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无人称自传体”记录女性

执着于“个人回忆”的作家，极易被认为是相对狭隘、不够宽阔的，尤其是谈及女性作家，“个人写作”几乎成为一种狭隘的刻板印象。

当诺奖的光束照进埃尔诺，她透过自传体、回忆录式写作真正关心的东西，才得以被更多人看见：阶级矛盾、战争、“五月风暴”、妇女解放等等诸多历史和社会的重大议题。这位年已82岁的女作家，用大半辈子笔触刻写法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情况，为两性平等持续而深远地做出自己的努力。

安妮·埃尔诺也绝不是那种深闺里对爱情愁眉不展的女性写作者。她的文笔并不华丽，描写并不深情，对待回忆毫不拖泥带水，对于现实亦不手下留情。用她在中文世界里最出名的、曾获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的《悠悠岁月》一书中对自己的描述，“战后在依沃托的废墟边上，大白天蹲在一间当作咖啡馆的木棚后面撒尿，然后站着撩起裙子、系上短裤，再回到咖啡馆里去的女人”，埃尔诺是这样一位女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诺奖颁给女性作家的概率在增加，比如2020年获奖的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里克。要知道，除了今年的埃尔诺，在过去的116年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才只有16名。

虽然法国是诺奖作家最多的国家，安妮·埃尔诺，却是法国第一位获奖的女作家。

女性的视角在文学创作领域逐渐被看见，热爱文学的人会相信，这绝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而是在统治文学界数世纪的英雄主义叙事、男性中心主义之外，一次现代文明的、全人类的精神与美学开拓。

更令中文世界读者比较欣慰的是，不同于去年的非洲得主古尔纳，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好歹有中文译本，虽然不多，但她的名字并不是完全隐性、冷门的存在。

“安妮·埃尔诺相信写作的解放力量……当她以极大的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体验的痛苦，描述羞耻、屈辱、嫉妒或坦承无法看清你是谁时，她已经取得了令人钦佩和持久的成就。”得到鼓舞和震撼的，不仅是作家，也是全世界读者。

“社会的叛徒”

安妮·埃尔诺出生于1940年法国滨海塞纳省的贫民阶层家庭，父母是农民和手工艺从业者，一起经营一家小咖啡食杂店。底层生活的经验与感悟，直接铺就了埃尔诺往后创作的大部分题材肌底。

埃尔诺父母认为自己所处的阶层是丑陋、恶劣的象征，夫妻俩对女儿要求严格，并努力工作将埃尔诺送去念书，希望她能摆脱底层生活环境。

她自称“社会叛徒”，永远生活在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拉扯当中，并不能完全融入上层阶级。

如父母所愿，埃尔诺的确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她长大后先后进入初中任教、到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并在鲁昂大学以及波尔多大学求学，接受了高等教育，逐渐摆脱原生阶层，进入中产阶层，并拥有了相对自由的写作时间和机会。

然而，当埃尔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都大大超过父母，与底层社会和原生家庭的分离，让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巨大裂隙，一点点崩塌、摧毁，并形成了一股“背叛”和“耻辱”感。

父母认为，埃尔诺背弃了自己的原生阶层，成为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产。这种阶层性的反差让埃尔诺感到不适，“耻辱”二字，成为贯穿她人生大半的主题。在1962年的一篇日记里，埃尔诺立志“我要为自己的出身雪耻！”

但她很快发现，自己不可能真正摆脱“被统治阶层”的浑噩痛苦，她自称“社会叛徒”，永远生活在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拉扯当中，并不能完全融入上层阶级。这种对于底层世界和亲人的背叛与负疚感，逐渐让埃尔诺陷入心理困境和文化身份的双重迷惘之中。

或出于一种赎罪、报复或发泄，埃尔诺通过写作来触探那些纠葛与隔膜，用文学去尝试理解与拯救。比如政治运动、集体记忆，都是帮助她“沉入”和“雪耻”的重要载体。不过，由于她身处的环境，和她描写的环境是迥然不同的，这也意味着，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介于阶级、语言的巨大差距之中。从这些方面看，埃尔诺似乎更像一个“社会学家”，或如她自称的“自己的民族学家”。

直到1974年，34岁的埃尔诺才第一次正式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空壁橱》（Les Armoires vides），这是一部自传叙事的作品，记录了埃尔诺的青年岁月、婚姻与外遇、患癌经历及母亲的死亡。埃尔诺在这本书里回探自己的家乡，却可以巧妙地从自我境遇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境况，宛如一幅层次丰富的油画。

1996年，埃尔诺直接出版了一部以《耻辱》（Shame）为名的小说，直面重建过去带来的痛苦。痛苦的直接来源依然是家庭，全书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试图在6月的一个星期天，在下午早些时候杀死我的母亲。”

《悠悠岁月》当年被称为“法国社会第一部集体自传”。

到代表作《悠悠岁月》，埃尔诺从体裁上开创了另一种个人特色：无人称自传。

全书采用“去人称化”，即以“人们”“我们”等代替第一人称进行书写，大胆揉入女性视角，把个人经历与集体经历融合在一起。用其中一位中文译者吴岳添的评价来说，“她（埃尔诺）把自己的照片按照童年、少年分了很多时期，把每个时期和当时国内外大事结合在了一起”。

《悠悠岁月》当年被称为“法国社会第一部集体自传”，德国诗人杜尔斯·格林拜因，更称赞它是当代西方世界开创性的“社会学史诗”。“精准”，成为埃尔诺个人写作与集体记忆缀连的关键纽带。一种烧水壶样式、一首歌的词、一件套头衫的确切颜色，一切都必须精准真实，充满令那个年代法国女性共情的无数社会习俗与集体印象，俨然一部社会志。

也有评论者认为，埃尔诺的作品与1950年代由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提出的“零度写作”概念，有着深刻关联。这种写作方式多指不掺杂任何个人想法，完全机械地陈述，更像田野调查而不是诗意的艺术，如埃尔诺自己评价的：“我书中的事件属于每个人，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学。”

以个体记忆与时间志为主题写作的作家，极容易让人想起普鲁斯特与他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两人都是用漫无边际的回忆书写自我，都绝对信任记忆的力量。

在《一个女人的故事》里，埃尔诺通过回忆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过程，阐述了记忆对自己的重要性：“坦率地说，我宁愿现在死也不愿失去我所见所闻的一切。记忆，对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的。”

事实上，整个20世纪往后，采取自我独白、个人记述形式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当时代的整体变革步伐趋缓，而生活的变化又如此猝不及防，“记忆”，成为抵抗遗忘、留住岁月的一种历史学方法。

不寻常记忆者

上世纪60年代，23岁的年轻女孩安娜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然而，不仅男友推卸撇责，而且彼时的法国禁止堕胎，一起堕胎手术会让孕妇和医生都面临牢狱之灾。作为一个成绩优异、渴望走出无产家庭困境的女孩，安娜决定冒险堕胎。在经历了医生的欺骗、羞辱后，她最终在一个地下诊所找到了可以为自己堕胎的医生，总算为自己的身体做了一次主。

这是2021年获得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法国电影《正发生》（L'événement）的情节，而这部在中文世界斩获豆瓣7.9分的电影，正是改编自埃尔诺的同名小说。

随着昏暗诊室里传出的惨叫，安娜的痛苦传递给所有观众。据说，当年在法国首映时，有观众甚至因为太过压抑难受而晕倒在电影院。

写书的埃尔诺，片中的安娜，合力用直白、赤裸的语言艺术，探讨了女性生育权的问题。在当时，“生育”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被选择”，一个女人没有权利选择可以不做一名母亲。

“正发生”真是一个力鼎万钧的名字。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近半个世纪前有关女性堕胎合宪权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裁定女性堕胎并非宪法赋予的权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将失去联邦层面的堕胎权。

埃尔诺从不让发生过的事情静悄悄沉入湖面，她坚信记忆的力量，坚信讲述和共识的价值。

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其实是埃尔诺在工作之余偷偷完成的。当时的丈夫看到后，竟然对埃尔诺说：“既然你能背着我偷偷写出一本书来，那么你也能偷偷背着我做其他任何事。”

这样的经历，就像意大利作家埃莱娜笔下《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女主角，女人的价值被局限于家庭里、丈夫枕边，她们的写作不被看见、不被鼓励，甚至被打压、羞辱。女性写作简直是犹如偷情般离经叛道的存在。

对于“女性写作”，文学研究与批评总是围绕着“身体”“欲望”等概念，但在埃尔诺自己眼里，“我只是一个写作的女人—仅此而已”。

将她贴上主义和流派的标签似乎很无趣。埃尔诺从不单纯地关注自我，她作品里的“我”，永远站在社会机制、时代语境的镜像对面。

1984年，埃尔诺终于与丈夫离婚。那个时候，她已经十分确信写作就是自己的毕生事业，帮她摆脱牢笼寻找自由。“这是我一生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的故事。”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在2016年的《一个女孩的记忆》（Mémoire de fille）里，埃尔诺回顾了1950年代末自己少女时代的首次性经历，她用近乎残忍的笔触，挖掘了事情发生当时的心理和生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