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礼议”的政治面相

“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震动整个朝堂，催生了180多位文臣被打伤、17人被打死的左顺门血案，严嵩、夏言、杨廷和和张璁等人相互倾轧。

现代人看起来似乎寻常无奇甚至有些无聊的“大礼议”，实际上关乎权力、制度和文化的角力，也是明朝中晚期政治衰败的标志性事件。

大礼议的背景和事件本身都相当简单，正德帝身后无子，由朱厚熜继位，也就是嘉靖帝。文官系统想干一件事，就是请嘉靖帝入继大宗，作为嗣子，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朱祐杬为叔。嘉靖帝不愿听从百官，一心追尊其生父母，自此引发“大礼议”。朝中形成两大阵营，“人情论”强调人伦亲情，主张“继统不继嗣”，“濮议论”坚持宗法正统。

除了不惜以武力制造左顺门惨案之外，嘉靖在法理和言路上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包括编纂《明伦大典》，构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文本；编造罪名以阻塞言路，扼杀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断变更国家礼法，名为“恢复祖制”，实为提高生父的政治地位，巩固自身皇权。

最终，嘉靖帝成为胜利者，博弈多年后，他如愿将生父称宗祔庙，也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被破坏，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为操控群臣，大张阁权，几易首辅，朝廷政治风气日下，为党争愈演愈烈创造了条件。

大礼议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是否入继大宗问题，它有着更深层的角力：皇权与士大夫之争，皇权与礼法之争。群臣希望“法在君上”，嘉靖希望“君在法上”，嘉靖希望的是通过这件事告诉群臣，自己的权力大于礼法、大于群臣。

能够在这场长时间的政治角力中夺得胜利，嘉靖帝的精明和韧性一样都不会缺。在传统认知中，嘉靖帝是典型的昏君，多年不上朝，将政务弄得乱七八糟。

但实际上，嘉靖帝智商极高，只是高开低走：15岁时只身从湖北入主紫禁城，年幼时并未有过耳濡目染和太子式的政治训练，但却能迅速适应自己的新位置。在大礼议之争中，他一步步突破老臣的管控，达到自己的目的，继而又对朱元璋创建的礼制进行大改革。

他将朱元璋独创的天地合祀改回天坛、地坛分祀，将朱棣升格为“成祖”，降低孔子与孔庙的道统地位，将孔夫子兼具道统与政统地位的“文宣王”称号去掉，改为只是“至圣先师”的道统地位。尤其是在国子监增建敬一亭，为嘉靖帝对经书批注的圣训树碑，确认了皇权的诠释经典权，这一步在现代人眼中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却影响极大。

可以说，正是嘉靖帝的一系列动作，使得明代皇权达到高峰，专制程度尤胜酷烈的朱元璋时期。

在《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一书中，尤淑君探讨了大礼议的政治面相。推动大礼议，是为了皇权的加强，而嘉靖帝之所以要加强皇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合法性辩护。正如尤淑君所言：“嘉靖皇帝之所以屡屡宣传自己继承君统的正当性，正因为其政权正当性不足以让士人信服……”

基于这一出发点，嘉靖帝的每一步都有确定目的。《大礼议》提及嘉靖帝将朱棣尊为成祖一事时，就这样写道：“为了避免众臣批评自己过于尊父的行径，嘉靖皇帝改永乐皇帝的庙号“太宗”为“成祖”，让朱棣的政治地位大幅跃升，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亚之主，得到与太祖相等的尊荣，也强化了朱棣在君统上的正统性。”

嘉靖皇帝命人编纂《明伦大典》，仿效永乐皇帝命人制定《永乐大典》。而《明伦大典》对于嘉靖乃至明廷来说都影响巨大，它“让嘉靖皇帝间接剥夺了士人的话语权力，得控制解释权，让天下之是非皆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

对于明廷士大夫而言，嘉靖帝的表现超出了他们的预计。谁也不会想到，以外藩入主帝位的年轻人，竟然会如此强硬。当年的朱棣，兴兵“靖难”，清洗建文朝旧臣，但那是立朝之初的动荡。可嘉靖帝即位后，大明立国百年，皇权稳固，强藩不再，大家都不会认为这次皇权交接有什么大问题，可嘉靖帝却给了他们一个大意外。

“礼”在古代王朝的统治中极其重要，它的范式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共同遵循的认知框架，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君主借礼制的维系或变化，来实现一些不愿宣之于口的隐秘目的。嘉靖就是如此，他挑战传统礼法，实际上是为了打破旧框架，重新分配权力。

明代政治架构原本就相当特殊，书中写道：“明太祖废中书省，代表宰相制废除，中央政制为之一变，六部尚书是官僚体系的最高长官。内阁大学士本是皇帝处理政事的私人顾问，秩位不高，仅正五品，却有票拟诏书之权，得出纳王命、审查奏章、决定政策。积时既久，渐成皇帝与众臣沟通的枢纽，同时分侵六部尚书的议事权，六部仅负行政责任。然而，首辅之秩位甚卑，必须兼尚书衔，方能提升威望，从来不是真正的宰相。一旦内阁与六部发生争执，六部可站在法理的角度，批评首辅越级揽权，是为权臣，无大臣之体。首辅的执政地位，难获朝野一致的承认。首辅的职位与职权既不相符，职权与职责又无直接关系，却成为政事的总枢纽。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实难得到合理的结果。”

从武宗驾崩到朱厚熜即位的39天内，杨廷和等阁臣凭着《武宗遗诏》赋予的权力，又获得昭圣皇太后的支持，因而能打破惯例，独断朝政，有效防止叛乱，剪除了江彬、钱宁等人，士气为之大振。内阁权势的扩大，让原本是政府首脑的吏部尚书权力大为削弱，反而得听命内阁，造成权力中枢转移，甚至在决定嗣君人选时，杨廷和等人唯恐泄漏消息，竟违反廷议的常规，坚持不让吏部尚书王琼等官员参与其事。

可在大礼议一事中，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杨廷和这种见惯风浪的名臣，在这场角力中也无法占得上风。当嘉靖帝欲在兴献帝、兴献后的尊号上加称“皇”字，命礼部商议时，杨廷和极力反对，援引汉宣帝、光武帝二例，说明“统嗣”必须合一，不容分离。一旦为兴献帝后加尊“皇”字，其身份便等同孝宗皇帝、昭圣皇太后，“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

最后，杨廷和还扬言说，若欲加“皇”字，便要辞官回乡，不再接受挽留。支持“濮议论”的官员们为支持杨廷和，纷纷上疏反驳《大礼或问》，阁臣蒋冕也著《上嘉靖皇帝为后疏》，试图打消嘉靖皇帝的念头，却无法全盘反驳“人情论”，也无法让嘉靖皇帝回心转意。

同时，张璁等朝中新贵从礼法、皇权两个层面强调“人情论”，并催生了《明伦大典》，让杨廷和等老臣黯然退场。但即使是张璁等人，也有自己的立场，不会无底线附和皇帝。嘉靖提议北迁显陵，就遭到两派大臣的一致反对。

想要控制朝臣，就得另想办法。嘉靖的办法是提高内阁首辅的权力，以其作为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缓冲。可与此同时，又不能违背明朝不立宰相的祖训，对内阁首辅又要予以限制。这种身份上的模糊，使得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一方面权力极大，但另一方面又极其高危，很容易成为文官系统的眼中钉。

正如《大礼议》中所写：“当首辅失宠时，久受压抑的言路随即反扑，攻击首辅。六部部臣也会附和言官，暗中支持。首辅只能依靠皇帝出面，平息舆论，或指使另一批附己言官，代为辩驳，否则就得上疏乞休，告老还乡。皇帝是否愿意代为平息，端视皇帝与首辅之间的君臣关系。若双方的信任基础稳固，皇帝便保全首辅，严惩攻击首辅的言官，容易造成政局紧张；反之，若双方猜忌不已，皇帝乐见言官攻击首辅，好安排亲信入阁。”

所以，嘉靖朝历任首辅，除张璁“平安着陆”之外，其他人多半不得善终，比如在菜市口被杀的夏言。

可以说，在大礼议之后，嘉靖是唯一赢家。内阁首辅的首要任务就是取得皇帝的信任，不可能出于公心处理事务，官员出于对皇权为所欲为的恐惧，也会结成各种小团体，一方面针对首辅，一方面抵御皇权，党争倾轧之祸也由此而生。

至于嘉靖，他确实得到了远超此前的皇权，但对既有原则和政治体系的破坏，造成了君臣冲突，也造成了社会失序。明朝的命运，此时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