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围墙内，悲伤逆流成河

喧嚣中的悲伤与阴郁

老城的雅法大门，因为靠近大卫塔和耶路撒冷历史博物馆，总是游人济济，但从大卫塔折往南边，喧嚣声一下便消失了。

并不宽阔的道路两侧，是用本地白色石材砌成的长墙，间或有一两位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神父经过。他们大多身材矮壮、神情严肃，身着特有的尖顶黑色斗篷。有时候，也有裹在立领黑色长袍中的年轻神学生安静地走过。沿着他们过来的方向再走几步，当发现石墙上开出一扇不相称的小门，你就到了亚美尼亚社区的主体—圣詹姆斯修道院。

相比穆斯林区永远充满热闹的市井气氛，犹太区总有正统犹太教徒沉默地昂首穿行，亚美尼亚社区有种特别的低沉气氛，介于悲伤和阴郁之间。

数年前在伊朗留学时，我曾接触过来自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青年。他们的举止带有“俄罗斯味”—不拘小节，这在讲究客套虚礼的伊朗人中对比明显。虽然早就知道东、西亚美尼亚在语言、历史上有着较长久的独立发展，但为何在耶路撒冷见到的亚美尼亚人，和此前的认知有如此明显的对比呢？这些问题使我一再造访当地。

圣詹姆斯修道院向游客展示的部分，仅有入口处的一处中庭，而社区主体教堂和住宅区，则在一条长廊的尽头。当意犹未尽的游客转向长廊时，总会听到礼貌而坚定的提醒声：这是私人区域。

过了不久，我偶然查到社区中的古伯金罕图书馆，是由英籍亚裔商人所设的基金会资助成立并向公众开放的。于是下个周末再访时，我便提出想去图书馆查询专业书籍的申请。

这次我终于得以走进长廊的尽头，里面的建筑群大致可以分成兴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教堂群，以及学校、博物馆和居民区。

其中的教堂部分，是由据传初建于4世纪的圣詹姆斯教堂、始建于13世纪的圣托罗斯教堂和始建于12世纪的圣天使大教堂组成。

作为十字军和蒙古盟友的亚美尼亚王国元气大伤，最终在1393年覆亡。

学校部分主要是Alex-Marie Manoogian神学院和翻译学院。后者实际上是一所覆盖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机构，主要对社区内的儿童教授亚美尼亚语。

还有一个圣托罗斯手稿图书馆，它是仅次于埃里温（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首都）马特纳达兰博物馆的世界第二大亚美尼亚古代手稿收藏地。其中大量的中世纪抄本上，绘有精美的细密画。而蒙古帝国时期最著名的亚美尼亚语史书《引弓民族史》的唯一一个抄本，即藏于此。

从辉煌到萎缩

作为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国家，亚美尼亚在耶路撒冷社区的辉煌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

为了信众朝圣巡礼的需要，亚美尼亚被授权在圣地建立自己的社区。在旅居当地的商人、工匠的经营下，一个世纪后游历圣地的英国人Philip Marsden 眼中所看到亚美尼亚社区已经极其繁荣。最早的亚美尼亚教堂，正是兴建于此时。

官方政策更倾向于鼓励本地亚美尼亚人离开，同时阻止海外的亚美尼亚人移民以色列。 ╱

在拜占庭统治时期，亚美尼亚教会由于在“一性论”观念上和正统基督教教会产生分歧而遭受迫害，并在被阿拉伯征服之后被迫让渡出部分地产。但大体上，教堂和社区仍然得以留存，甚至有所发展。

自十字军东征到蒙古帝国、在中东建立统治为止，是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社区发展的另一高峰。彼时，在土耳其东南立国的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王国，利用自身宗教优势和十字军结盟，并通过公主阿尔妲和耶路撒冷王鲍德温一世的婚姻，巩固了自身的势力。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好莱坞电影《天国王朝》中，身患麻风病的末代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四世，正是出自阿尔妲的鲍德温一世后裔，因此同样具有亚美尼亚血统。而法国女星伊娃·格林所扮演的西贝拉公主惊艳出场时，头上包裹着刺绣头巾并佩有链状金属头饰，正是典型的亚美尼亚女性服饰。

蒙古统治时期，由于初代伊利汗（旭烈兀）之母信奉景教（叙利亚基督教），亚美尼亚统治者遂不失时机地与蒙古人结盟，并从其控制下的黑海–拜占庭商路中获得了大量利益，大量精美的手抄本正是绘制于这个时期。

西里西亚王国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一系列城堡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却也因此遭到敌对的埃及马穆鲁克苏丹的报复。1290年阿卡城的陷落，宣告了十字军运动的落幕，而作为十字军和蒙古盟友的亚美尼亚王国也元气大伤，最终在1393年覆亡。

1852年，在奥斯曼帝国主持下，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人作为一个具有特定语言和文化的族群，被确认享有圣地的土地所有权和相应的权利地位。此条约同时也得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确认。

但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犹太复国主义者针对英国托管当局的恐怖活动，使得毗邻的亚美尼亚社区遭受了池鱼之殃。1948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交战双方在耶路撒冷老城范围内的拉锯，摧毁了亚美尼亚社区的大量房屋。而跟随阿拉伯难民逃往约旦的亚美尼亚人，则失去了个人财产和居民身份。

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随着老城犹太社区的复兴和扩张，亚美尼亚区成了原有的四大社区（阿拉伯、基督教、亚美尼亚、犹太）中萎缩幅度最大的一个。也正因为如此，经历了流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那一代人，对毛时代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话语颇多好感。

夹缝中的亚美尼亚人

《耶路撒冷季刊》的编委、作家George Hintlian，在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就自我介绍道：年轻时曾经和同样思想左倾的阿拉伯社会运动家一起，读过阿文版的《毛选》。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成了我深入探访亚美尼亚社区的引荐者。

跟着他，我参加了对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纪念活动、平安夜的聚餐和弥撒，甚至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马拉和中部城市纳布卢斯。

在拉马拉市中心的冷饮店，他突然指出某一个经过的人是曾经活跃的阿拉伯社会活动家。“但是他老了。”年轻人不再看老人的著作，宁愿投身于更为直观、效果鲜明的活动，比如抗议。“这一代人”—也许是曾亲历民族解放战争而仍然保有左派理想的那一辈人，“最终都老了”。

对于当下亚美尼亚社区的现状，George也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说，按照传统，许多亚美尼亚人以买卖珠宝和制作陶瓷为业。但目前的情况是，出于政治策略，舆论要求“阿拉伯人雇佣阿拉伯人，犹太人雇佣犹太人”，所以留给亚美尼亚人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少。“即便是安于现状也很困难”，官方政策更倾向于鼓励本地亚美尼亚人离开，同时阻止海外的亚美尼亚人移民以色列。

社区的萎缩显而易见，而为了维持宗教活动的正常延续，则不得不依赖从亚美尼亚国内引入的神职人员。

而某次和学校里犹太同事的对话，使我对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人的处境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他知道我每周末会去圣詹姆斯教堂后，大感好奇。

“你是准备皈依他们吗？”他问。在耶路撒冷的语境中，询问对方的宗教立场和态度，早已成了日常寒暄的固定主题。

“不，我只是对他们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

“但是，那些亚美尼亚人，他们什么都不懂啊。”同样的评语，此前是施用在评价埃及学者的阿拉伯研究上的。

在离开以色列之前，我受邀参加了耶路撒冷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新年弥撒。亚美尼亚历法的新年，是在公历的1月10日。在耶路撒冷似乎永无尽止倾泻而下的金色晨光下，由穹顶垂下的吊灯间，弥漫着乳香燃烧的白烟。伴着节奏悠长的圣咏，那些手持法具、穿着黑色尖顶长袍的神父，长着波斯细密画中弯且收束锐利的眉毛的年轻女子，和修着干净髭须的清秀男孩一道，严肃地按仪式进程起立、吟诵。

一瞬间，人们似乎能从那些侧脸和缓慢庄重的行列中，眺望那些经历了漫长苦难的古代祖先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