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戛纳电影节跑前线，如幻似真

在经历了一年暂停、一年延期之后，第75届戛纳电影节终于如约而至。今年的影展虽难真正用“热闹非凡”去形容，却也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有了久别重逢的盛大感。

车一进入戛纳就被堵得水泄不通，而与此同时，手机里还不断传来同行们从前线发来的消息，提醒我证件中心排队的人非常多，注意提前做好时间规划。

下了车，地中海湿热的气息还有南法灼目的烈日送上炽热的拥抱。行走在熟悉的电影宫前的海滨大道上，阔别已久的人群再次填满海滩、精品店、公园和红毯跟前。在这个精致和隆重被常态化了的场合，不论你是明星还是普通游客，都可以盛装打扮一次，在这个美丽的小镇中留下自己的倩影。

行外看热闹，行内看门道。在风景如画的南法小镇，电影节期间我的生活节奏非但没有放缓，甚至还因为紧跟行业动态，连睡眠都成了奢侈品。

戛纳：如幻似真

或许是距离上届仅过了10个月的缘故，今年电影节的前期筹备工作总比以往慢了半拍。

无论是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及主席，还是官方单元的片单，都让关心电影节的电影爱好者和业内人士等了又等猜了又猜，关子卖得颇大。自然，拖得越久，大家的胃口也就被吊得越高，流言蜚语也在此间滋生。

比如说，就在官方片单公布前两天，推特上一条关于“大卫·林奇的神秘新片将于本届主竞赛单元亮相”的爆料，就引爆了影迷圈。

在此前，大家完全没有听到关于这部谣传名为《紫藤》的电影的只言片语，但神秘莫测又一向是这位执导了《双峰》《穆赫兰道》的电影大师的行事风格。这一切都让这凭空而来的“内幕”显得如此“可信”。

短短两天之内，“爆料—辟谣—再爆料”的戏码上演了一个齐全。最终，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在片单发布会上没有念到林奇的名字，大家才相信了老爷子前一天的亲自回应和澄清是真的。

五位前金棕榈得主带着新作回归，而由朴赞郁导演、汤唯主演的《分手的决心》，更是让国内观众格外好奇。

虽然林奇的传闻是假，但这绝不意味着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不够令人期待。五位前金棕榈得主带着新作回归，而由朴赞郁导演、汤唯主演的《分手的决心》，更是让国内观众格外好奇。

所谓好事多磨，诸如此类的小插曲都为本届影展做了充足的预热，以至于影展开始前一天，我在从尼斯机场前往戛纳的接驳车上，就已经感受到了远超去年的热情。

电影节是一个饱和却也真空的神奇场域。每次来到戛纳，饱和而密集的工作行程会让睡眠成为最奢侈的东西。但同时，我的世界也会塌缩成一个只有电影没有其他的小乐园，任外面风吹雨打，我只负责在发光的银幕前，跟着一位又一位杰出的电影作者探索他们才华横溢的世界。

从卢米埃尔大厅到德彪西大厅，从一个咖啡间到另一个咖啡间，周转在放映和新闻发布会之中，每天四到五部的阅片量，对体力脑力都是不小的考验，以至于每一次参加完影展，我都会觉得生命中的十几天好像凭空消失了。它们更像一场非常专注而纯粹的梦境，留待我醒后再去反复追忆。

绕不开的政治

以上并不意味着，电影节成为了艺术家和评论者自我沉溺的沼泽;现实的棱角始终都能穿刺进这场梦，只不过电影永远是它唯一的媒介。

当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连线大谈电影和现实的联系时，戛纳已经自证了其高度政治性的本质。它无法绕开意识形态的牵绊，甚至连最终的获奖结果也无法避免受其影响。但足够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艺术性作为另一个维度来平衡种种观点不同的讨论。

电影美学永远提供一条替代的路径，帮助我们同这个不够安分的世界协商。颁奖仪式结束后，围绕奖项归属是否合理的讨论随即展开。

老将达内兄弟、杰兹·斯克利莫夫斯基发挥稳定，新作《托里和洛奇塔》还有《驴叫》分别获得了75周年纪念奖以及评审团奖。朴赞郁拿下本届场刊得分的第一，也不负众望拿到了最佳导演奖。在上届担任评委的韩国男演员宋康昊，演技早已毋庸置疑，他凭借是枝裕和的《掮客》终于收获了戛纳影帝的奖座。

但如同2018年李沧东的《燃烧》创下场刊最高分记录却颗粒无收一样，本届评委会没有给予《岛屿上的折磨》《好戏登场》等备受影评人称赞的作品任何奖励，而把许多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几部政治性更强的作品，比如《圣蛛》与《天堂来的男孩》。

我自己最喜爱的大卫·柯南伯格执导的《未来罪行》也没能有所收获，这多少令人遗憾。有知名影评人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评论道，评委会选择了一条轻松的捷径，他们放弃去理解那些更为复杂和高明的电影。

戛纳获奖模式

不过戛纳素来如此，入围是最大的肯定，得奖真的需要运气。这种难以预料的刺激感，是戛纳电影节令人着迷的另一个原因。

区别于由数千业内人投票决出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戛纳的所有奖项都由九人评委会决定。它也只能代表这九个人的喜好，而非对电影质量的论断。

预测戛纳奖项并非是一种可被模拟或者推演的概率博弈，而是真正的“猜心游戏”。我们需要根据每位评委的身份背景和职业轨迹，来分析并揣测他们会更青睐哪类电影。

本届评委会主席文森特·林顿，此前在采访中透露出他心中最棒的金棕榈获奖片是奉俊昊的《寄生虫》。这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悲情三角》最终捧回了大奖。

同《寄生虫》一样，《悲情三角》兼具娱乐性和文本厚度，独特的欧式知识分子幽默下包含着导演对于阶级、性别、意识形态等多个尖锐话题的辛辣讽刺。距离奥斯特伦德凭借《方形》首获金棕榈才只过了5年，这部新作难言有巨大的突破，从各个层面评价，它都不可能会有《寄生虫》那般开创性的成就。

但平心而论，《悲情三角》是整个电影节期间观看氛围最棒的电影。在我观看的所有媒体场放映中，它是唯一一部让大家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中间甚至还响起4次自发的掌声。像这样既可以强烈传达情绪、又不乏讨论空间的作品，自然会比过于烧脑与精英审美的电影更讨这群评委的欢心。

区别于由数千业内人投票决出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戛纳的所有奖项都由九人评委会决定。

最接近天堂的想象

对于热爱电影的人来说，戛纳几乎已经提供了最接近天堂的想象。夕阳西下时，走在海边，看到大家坐在沙滩上看电影的惬意的样子，任谁都会心旌摇曳。

而不远处的前方，还有红毯、镁光灯和盛大的仪式给予电影人无上的荣光和尊重。在它身上凝聚着许多过于美好的崇拜和期待，以至于我们会忘了电影这门艺术。虽然我们常常会因自己可能被其他媒介所替代而感到焦虑，但并不真的需要唯一的舵手为其开导方向。

也许这样的颁奖结果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在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每一位获奖者都带着无比自信而激动的笑容迎接镁光灯的拥抱，这项重要的认可将会激励他们替电影艺术开拓边疆。

离开发布会现场，我在经过电影宫大门时，最后抬头看了一眼那张和戛纳初夏晴空一样湛蓝的海报。在75周年这个特殊的节点，组委会选择这幅《楚门的世界》中的经典画面作为电影节的主视觉标识，以勉励所有的电影人“向自由美好致敬、探索电影世界的边界”，也以此重申自己的责任感。

在这个颇有“劫后余生”感的新时代，戛纳电影节已经出色完成了它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让当下最棒的作品和那些正在孕育中的改变被全世界看见。

责任编辑何任远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