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到彼岸吗？

“深濑先生，能看到对岸吗？”

高台上的养老院里，午后总是充满阳光。树木覆盖的绿地，在眼前拉伸得又细又长。我决定晴天下午1点左右去探望深濑先生。我能做的也只是推着轮椅在那个公园里散步。深濑先生摔倒之后这三年时间里，已经差不多能写自己的名字，能认得出我了。偶尔，我会偷偷让他抽烟，观察他的样子，推测一下深濑先生的思绪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深濑先生就只是望着窗外。

“深濑先生！深濑先生！……”

我试着向他打了好几次招呼，他只是望着窗外远处，身子连动也不动一下。

有一天下午，我隔了好久前去拜访他的时候，偶然翻看了一下放在床上枕头边的笔记本。

“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

笔记本的正中间部分，写了差不多有三页半。这是深濑先生的字。他可能明白自己所处的状况吧。这让我感到惊讶，同时又觉得很不安。医生告诉我们，由于脑挫伤损伤了一部分大脑，记忆也丧失了，只留下了一部分，而且重返社会所必需的“意志”已经不在了。他应该是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状况的。实际上，多年来照相机一直在他的床铺旁边放着，却没有使用过的痕迹。笔记本上留下的，像是深濑先生忽然明白了自己的状况之后乱写一通的字迹。我不由自主地站在四楼窗前往下看，红色或粉色的杜鹃花树丛沿着建筑物排成排。深濑先生也许会跳下去吧。午饭后悠闲舒缓的时光，大家那平稳的情绪充满了整个大厅。远处，多摩地区的住宅整齐地排列着，沐浴在波浪一般的阳光下，闪烁着白光。

“人生是无聊的，摄影就是消磨时间。”

深濑先生的声音重新在我耳边响起。连无聊这种心情都已经无法意识到的深濑先生，莫非已经全都明白了？我把轮椅推到大厅尽头的桌子那里，然后，凝视着深濑先生的脸，凝视着他那双小眼睛。

“深濑先生，深濑先——生，听到了吗？能听到吗？”

深濑先生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四方形的窗户像相框一样映在他的瞳孔上。初夏那郁郁葱葱的树木随风起伏，光在他的眼睑深处闪耀。午后的阳光照射在飘扬的叶子上，光辉增减摇曳，同时也想要到达深濑先生的视网膜上。正是这世界上的光芒想要唤醒他的那颗心。然而，和往常一样，深濑先生的心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深濑先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一边看着笔记本，一边用手指模仿着写“狂”这个字。在纸上比画的同时，我也一直盯着深濑先生的眼睛。不知道他是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只有窗外那明亮的绿地填满了深濑先生那双眨动的眼睛。尽管完全没有表情，在那仅仅一次的眼睛眨动中，也能感觉到生命的光芒。但是，我不认为他听到了我的声音。

深濑先生，您能写自己的名字吧？还可以写其他的吗？我们来练习写名字吧！有人想要深濑先生的照片的话，我冲印好之后来请您签名。没有签名，就没人买照片，我们一起练习吧。“深濑昌久”这几个字笔画多，写起来比较难，只要写“Fukase”就可以了，或者写只有三画的“F”也行，总而言之，不是深濑先生的字好像不行呀。“以后，照片卖得好的话，我们两个人到暗房里分工合作，一张一张地把照片冲印出来，这样冲洗起来也很轻松，用2B铅笔签起名字来也很开心。”您这么说过吧？“用圆珠笔写过几十年就看不见了，只能用加了铅的铅笔！”您还这么说过。据说有人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买了五十张《鸦》和《洋子》呢！签起名来想必也很辛苦吧？可是，这即便是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却无法传达给将拍照作为人生追求的深濑先生。一般来说签名都是签名字，但也不需要拘泥于名字，用“狂”来代替签名也可以呀。但是，最后能写的文字只有“狂”这个字吗？这可不行呀，深濑先生！

死亡通知明信片

1992年6月20日深夜，梅雨前线横亘在关东地区，随着气候影响加深，雨势也越发猛烈。那天晚上，我在自己家里睡觉。台风一般的风雨敲打着窗户，令人难以入眠。明明电话铃声一直在响，我却一时没有注意到。

“深濑先生摔倒了。”是黄金街的“沙雅”的声音。

“东京女子医大！”

仅凭这一点，我就很清楚这件事的发展趋势了。该来的终于来了。因为已经两次从熟悉的店、熟悉的楼梯上摔下来了，老板娘甚至为深濑先生装了扶手，可他还是滑倒了。我从川崎自己家出发，出租车在倾盆大雨中持续奔驰。雨水从前方侧面袭来，那感觉简直就像是在以迅猛的速度潜入水里。与其说这是前往医院，倒不如说是在追寻沉入深海底部的深濑先生。

从那一天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20年，6月9日这天也下着瓢泼大雨。就像那天晚上一样，我并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雨天接到深濑先生过世的通知。我想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忘记了的“明信片”的下落。深濑先生摔倒前差不多半年左右，他冷不防地递给我一张死亡通知明信片。

从那年秋天开始，也就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半年前，我就感觉到深濑先生的言行有点难以理解。深濑先生缓缓打开箱子，从中取出一张明信片，放在“南海”的红色吧台上。那是一张白底黑边的死亡通知书。

“印了100张。如果我死了，你就写上日期替我寄出去。”

“知道了。那我先替您保管着。”

真是个糟糕的玩笑。我笑了。一边笑着一边看着深濑先生的侧面，窥视他的眼睛。黑色的威士忌瓶子在他的眼中绽放出更加黝黑的光芒。深濑先生的思绪不知道又游到哪里去了。

那是1991年的事情，现在再看这张明信片，里面的内容有点太决绝了。就像上面写的“199年日”那样，深濑先生可能并不打算迎接2000年。回想起来，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线索。1989年左右，听说三年后的1992年将在美国或者欧洲举行展览的时候，深濑先生说了一句让我很在意的话。有天夜里，房间整体做了遮光，我和深濑先生一起，只做了一幅1米×1.6米大小的照片。因为要在海外办展，所以想做得大一点。这明明是三年后的事情，他却在黑暗中，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道：“1992呀，那时我还活着吗？”就像在说遥远的未来之事。

从那以后，深濑先生的言行举止越发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一会儿说他要去法国尼斯生活，一会儿又在表参道的商店里买了一支高级钢笔，说“要当一名作家”。因为从来也没听他说过想写什么，所以会觉得非常唐突。不过，当他的摄影作品渐渐开始在海外畅销，我也想过可能是海外的美术馆等机构买了很多摄影作品的缘故。虽然深濑先生一直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唯独那个时候，这些话与其说是难以理解，倒不如说是不吉利。妄想在不可遏制地膨胀。或者，深濑先生的身体里面可能早就已经住着某种莫名其妙的魔物。那段时期，他一天要进澡盆三次，潜在水中一直用水下相机拍摄自己的脸。这就是成为他最后的摄影作品的《卟噜卟噜》。

被告知深濑先生已经不能回归社会以后，我到深濑先生在代代木的公寓以及我们称之为“别墅”的山梨的空屋去整理照片和私人物品。那时，我从储物柜的抽屉里找到了另一支连包装都没打开的钢笔。同样是万宝龙的金色粗笔尖，里面附有一张12万日元的发票。那个时候，深濑先生肯定已经在分隔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的河岸上独自一人迷失了方向吧。

那是三十多年前一个夏日的黄昏时刻。参加森山大道先生主办的“写真塾”的我，在下课后和往常一样打算回家。这个时候，森山大道先生把我叫住了，说有话要和我说。我走下位于二楼的“CAMP”画廊的楼梯，我们两个人在下面数上来第三阶台阶上并排坐下。隔着巷子吹过来的风穿过我们两个人之间，顺着楼梯吹上去。他说，有一个事务所在招助手很适合我，然后把写着那个地方的联系方式的便笺递给了我。

他说，那是一个商业摄影的事务所，不过摄影家深濑昌久先生也在那里，好好拍广告也很好。一直在从事街头摄影的森山先生向我介绍一家商业摄影的事务所，这让我觉得很意外。不过，因为他是做过细江英公先生的助手的森山先生，所以我不带任何疑惑地相信了他的话，同时也明确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去面试的时候，我在那个摄影事务所里见到了广告摄影家冈田正洋先生和野泽一兴先生，而应该在的深濑先生却没有踪影。这是从日本设计中心出来的伙伴们的共同事务所。他们向我说明了各种情况。过了不到一小时，深濑先生从玄关旁边的厕所走了出来。还是大家熟悉的光头模样。我很紧张地低下脑袋和他打了招呼，可深濑先生连头也不回地一骨碌躺在地板上，点上了烟，一副刚做完暗房作业的样子。深濑先生从低矮的地板上微微抬起头，窥视般地望着空中，玩赏着摇曳的烟雾。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深濑先生制作的就是在尼康沙龙展示的《鸦》。回想起来，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务所呀。于我而言，这就是决定自己后来人生的一次无比幸运的邂逅。

深濑先生总是躺着。榻榻米上铺着黑色地毯，他把烟灰缸放在地板上，总是独自抽着香烟，隔着窗户单纯地望着邻居的墙壁。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在，他总是这副样子。而且，我也总觉得他对别人的事情毫不关心，即便他看起来是那种会像猫一样竖起耳朵认真地听人说话的模样。

树木的影子始终在隔壁人家的白色墙壁上摆动着。

我和大家说了自己有时会去位于大宫的越南难民的帐篷营地拍照的事。我事先已经做过自我介绍，趁着他们三个人都在，我就谈了自己的拍摄故事。深濑先生始终躺在地板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听进去了，就一边注意着他的耳朵一边说：

“被太阳晒黑了的越南人坐在被炉里，一边剥着橘子一边看电视，这景象真是不可思议呀！明明没有人故意安排他们这么做，他们的行为却像日本人一样，还长着一张被太阳晒黑的脸。再加上不知从哪里拿来的被子，红色花纹，就这么盖在被炉上。这里毫无疑问是日本的大宫，却有一种灵异世界的感觉。他们也请我喝茶了，温柔的举止和日常生活的状态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茶被装在底部有白色装饰的玻璃杯里，散发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味，这让我感受到非常浓厚的异国风情。”

深濑先生全部听进耳朵里了。他像猫一样地竖起耳朵，朝向这边。勉强从窗外照射进来的光线中，一丝烟草的烟袅袅升起。窗外那不变的灰浆墙壁上，已有黄昏降临的影子。我以深濑先生也能听见的声音和他们说了自己的父亲是在福岛开照相馆的，母亲是越南人，当时有从越南来留学的学生到我老家来玩过，我从而对越南难民产生了兴趣，去难民营拍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