多。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望着人山人海的学员，高兴地感叹道：“这真是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毛泽东也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代表中共中央讲了话。毛泽东说：全国都有学校，有学军事的，有学政治的，有学其他的，我们抗大就是学军事政治的其中之一。但我们有特点，我们学的东西，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还有艰苦的工作作风。

第五大队驻坪场，大队下设敌军工作训练队和参谋训练队，学员大多是八路军的干部，也有一部分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贺光华在参谋训练队学习，课程有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还有兵器、筑城、地形知识、交通、军制、马学、卫生学等科目。他自感文化程度低，有些课听起来困难，便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虚心向同学请教，哪怕这位同学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小青年；二是利用课余时间补习文化，从根子上补起，通读高小和中学的《国文》《数学》课本。

几个月下来，贺光华不仅初步掌握了参谋业务的基础知识，文化程度也有不小的提高，对以往首长们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的一些指挥决策、用兵方略，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以前在译电中遇见的一些不解其意的词句，也大都找到了答案。

开了春，罗瑞卿副校长号召全体教职学员都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要求每人开荒2至3亩，还要自己动手纺线、织布做衣服。开荒不难，只要肯出力，谁都能抡起镢头干；纺线织布也不算太难，练一阵就能学会；只有做衣服，实在是太难，连许多女同学都被难住。贺光华10年前差一点就出师当裁缝，此时为完成生产任务重操旧业，居然并不生疏，把军装裁剪得像模像样。同学们发现了他的专长，纷纷找他“变工”——他们替贺光华开荒，贺光华替他们做衣服。贺光华虽然只开了4分荒地，却裁剪了十几套衣服，与同学们一起胜利完成了生产任务，还受到五大队领导的表扬。

此事惊动了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张际春曾在红5军团政治部当过宣传部长，与贺光华很熟悉。他来看了贺光华做的衣服后连声称赞，还问道：“你这手艺怎么没在5军团露过？”贺光华回答说：“为了学做衣服，我没少挨师傅打骂，参军以后就不想再摸剪刀了，谁想到如今搞生产又用上了。”

毛泽东听说抗大的生产搞得好，出席了抗大的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讲演。毛泽东说：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学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这番话让贺光华想到：自己的裁缝手艺还真不能丢，按毛主席的说法，这手艺关乎人人都参加劳动的“新的中国”。

在抗大学习的一个好处，是能听到许多首长所作的精彩报告。仅1939年4月、5月，贺光华就听了毛泽东《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纪念五四运动的讲演，还听了王稼祥关于学习问题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所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129师政委邓小平所作报告《关于敌后工作的策略》。

从西路军回到延安的陈昌浩也来抗大作了报告，他主要讲解日寇的政治宣传与我们的对策。陈昌浩的报告旁征博引、分析透彻，贺光华听了感到很有收获。等陈昌浩作完报告，贺光华走近讲台与他相见，给他敬了礼。陈昌浩一眼认出贺光华，高兴地说：“贺科长，我现在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你有时间可以到我那里去坐坐。”

6月下旬，由于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加之陕北粮食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将抗大和陕北公学迁往晋东南。7月，罗瑞卿率抗大等校师生6000余人离开延安，前往山西敌后。贺光华所在的第五大队和第一大队工农干部队、第二大队职工队留在了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许光达任校长。两个月后，贺光华从抗大第五大队毕业。

贺光华本想在毕业后到前方去工作，可抗大的干部却告诉他，军委总参谋部的首长一定要他回到部里安排工作，而且通知他不要回安塞二局，直接到延安城郊的王家坪去。

贺光华不大情愿地来到总参谋部驻地王家坪。这时候，萧劲光已到留守兵团担任司令员，滕代远接任军委参谋长，总参谋部部长也改由陈奇涵担任。

陈奇涵找贺光华谈了话。陈奇涵是贺光华在红3军工作时的老首长，对贺光华知根知底，开门见山便说：“我知道你想上前方，可都去前线，这里的工作谁来做？我还不是一样，正在绥德警备区守河防，抵挡日本鬼子过黄河，上级一句话就把我调回来了。”

贺光华知道，陈奇涵原任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只干了两个月就调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才把黄河河防整饬好，又被调回延安。贺光华想：老首长以己为例，是希望我能够正确对待个人愿望和组织需要，便坚决地表态说：“我是想上前方打日本鬼子，但只要组织上需要，我没二话，一定留在二局安心工作。”

陈奇涵说：“不，这次你不回二局，我们要你到缺人的一局作战科工作，当副科长。你在二局原任科长，现在学习归来却当副科长，不要闹情绪哟。”

贺光华不介意地说：“你了解我的，在红3军，我已经当了排长，还不是又降下来当了警卫员？”

陈奇涵笑着说：“我记得这件事，正是因为了解你，才把你调回来呀。”

就这样，贺光华被任命为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科副科长，第二天即来到驻王家坪的一局作战科上了任。作战科科长叶楚屏是湖南平江人，原为红3军团的干部。叶楚屏和全科十几位参谋热情地欢迎了贺光华。

二、总参谋部作战科长

总参谋部第一局即作战局，局长由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郭化若担任。郭化若是一位在军事理论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型干部，时时有论著问世。

一局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滕代远参谋长和陈奇涵部长每天上午到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办公室汇报，晚间11点到军委主席毛泽东住地汇报。汇报内容为一天的国内外军事动态，对这些动态的分析以及如何应对的建议。听取、记录王稼祥和毛泽东的指示后，滕代远和陈奇涵再返回一局传达毛泽东、王稼祥的指示，由一局作战科起草电报发至各大单位，如八路军总部、各师、各大军区和留守兵团，新四军军部和江南、江北指挥部。各大单位结合本部队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军委首长的指示。

为便于作战指挥，滕代远建议在王家坪增建一间独立于其它房舍的作战室。当时的延安建筑材料奇缺，一局的干部、工作人员在延安城边发现了一座半倒塌的废弃旧庙宇，便将其拆掉，把砖石木料运回王家坪，在山坡上建起了作战室。贺光华参加了搬运砖石木料的劳动，作战室竣工后，他又与同志们一起，在作战室里挂起了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各战区的作战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