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缘起缘落

清晨，伊斯坦布尔的空气中带着寒意，我前往泽雷克瓷砖浴室博物馆（ZeyrekÇinili Hamam）。这是一座最近才开放的博物馆，位于一座具有500年历史的公共浴室内，这里曾回荡着奥斯曼帝国中产阶级的喧嚣。泽雷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要想到达这里，我们必须穿过一段曲折不平的石板路。在拜占庭帝国时期，这里曾是一处圣地，距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街上人迹罕至，只有几位偶尔抽烟的蔬菜摊贩和一些八旬老人在闲逛。空气中隐约弥漫着生肉的味道，因为这片街区长期以来都是屠夫的聚集地。我试图在手机上查看谷歌地图，却差点与几位从货车上搬运羊肉的男子相撞。我迷路了，或者至少我这么认为，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四五次经过泽雷克瓷砖浴室，却都没有注意到它那圆顶的门面。在伊斯坦布尔，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过去的一些画面仿佛就在面前凝视着我。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飞行就是去土耳其，那时我才六个月大，之后我去伊斯坦布尔的次数多到数不清。我对20世纪90年代夏天探望亲戚的旅行有着模糊的记忆：和表亲们一起把西瓜籽吐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闷热难耐的8月被蜜蜂蜇哭；吃樱桃冰激凌时冻得脑仁疼；出租车广播里播放着《无心快语》（Careless Whisper）。

我的父亲在土耳其南部的阿达纳市长大，我的祖父是那里的市长，可惜我只在照片中见过他的英俊模样。19岁时，父亲离开家乡前往伦敦学习并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我们的家中挂满了前几代人收集的照片和纪念品。如今父亲已经78岁，他说他仍然会在梦中说起土耳其语。

然而，尽管这些经历都深植在我的意识中，我却从未真正感受到它们与我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我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说英语的社区中长大，土耳其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亲戚，尽管我的名字被无数次地念错，但是这让我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土耳其血统。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意识到拥有两个地方、两种文化的血统要比单一血统有趣得多。

于是，我来到伊斯坦布尔，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国家，并问问自己：如果我的父母选择在土耳其定居，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以二元对立著称的国家——古老与现代、保守与自由、东方与西方——有一代千禧年出生的年轻人像我一样，正在努力探索自己与这种独特文化的关系，同时也在这座多元化的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我想，也许答案就在他们身上。

自2017年我最后一次造访以来，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疫情之外，这座城市还经历了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以及2023年土耳其南部地震的余波。然而，它仍然充满希望，2018年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开放为这里带来了第二个主要的航空枢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随后，2021年加拉塔港（Galataport）投入运营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曾经主要由渔民和栗子烘焙师居住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光鲜亮丽的购物中心和邮轮码头，还迎来了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伊斯坦布尔现代博物馆（IstanbulModern）以及新的伊斯坦布尔半岛酒店（Peninsula  Istanbul），它坐落在20世纪初的一系列建筑中，可以俯瞰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建筑。

这座城市也在以更加微妙和独特的方式不断发展，这往往是通过重新审视过去来实现的，泽雷克瓷砖浴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13年的修复工程，如今这里不仅展示当地和国际艺术家的作品，还展示诸多历史文物。最近，它被重新设立为社区的功能性澡堂。此前，许多城市中这类空间只是对游客开放参观而已。

“在16世纪的奥斯曼社会中，澡堂是一种聚会场所。在那里，社会身份或社会阶层并不重要。”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妇女区漫步时，泽雷克瓷砖浴室的策展人安兰· 阿尔斯拉诺格鲁· 德· 科斯特（AnlamArslanoglu de Coster）说道“，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如此庞大、如此分散，以至于即使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里，也没有很私密的聚会空间。”在修复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遗迹：罗马蜡烛的残骸、玻璃碎片、陶土器皿，甚至有一个地下拜占庭蓄水池。“我们忘记了这座城市有多少层。”德·科斯特说道。

后来，我和米娜· 迪尔伯（Mina Dilber）一起在卡拉科伊洛克塔西（Karaköy Lokantasi）餐厅共进午餐。她曾是CNN土耳其站的记者，也是时装及生活方式品牌Anim的创始人。我们品尝用碎肉填充的西葫芦、橄榄油浸泡的朝鲜蓟，以及浓郁的羊肉番茄炖菜，她向我讲述追溯到奥斯曼时代的家族纺织历史。我问她如何对家族的这份文化遗产产生了好奇心。“这是与生俱来的”，她说，“我知道自己应该接受它”。

我们用餐结束后，还品尝了浅碗装的卡桑迪比（kazandibi）。这是一种焦糖牛奶布丁，以及用拉克酒浸泡的土耳其软糖（lokum）。在品尝这些甜食时，迪尔伯仔细打量了我一会儿，接着问我，我有无可能与她的一个朋友有亲戚关系，因为我们的姓氏相同。奇妙之处在于，在这座拥有15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我确实与她是亲戚，她认识我的堂妹德夫内（Defne）。我们交换了WhatsApp的账号，并相约第二天晚上一起喝酒。

我来到伊斯坦布尔，是为了了解我的根在哪里，但在这里，我遇到了正在播种“新生”的人。一天晚上，我匆匆穿过飘扬着庆祝土耳其独立百年的旗帜，去见《国民菜肴》（National Dish）一书的作者安雅· 冯· 布雷门（Anya von Bremzen）。这本书探讨了国家身份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她提出带我去小叙利亚区游览，这是历史悠久的法提赫区的一部分。自2011年以来，约有330万名叙利亚人进入土耳其，其中53万多人生活在伊斯坦布尔。

我们花了几小时逛了逛商店和餐馆，那里摆放着成桶的叙利亚开心果、成堆的银制茶盘和一篮篮的干玫瑰。在来自大马士革的这家布兹塞迪（Buuzecedi）餐厅里，出生于阿勒颇的导游点了一份法塔赫（fattch）。这道黎凡特（Levantine）菜品由酥脆的皮塔饼、鹰嘴豆、芝麻酱和开心果组成，上面浇着黄油，还配了一篮子炸豆丸子。这道菜不仅常出现在叙利亚人的餐桌上，在巴勒斯坦、埃及和黎巴嫩也深受人们喜爱。我也与叙利亚有联结，我的曾祖母出生在大马士革，而且另一位祖先曾在那里担任总督。

如今，我的家族中的许多人都生活在阿纳武特科伊（Arnavutköy）和贝别克（Bebek），这两个宁静且富裕的社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蔓延至山丘之上。色彩斑斓的木制房屋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渔船瞬间将我带回了20世纪90年代——那个与父亲和拥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的堂叔科库特（Korkut）一起漫步至冰激凌店的炎热午后，以及与表亲奔跑嬉戏，大人在家族住宅露台上品酒抽烟的夜晚。

阿纳武特科伊还是珠宝设计师拉斐尔· 印第安娜· 塞莫· 切廷（Rafael IndianaCemo Cetin）的故乡，他的工作室位于一栋历史悠久的奥斯曼建筑内，空间设计颇具美感，拥有高挑的天花板和铺在木地板上的基利姆地毯。每天清晨，切廷都会跳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游泳（“就像在阿马尔菲一样”），他最近刚从纽约的电影制作中抽身，回到伊斯坦布尔创立自己的品牌。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在大巴扎（GrandBazaar）“腹地”发现的古钱币，由阿达纳（Adana，2023年地震震中附近）的工匠雕刻而成。“一件珍贵珠宝要经历一生的工艺过程。”他说道。

后来，我和迪尔伯以及我的堂妹在贝贝克酒店（Bebek Hotel）相约共饮。这家酒店位于水边，最近刚被翻新为20世纪50年代风格。初秋的天气凉爽宜人，一阵微风带着祈祷的呼唤声，在派对船只的轰鸣声中穿梭。我们不可避免地喝得太多，以至于迪尔伯和我最后都迟到了，没能准时与她男友法提赫· 图塔克（FatihTutak）共进晚餐，他本计划要带我们去他的新餐厅体验一番。这家名为加拉达（Gallada）的餐厅位于半岛酒店的顶层露台之上。由于高峰时段的交通陷入停滞，迪尔伯叫了一辆水上出租车。突然之间，我们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飞驰而过，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等标志性建筑一闪而过。我们的司机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拿着手机。

图塔克现年39岁，是土耳其唯一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的主厨，他首次将许多传统食谱引入高端餐饮环境。他的第一家餐厅“Turk Fatih Tutak”于2019年开业，并大获好评，于是加拉达餐厅也备受期待。一个光彩夺目的伊斯坦布尔之夜随着晚餐开启，宾客如云，菜品设计融合了图塔克在亚洲各地餐厅工作期间获取的灵感以及熟悉的土耳其风味。这既是对丝绸之路的颂歌，也是对半岛酒店的致敬。没有羊肉的土耳其美食是不完整的，而这里的羊肉菜肴琳琅满目，从撒有醋泡红洋葱片的shashhk烤肉串到我最喜欢的阿达纳烤肉饺子，后者是对我父亲儿时经典南方菜肴的意外演绎。其他令人难忘的菜肴还包括浸泡在柚子中的小巧无皮番茄，以及融入马萨拉茶的温暖中东椰枣蛋 糕。

图塔克告诉我，在游历全国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地区多元文化主义所吸引。“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村庄里，同一道菜可以用完全不同的风格烹饪出来。”他说道，“世界对土耳其美食仍然一无所知，而我现在才刚刚发现这一点。我在土耳其旅行的次数越多，学到的东西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