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 二六兵变:军国主义日本的转折雪夜
作者: 李亚丽1936年2月26日,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降临东京。谁也不曾想到,皑皑白雪装点下的山间官邸,短短几个时辰就被1400多名少壮军官枪刀下的鲜血染红。
在这天发生的,正是对日本近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二·二六兵变。今年是日本二·二六兵变85周年。如果将时光的车轮倒转,我们能否读懂变身军国主义模样之前的日本?
兵变“教主”
这场兵变的发生,与一个人息息相关。他虽未直接参与过二·二六兵变,但没有他,这场事件或许从未在历史中出现。他就是军国主义思想家、被称为二·二六兵变“教主”的北一辉。
这些怒气满满的青年官兵,主要来自皇道派。 /
1919年,在鼓吹军国主义的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而中国是日本振兴的天然基地。


同年8月1日,一个信奉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一个名叫西田税的青年军官走进了北一辉的视线。他是北一辉的忠实信徒,也和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来往非常多。于是,北一辉和陆军的青年军官们建立起联系。这些青年军官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北一辉的影响。
1926年,北一辉在《维新革命论》一文中,补充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青年军官的身上,军国主义思潮和青年军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形成了巨大力量。
自此,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越来越活跃,他们反体制、反西方、反近代、反共产主义。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调查,1927年到1937年间,仅是东京一地,就有172个新出现的法西斯团体,成员共3万人以上。一些青年军官也开始在军中秘密结社,甚至有激进分子开始对财阀和内阁大臣展开暗杀行动。
原本,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了之前的幕藩体制,天皇依靠支持明治维新的文武官员,建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集权制国家,形成了天皇、文官内阁和军部三方大体平衡的政权结构。然而,随着军国主义思潮兴起,到30年代初,这种平衡就不复存在了。
愤恨皇道派
言辞思想之所以能激怒甚至煽动人心,永远离不开残酷现实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利用欧美处于战争状态的机会,取得大量军资订单,富国强兵。然而1918年战后,军需订货戛然而止,日本经济出现危机。
到1931年,日本失业工人超过300万。而此前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城乡经济凋敝,加上连年干旱,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许多人家仅靠挖草根和从树上剥软树皮充饥。更有甚者,靠送女为娼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日本军人特别是下级军官的家属,很多就靠此为生。
后来二·二六兵变的1400多人中,有1100人是新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当时所经历的极度贫困。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中下层军人目睹了家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官僚政客与财团势力们却日日奢华腐败。这激起了他们仇富杀官的欲望。他们觉得,改变日本现状,责无旁贷,舍我其谁?应该通过维新政变,来改变社会。
这些怒气满满的青年官兵,主要来自皇道派。在当时的日本,军部主要有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阵营。皇道派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

皇道派内,除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少数高级将领外,大体是年轻的野战部队士兵。他们行动大胆、目无法纪,热衷于暗杀和政变。而统制派主要由年纪更大、更为保守的高级军官组成,包括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等高级将领。
两派的核心斗争是在高层政治开始的。1934年以后,由于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并为了保持军队上下高度统一,不断寻找机会排挤后者。1935年7月,统制派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甚至还免去了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这对皇道派打击最大。
不多几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也接到调往中国台湾的调令。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杀永田。8月12日,相泽身佩军刀,只身闯入后者办公室。此时永田正在办公,他躲过了相泽刺过来的第一刀,双方一番搏斗,正当永田冲到门口,想拉开门出去的时候,相泽从背后刺过去,要了永田的命。
永田事件之后,当年12月,统制派高级将领趁陆军人事调整之际,把铁杆皇道派成员第1师团长柳川平助调任中国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又在第二年3月把第1师团调往满洲。
一夜之间,整个东京城,都被皇道派控制,沉浸在恐怖之中。 /
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个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他们认为再不动手就要开赴中国战场了。于是,他们把兵变时间定在了2月26日凌晨。
血溅东京城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异常寒冷。鹅毛大雪已经下了一天一夜,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有气象记载说,这是50年不遇的大雪。在紧靠皇宫的小山后面,是一幢幢官邸。雪花飘落,显得格外静谧。
凌晨5时,驻守东京第1师团的皇道派少壮军官香田清贞、安藤辉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集结了1400多名青年士兵。他们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在香田大尉的一番思想鼓动之后,一行人踏着厚厚的积雪,准备开始一系列的刺杀行动。
官兵们迅速占领了东京都的警视厅、陆军省、首相官邸,还有天皇侍卫长铃木贯太郎、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等几位元老的私宅。他们第一个刺杀目标就是日本首相冈田启介。
队长栗原安秀中尉带领4个小队约300人到达首相府后,枪声惊醒了73岁的首相冈田,他没有立即逃走,而是坐以待毙。然而他的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和一名警卫一起把他推进了洗澡间。之后,妹夫扮成了冈田的模样,冲到中庭高喊“天皇万岁”,瞬间就被士官枪杀。当时,士兵还特意拿来照片比对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区别。于是他们认为,刺杀首相成功了。
与此同时,兵变军人的另一队人马包围了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的官邸。时年81岁的高桥是清,曾担任过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因坚持削减巨额军费而成为政变军人的眼中钉。在中桥基明中尉的率领下,士兵们直接冲进了高桥的卧室,对着高桥连开3枪,接着还用军刀猛刺,高桥当场身亡。
集结于赤阪山王旅馆前的部队,则由阪井直中尉指挥,前往刺杀内大臣斋藤实。斋藤实本想和这些突然冲进来的青年人谈谈,结果这些军官根本不听,还没等斋藤实说更多的话,就把他乱枪打死。
在整场兵变当中,唯一作为统制派军人被杀掉的,是坐了皇道派真崎甚三郎位置的渡边锭太郎。他们认为,无故免去了真崎甚三郎大将的祸首,就是眼前的渡边锭太郎。于是,渡边在起居室内被军兵们开枪打死。一名少尉用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而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则在夫人的掩护下逃过一劫。当叛军冲进铃木卧室时,铃木试图与对方进行交涉,无果而终。一个士兵对着铃木连开三枪,结果一枪和心脏擦边,一枪打在腹部,都没有击中要害。最后铃木贯太郎的妻子哭喊:“你们对老人就敢这么开枪吗?”领队的军官动了善心,一个敬礼,说声“对不起”,然后走了。铃木得以留命。
而与此同时,东京城内也不得安宁。兵变军官们勒令影剧院关闭,广播电台停止播放文娱节目,定时播放他们发布的公告。一夜之间,整个东京城,都被皇道派控制,沉浸在恐怖之中。
审判:天皇的震怒


高举“尊皇讨奸、昭和维新”的旗帜,兵变军官们本以为,他们“以国之名”的壮举,能够引起日本社会包括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甚至还会得到天皇的赞许,因为在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中,那些政变的官兵,都被从轻发落了。然而,他们从未料到,自己正在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
兵变当日天亮以后,裕仁天皇发现,自己信任的人都被刺杀了。在他看来,这些叛军说要清君侧,可能会获得他弟弟秩父亲王的支持,迫使他退位。

天皇恼羞成怒,勒令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和侍从武官本庄繁镇压叛军。结果,此时的陆军高级将领参议会已被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控制,他们阳奉阴违,迟迟拖延。
裕仁天皇忍无可忍,下令调动了海军。结果,海军得知三位海军退役大将冈田、斋藤、铃木遇刺后,将“长门”号军舰开进东京湾。他们将炮口直指叛军,要为被刺杀的将领报仇。
2月28日,虽然陆军万般不情愿,天皇谕旨平叛的戒严令还是颁发了。戒严令称,若叛乱部队不服大命,当断然以武力恢复治安。戒严令还命令各部队在次日上午做好攻击准备。戒严令发布后,近卫第1、第14师团和近县的部队约2.5万人,被调进东京将叛军包围起来。海军炮舰也虎视眈眈。
被皇道派拥护的大将真崎甚三郎,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也开始对叛军劝降。叛军意识到败局已定,于是栗原中尉提出请求:为了证明发动叛乱是为天皇而战,请天皇派出钦差,在钦差的监视下,他们愿以痛快的自裁方式,光荣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果天皇断然拒绝:“如欲自杀任其自便,为这种人派钦差真是荒谬至极。”
2月29日7时10分,戒严司令部命令三宅阪、赤阪见附、溜池、虎之门、樱田门一带的居民撤离。戒严司令部表示:如果叛军继续违抗命令,部队将于13时发起攻击。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的叛乱军人,此时疲惫不堪,士气消沉。渐渐地,他们听到广播后开始撤离,返回原来的阵地。13时左右,安藤辉三大尉接受事实,下令部队均返回原驻地。他之后举枪自杀未遂,后被枪决。
14时过后,陆军的杉山参谋次长和香椎戒严司令官进宫,将平息叛军之事上奏天皇。就这样,日本现代最大的一起兵变被平息。
而后,在历经一系列的非公开审判后,共有19名叛军领导人被处以死刑,另有40人得到监禁判决。包括这场兵变的“教主”北一辉,也于1937年8月19日,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之名正式起诉,后遭枪决。
自此,日本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被改变。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开始衰落,日本国内曾一度流行的以刺杀方式达到政治诉求的活动,也就此终止。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增,日本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