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前美国公立学校教师队伍女性化论争及其启示
作者: 李先军 李欣【摘 要】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国内对公立教师队伍女性化进行了大量讨论。伴随着教育改革,美国国内对教师的需求扩大,对女教师的引进有效降低了教育成本,教师队伍的女性化局面慢慢形成。面对这一情况,有学者主张采取措施引进男性教师,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女性职业”和“女性危险”以及呼唤男教师等口号背后,实则存在着更多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同时也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更应做的是重构性别秩序。及至今日,教师队伍女性化仍被视为一种问题,这造成了现代教师招聘对男性的偏爱,导致了招聘过程不平等。教师招聘过程中,应对两性采用相同的标准,摆脱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提升教师职业声望,继而促进教育系统内部的变革。
【关键词】教师队伍女性化 美国公立学校 女性危险 教师招聘
《教师蓝皮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
中明确指出,教师队伍不合理的“女性化”,对男性学生自身性别意识的发展及学业表现可能带来不利影响[1]。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教师队伍“女性化”造成男性榜样缺乏,影响男学生男性气质塑造,使得男学生成绩表现不佳,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少国家对此假设作出了反应,主张引入大量男教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公立学校中亦产生了与之类似的争论。在美国,女性化指的是从内战前以男性为主的教学职业转变为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女性占近75%的职业,到1920年,女性所占比例已经上升到86%的历史最高水平[2]。那时,管理者亦试图通过招募更多的男教师,来应对教学女性化的潮流。透过这段历史回溯,或许可以找寻到问题背后所暗含的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根源,从而更好地审思今日教师队伍女性化这一现实。
一、女性进入公立教师队伍的契机
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校改革,试图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公共学校时代”(the age of the common school)。此一时期,对教师的需求不断扩大。1833年,一家著名的杂志估计,有140万名儿童“缺乏普通教育”,……随着学龄人口的上涨,每年增加1万名教师将是“未来几年不可或缺的”[3]。在此背景下,大量女性涌入教师行业,降低了教育改革的成本,推动了公共学校的普及,为国家解决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而教学也开始被称为女性职业。
1. 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升
19世纪以来,大量教育改革者,如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和比彻(Catharine Beecher)呼吁扩张男女公共学校。在此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公共学校时代,教育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美国教育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时期,为女性在正式教育机构中担任教师提供了机会。1840年到1850年,美国大多数白人女性已经识字[4]。及至19世纪后期,美国高中普遍实现了男女同校,尽管多为白人女性,但女学生的数量多于男学生。同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实现了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所有大学女性在男女同校机构就读的比例从1870年的41%上升到1920年的81%[5]41。
2. 女性招聘成本的相对低廉
女性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得到了教育改革者的认可。1849年,马萨诸塞州早期学校政策中写道:“如果女性能以三分之一的价格更成功地完成这项工作,那么每月向男性支付20美元或22美元来教孩子们ABC,是非常糟糕的政策。”[6]由于当时教育经费有限,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和满足学期延长的需要,教师工资不宜过高。1842年,波特(Alonzo Potter)指出,“在不损害我们学校的情况下,比以往更大程度地雇用女性,我们的学校可能会延长四分之一或一半学期”[7]。节省下来的资金亦能够用于新校舍的修建,更好地促进教育普及。即便是女性教育改革者,也似乎默认了女教师的低工资。1853年,比彻在向国会提交的请愿书中提到:女性可以比男性要求的工资更低,因为女教师只需要维持自己的生活[8]。因而,未婚和年轻的女教师受到了公立教育系统改革者的青睐。
3. 社会对于家庭美德的推崇
学校改革者对女性进行了高度赞扬,并开始传递各种母性价值观,为女性进入教师行业提供了崇高的诠释,这掩盖了金钱的实质。改革者认为女性应当出于爱而进行教学,因而,低薪资、差条件和弱福利被认为是合理的。女性亦愿意接受学校的官僚化。
在“工业化”之前,教育孩子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及至19世纪,即使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其中蕴含的性别偏好并未随之发生改变。教学被认为是女性教育责任的延伸,教育者大量地运用家庭隐喻,如威拉德夫人(Mrs. Willard)将她的学生称为“女儿”,就像她的男性同行们将他们的学生叫作“儿子”一样[9]。女性被视为天然的“道德守护者”。印第安纳州的拉拉比(Hon. W. C. Larabee)先生说:“她们似乎天生就适合作为儿童时期的适当教育者……”[10]女性被认为在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54年,波士顿学校委员会(the Boston School Committee)宣布,女性拥有“人类最可怕的责任:塑造和指导人类性格”[11]。因而,那个时期的美国,大量女教师被引入教育系统之中。
二、“女性危险”:公立教师队伍女性化引发的担忧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不同的州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经历了教学岗位女性化。1900年,除堪萨斯州和印第安纳州(男性占2%的优势)外,美国北部和西部各州的教师中,女性占多数[5]36。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教师队伍女性化招致了猛烈的批判,女教师被认为缺乏确保男孩学业和人格成功的基本要素,“女性危险”和“拯救男孩”成为笼罩美国的喧嚣。
1. 对男性气质的阉割
教师队伍女性化引发了时人对男性气质阉割的担忧。起初的批判较为温和,更多的是呼唤教学领域的性别平等。随后,大量学者开始批判女教师对男孩阳刚之气的损害。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大量研究者将教师队伍女性化称为“女性危险”(woman peril),坚持认为女教师无法将男性气质带入男孩的生活,喟叹国家教育体系的女性化。1884年,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主席克劳斯(Adolf Kraus)对越来越多的女教师和校长表示担忧,她们除了被认为“过于暴躁”和缺乏“自制力”外,还被认为使得男孩往“娘娘腔”的方向发展[12]38。1904年,纽约市男高中教师协会发起的反对女教师运动将这一舆论引至高潮。1912年,在《文化的女性化》(The Feminizing of Culture)文章中,巴恩斯(Earl Barnes)补充道:课程过于简单,而非科学,甚至体育也为男孩提供了太少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攻击性[13]。管理者开始拒绝承认学校为家庭的延伸,认为女教师无助于培养男孩的男性气质,且对国家体系产生了损害。
2. 对男孩成长的不利影响
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得整个美国处于不安和动荡之中。这引起了学者对于纪律的重视。批判者认为,女教师无法满足课堂对纪律的需求。1908年,有学校主管指出:“学校纪律,像工资一样,……也可能被女教师抛弃。”[12]41此外,批判者指出,女教师更多满足了女学生的学习需求,降低了男学生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导致大量男学生学业成绩表现不佳,辍学人数大大增加。1906年,霍华德(Howard)在《竞技场》(The Arena)中发文称,雇用具有“先进思想”和“不发达的母性本能”女性的高中,使男孩需要在对教育产生冷漠的态度并辍学和留在“有可能……变得女性化”的学校之间做出选择[14]。在此影响下,教育界也做出了回应。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学校管理者谈道:“我强烈认为,在高年级,甚至在高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女性作为男孩的老师,会导致成千上万的男孩对学校感到厌恶并离开学校。”[15]批判者强调,教师队伍女性化降低了男孩对学习的兴趣,使得男孩学业表现不佳。
3. 对社会进步的阻碍
现代化的发展,对复杂性知识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批判者认为,由于自身的家庭属性,女教师多缺乏对重大议题的关注,难以帮助学生进行哲学的思考,从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科学的发展。
批判者认为,女教师无法培养学生对世界的宏观看法,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罗杰斯(Robert Rogers)断言:“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年轻人中最大的一部分完全由女教师培训……五十年的历史造就了一个无法进行政治和哲学思考的民族。我们的美国思维是女性思维,由女教师灌输,非常精通细节,应用迅速,无论工作事实如何都呈现出僵化的理想主义,在批判性考试中表现薄弱。”[16]
1906年,一位男性教育家在《教育评论》(Education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认为“女性……对信息的储存不够深入,也不那么透彻”[17]。1912年,巴恩斯直言:“出于政治生活的目的,在从未被鼓励思考政治生活或被允许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的独家领导下,培养一代将成为民主国家未来的公民的男孩和女孩,这似乎并不奇怪吗?”[18]批判者认为,尽管女性获得了教师职业,但没有把握重大议题的能力,无法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
三、女性主义思潮引发的对“女性危险”的辩驳
面对“女性危险”,美国许多协会推出了一系列的计划,试图吸引更多的男性进入教师队伍。例如,1911年,纽约的男教师和校长发起了一场吸引男性进入小学教学的运动[19]。但于美国国内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潮促使更多的学者发现,“女性危险”及呼唤男教师等口号背后实则存在更多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学者开始探讨女教师在教育场域中的实质处境。
1. 辩驳的时代动力:女性主义思潮的助推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女性主义思潮对平等权利的诉求影响了两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女性地位更多的思考。19世纪末,教育领域出现了同工同酬的小规模运动。至1930年,美国已有10个州制定了同工同酬法。
但女性真正的诉求在于转变工作场域中的被动地位。19世纪,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白人男性步入有薪劳动之中,白人女性则留在家中,形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的性别划分,催生了“隔离领域”(separate area)的概念。隔离领域认为两性的本质不同。女性主义者则对其进行了批判。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多次写作和演讲中指出,男人喜欢称她为天使,用他们认为的甜食喂养她,滋养她的虚荣心,让她相信自己的组织比他们的组织精致得多,以至于她不适合与公共生活的风暴作斗争,需要他们的照顾和保护[20]。斯坦顿坚信,如果女性能够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亦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
2. 辩驳的主要内容:驳斥反女教师的言论
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是低额的聘用成本,还是对母性教育的崇拜,都表明女性就业机会的改善是男性主导的社会需求变革的结果。在阐述“女性危险”时,批判者开始大肆宣称,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天性。其更加证实了公立学校之中充溢着性别政治,迫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女教师对男孩气质的损害的论断开始受到质疑。1904年,《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不禁问道:如果大量的女性对年轻男孩的性格有损害,那么,如此低劣的母亲怎么可能生出如此优秀的儿子[21]160?1908年,阿姆斯(Kate Ames)指出:训练有素、勤奋、洞察力和技能是适合某个职位的素质,而不是出生的意外。性别不是决定是否适合、是否勤奋、是否有教育效率的基础[22]。女教师的教学成果也得到了认可。毕格罗(Sarah Bigelow)指出,如果没有这些“老女仆妈妈和有用的阿姨……这个国家肯定会重新陷入野蛮状态”[23]!此外,许多男孩没有完成学业,并不能直接归因于教学队伍的女性化,而是因为彼时美国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男孩辍学进入工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