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 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调查

[摘    要]以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研究“双减”背景下中小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有助于推进持续性治理校外培训。广州市14234份有效中小学生调查问卷显示，57.433%的中小学生在“双减”后参与了校外培训。其中，5.662%的学生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44.900%的学生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6.871%的学生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又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父母的职业收入、母亲的教育期望、父母的最高学历、家里的书籍数量等对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产生的影响性显著。未来，需要加强监管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持续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携手关照家庭文化资本处于弱势的中小学生，加强指导和支持家长教育。

[关键词]“双减”；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家庭文化资本；教育治理

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对校外学科、非学科类培训进行规范，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1]。同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把针对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等的校外培训划定为学科类校外培训，把关于体育（或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的校外培训划定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2]。校外培训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非学科类教育培训[3]。据央视财经报道，“双减”政策实行以来，我国大概有37万家艺术类培训企业、66万家体育运动类培训企业，其中3.3万余家属于新增企业[4]。如任由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增长，可能出现“应试体育”“应试艺术”等新教育“内卷”现象。另外，当前一些校外培训机构仍暗地里进行着学科类培训。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肆意增长和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违规培训现象，表明校外培训仍需持续性治理，良好的教育生态仍待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重要因素，国内外诸多研究者先后开展了相关研究。布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出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与方式”[5]。根据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观点，家庭文化资本主要是指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动中传递的文化资产，包括父母的学历、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教育期望等[6]。

一些研究显示，家庭文化资本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呈正相关，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会使其子女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培训[7]。父母受教育水平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中小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概率会增加，父母的教育期望高的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可能性也会增加[9]。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往往越高[10]。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参加校外艺术培训的可能性越高[11]。但，有研究却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选择校外培训的概率反而越低[12]。也有研究者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无显著性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期望并不影响高中生参加校外培训[13]。另外，从中小学生参加的校外培训类型来看，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学生参与学科及竞赛类校外培训没有显著的影响[14]。

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影响已较多地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然而，目前鲜有研究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双减”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以及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情况的影响，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探讨“双减”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如何、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情况产生着怎样的影响，目的是为持续性治理校外培训的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程度的有益参考。

二、研究设计

2022年11月，课题组对广州市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开展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对象为一年级至初三的中小学生。整理数据后，得到有效学生调查问卷14234份。

（一）变量设置

因变量为“双减”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随着《意见》和《通知》的实行，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可细分为：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如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文化课补习）；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如音乐、体育、舞蹈、美术、科技类等培训）；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自变量为家庭文化资本，不同的研究者对家庭文化资本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文章借鉴薛海平的研究，将家庭文化资本的具体内容分为母亲的最高学历、父亲的最高学历、母亲的职业、父亲的职业、家里的书籍数量、母亲的教育期望、父亲的教育期望[15]。（见本页表1）

（二）研究方法

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 26。由于因变量为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为无序多分类变量，故采用无序多分类回归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情况的影响。回归模型公式：公式中，Xi是解释变量。

（三）数据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14234名学生中，男生共7481人，占比52.557%，女生共6753人，占比47.443%。从学生的家庭住址来看，荔湾区28人，越秀区33人，海珠区1303人，天河区1651人，白云区707人，黄埔区2483人，番禺区4077人，花都区1500人，南沙区1350人，从化区653人，增城区449人。各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见本页表2）。调查对象参加校外培训情况的平均值为2.470，说明多数调查对象都在“双减”后参加了校外培训，反映了研究的必要性。

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见本页表3）。一共14234名学生中，“双减”后参加了校外培训的共有8175人，占总人数的57.433%。具体而言，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文化课补习）的人数为806人，占比5.662%；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如音乐、体育、舞蹈、美术、科技类等培训）的人数最多，为6391人，占比44.900%；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学生人数为978人，占总人数6.871%；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的人数为6059人，占比42.567%。

2.无序多分类回归

文章的因变量是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为多分类无序变量，因此使用无序多分类回归模型。模型的卡方值为2923.613，P=0.000<0.0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中自变量的似然比检验（见09页表4），除了父亲的教育期望，其他自变量的显著性均小于0.05，说明父亲的教育期望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

“双减”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方面，将“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作为参照组。家庭文化资本方面，将“母亲的最高学历=8”，“父亲的最高学历=8”，“母亲的职业=10”，“父亲的职业=10”，“家里的书籍数量=5”，“母亲的教育期望=11”，“父亲的教育期望=11”设置为参考类别，将“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作为参照组，“母亲的最高学历=8”，“父亲的最高学历=8”，“母亲的职业=10”，“父亲的职业=10”，“家里的书籍数量=5”，“母亲的教育期望=11”，“父亲的教育期望=11”设置为参考类别，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见本页表5）；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如10页表6）；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见11页表7）。

3.研究结果

“双减”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双减”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显示（见08页表3），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学生人数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治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需要。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的学生人数也较多，说明“双减”政策实施效果较好。但是，也有部分学生在“双减”后仍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说明学科类校外培训仍待持续性治理。

“双减”后，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情况的影响：第一，父母的最高学历较低的中小学生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母亲的最高学历是初中时的B值为-0.667，P=0.029<0.05，说明与母亲的最高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相比，母亲的最高学历是初中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母亲的最高学历是没上过学、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大专的B值均为负数，P值都小于0.05，说明与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相比，母亲的最高学历是没上过学、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大专的中小学生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母亲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的B值均为负数，P值都小于0.05，说明与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中小学生相比，母亲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父亲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大专的B值均为负数，P值都小于0.05，说明与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中小学生相比，父亲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大专的中小学生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父亲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的B值为负数，P值均小于0.05，说明与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相比，父亲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初中、中专或职业中学、高中或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的中小学生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

第二，母亲的职业收入较高的中小学生倾向于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或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母亲的职业是企业或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B值为0.447，P=0.003<0.05，母亲的职业是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的B值为0.372，P=0.008<0.05，说明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相比，母亲的职业是企业或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或是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母亲的职业是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的B值为-0.325，P=0.000<0.05，母亲的职业是无业、失业、下岗的B值为-0.171，0.044<0.05，说明与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相比，母亲的职业是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或母亲的职业是无业、失业、下岗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母亲的职业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B值为0.357，P=0.042<0.05，说明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相比，母亲的职业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第三，父亲的职业收入较高的中小学生倾向于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或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父亲的职业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B值为0.410，P=0.035<0.05，父亲的职业是企业或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B值为0.355，P=0.018<0.05，说明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相比，父亲的职业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是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只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父亲的职业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个体户的B值都为正数，P值都小于0.05，说明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相比，父亲的职业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个体户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父亲的职业是无业、失业、下岗的B值为-0.371，P=0.036<0.05，说明与只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相比，父亲的职业是无业、失业、下岗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父亲的职业是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B值为0.395，P=0.003<0.05，说明与没有参加任何校外培训的相比，父亲的职业是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学生倾向于既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