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于晏 此时此刻

黄金岁月

外滩，朝日初升，海关大楼的钟声雄浑而悠远，时间仿佛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浦江畔，码头人头攒动，城中名士们热衷聚集英商上海总会大楼，登船前在号称“远东第一长吧台”的“LONG BAR（廊吧）”歇歇脚、喝一杯，这是他们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岁月流转，当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于2011年开业时，外滩2号这座建筑物的历史性及新古典主义建筑设计与华尔道夫（Waldorf Astoria）奢华酒店品牌的风格不谋而合。经典仍在延续，百年外滩见证了这段悠远而深邃的黄金岁月。

彭于晏说，每一个来到上海的人都热爱它的多元化与包容性，而外滩正是他心中上海城市文化的绽放之地。“常常讲上海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们一定能从这些建筑中找到痕迹，因为有建筑存在的地方，就有人类活动的故事，也就有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比如外滩有万国建筑群，的确，如果没有这些建筑，很多东西都不会存在。”

上海可能是彭于晏最熟悉的城市。十年前拍摄林超贤导演的电影《破风》时，他第一次在空旷的外滩隧道上演“极限飙车”；后来，他和家人一同在上海居住，母亲和姐姐也逐渐适应了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闲暇时日，他喜欢去滨江晨跑、遛狗、喝咖啡，顺便会朋友，几乎每一次都被行人偶遇并要求合照，他也一一回应——可是，彭于晏认为上海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或任何一个地方——而是所有关于上海记忆的总和，这种情感总是很难用简单的词汇描述完整。

“以前在上海最喜欢去各种地方喝咖啡，然后有一阵玩滑板，后来飞盘突然流行起来，还有很多人喜欢去露营，所以现在大家都爱玩什么？”

“我一直蛮喜欢去滨江那一片的，可以逛逛美术馆，还有专门的骑行道和步道，沿着江边跑步、骑车或者走走路都很舒服的。”

在彭于晏的记忆里，上海不止是摩登、繁华或光怪陆离，而是每一个情感充沛的生命体构成的聚居地：那是一种复杂的、旺盛的生命，始终存在于他每一次与上海的相遇之中。

山脊线上的风景

在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大堂，我们遇见了艺术品牌AWHITE与酒店合作的小型展览《就是柔软的雕塑》，彭于晏停在毛绒艺术作品前，观看、拍照，偶尔蹦出几个词，一切新鲜事物都会吸引他。

“我一直都是一个充满好奇、想探索世界的人，从来没变过。”

在不同的场合，彭于晏总是讲起一个和滑雪有关的故事。

一年前去瑞士滑雪时，随身携带的行李被弄丢了，他没赶上最后一班飞机，于是改换路线，一路经过火车、巴士的转换，终于在凌晨两点抵达酒店。

那次是他独自旅行，错过航班打乱了全部计划，加上不熟悉地理位置，火车上通讯信号不好，也没有Wi-Fi设备，他几乎不知道要在哪一站下车中转。

一个热心的瑞士人看出他的急迫，将自己携带的Wi-Fi设备和密码与他共享，随后，又帮助他下载了几个实用的软件，并教会他如何找到瑞士火车的时刻表和转车线路。

解决了实际问题之后，两人开始闲聊。

“我说自己是拍电影的，他一开始带点惊讶，我找出自己演过的戏，放视频给他看。”

他也有点惊喜，“噢，原来你拍过香港电影，我也在香港有合作伙伴，以前曾去那里工作。”

“后来，他问我，除了滑雪，还会去哪里玩，他说来了瑞士一定要感受大自然的风光，要去阿尔卑斯山看圣伯纳犬，那是国宝，不要错过。”

彭于晏总是说起这段经历，在闲聊时告诉朋友，在采访时讲给记者，仿佛丢失行李、错过航班和一路的颠簸都不曾存在。

彭于晏说，旅行是他看见世界的方式，要接受新环境和新变化，因为“新”的出现意味着又有东西可以“吸收”了。“我相信学习新东西的时候是最开心的，也是随心所欲的，因为我不需要担心刚刚是什么样，未来该怎么办？我只需要想现在。”

彭于晏喜欢滑雪，滑雪让他保持高度专注， “ 要不然一定容易遇到危险。”集中注意力意味着有目标，专注的目标即是当下的时刻。

他也爱爬山，大自然中的阳光、空气、轻风、飞鸟和动物发出的声音都是城市里无法比拟的，“哪怕去山中徒步半小时，人都会突然放松下来，许多事情会暂时和你没关系，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彭于晏说，每一次爬山都是一次对心智和体力的考验，要计划路线、时长，预备补给物资，“决定出发是一件辛苦的事，途中会很累，最终抵达之后，却不想离开了。可我们必须回来，要回到人群聚集的地方。”

在彭于晏的旅行经历中，这样的片刻有很多。他明白，人在世界之中，不过是用世界赋予人们的全部信息与对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我，所以，人生的意义非得在看世界中寻找。从某种视角来看，滑雪与爬山，都是他试图寻找自我的窗口：心向高处，体力的极限却在自己的脚下，先要心沉下来，才能踏上顶峰，享受属于自己的风光。

藏起来的时刻

大众对于彭于晏的一贯印象是积极、阳光、自律、努力，但这些赞许之言并不能完全定义彭于晏，正如当下，那个谈论困惑和勇敢的彭于晏不像是我们过去认识的他。

接到《狗阵》的剧本时，彭于晏觉得自己演不了。他两年没拍戏了，不拍的理由是“一直在思考接下来还能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他频繁地穿梭在类型片中，试图找到一个自己喜欢且有点不同的角色，《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热带往事》中的王学明都是如此。

像许多对表演有着极致追求的演员一样，彭于晏坚信怎么表现甚至比表现什么还重要，比如，经历与视角的带入、对话方式的揣摩、冲突场景的营造，都成为塑造人物时要考量的标准。所以，当管虎导演将《狗阵》中“二郎”这个角色交给他时，彭于晏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和茫然，觉得（表演）“很难”。

“我没办法去演一个在西北长大的漂泊青年，我不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那要怎么做到，这是最难的，是我比较怀疑自己的部分。”

“我开始以为二郎是哑巴，心想以前拍《听说》的时候学过手语，这次是不是能用到一点，后来才发现他只是不想说话。”

彭于晏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重新认识“二郎”这个人物的，“所以我就开始想学一些东西，要练好摩托，要学会怎么跟狗相处，这两个是最花时间的，再加上我们全都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拍摄，每天都要跟时间赛跑，很多东西我必须让自己提前准备好，比如怎么说当地方言，怎么让自己和狗的相处提前进入状态。”

陌生制造的距离感让彭于晏陷入了频繁的自我怀疑，但这一次，他如此需要这种具名的怀疑，因为怀疑成为“找到状态”最有效的途径。比如，住在陌生的环境里（相比以前住在上海），每一个没见过的场景和细节都值得怀疑，随后追问并得到暂时的答案；练习摩托车比想象中困难很多也值得怀疑，“年轻的时候爬山和滑雪都没怕，我是不是没有以前勇敢了？”

彭于晏说，两年之后再次拍戏，他需要一个能重新回到自己世界里的角色，但当下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存在一种天然的距离。

“就像二郎必须得接受他过去犯下的错误，然后丢掉包袱，才可以自我救赎。”

采访中，彭于晏经常冒出类似“是不是不能讲，我又剧透了”的话，但他又说，其实每个人去看电影，都会从二郎身上看见不同的东西，“因为人人都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只是，往往这才是最难找的。”

彭于晏愿意把当下的选择解释为一种自我的重塑：“我不想拍了”“需要做点别的事”“别再重复那些东西”，或是储蓄能量，或是让那些可能短暂存在过的困惑转化为一种新的灵感，总之，他不太可能像八九年前那样高产，但他全然不担心什么，“这可能会让我得到更 多。”

人与人的相逢，每一次都有它特定时空里带来的独特感受，但每一次都只是一个微小的面向，正如彭于晏与二郎的相遇，构成了当下的彭于晏，但他会再次“代表”彭于晏吗？

“当然不是。”

“当他接受了现在的自己，就可以继续向前走。”

快乐的目光

午后的延庆路逐渐被漫长的光线与上升的气温唤醒，我们在29弄所在的大福里拍摄时，很快有路人注意到了彭于晏。相比于年轻人热衷“打卡”的其他时髦街区，延庆路是衡复风貌区一带相对安静的一条马路，不足五百米长的小路上，红色清水砖构筑的新式里弄住宅与时髦新潮的咖啡店、餐厅、买手店隔街相望。

老房子的韵味是漆色接近脱落的地板发出的吱吱响，是从拱形门窗和凸出的弧形阳台里望出去的悬空电线，也是透过屋脊之间的缝隙望见的斑斓色彩和始终流动的人群。在靠近大福里杂货店的一边，越来越多年轻人纷纷沿着人行道涌来，目光追逐彭于晏所在的方向，这是他熟悉的上海街头，最能证明这份熟悉感的就是那些快乐的目光。彭于晏就站在杂货店的入口处，来回踱步，再吃一口直冒冷气的雪糕，他说，这样的场景会短暂地将自己拉入过往的时光，如果再走一会儿，不远处的淮海中路1414号，那里曾是母亲开餐厅的地方，“小城故事”在那里开了将近二十年。

对于彭于晏来说，二十年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但它始终是一段很珍贵的日子。

我们问他：如果回到2002年你刚入行的那个时候，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

“我那时候拍戏只是为了赚一集大概8000块台币的生活费啊。”

“然后就可以玩，拍完就继续回到学校里念书，我当然很开心啊。”

“我根本不知道导演坐在后面干嘛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从海外回到台北，感觉自己是去旅游的，然后去拍戏，连吃便当都不花钱啊，整个就很爽啊。”

彭于晏说，好像人生中最值得留住的部分，无法被清晰地表达和记录，只能留给自己，甚至，那些留给自己的也只是自我交流中的一份留白。

当时间来到2024年的当下，演过很多男主角，提名过很多奖项，重复看过很多剧本和角色之后，他仍然会在接到每一个角色的时候，怀疑自己能不能演好——当这件事仍在发生的时刻，彭于晏一头埋进了自己的世界里。

“怀念那种疯狂吗？”

他没有想那么多，他是一个最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