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愿景、现实样态与实现路径
作者: 范竹君[摘要]技能型社会是具有稳定结构和丰富功能的社会系统,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是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任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充分发挥服务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的适应功能、加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目标达成功能、推动社会资源协同融合的整合功能和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潜在模式维护功能,是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愿景。然而,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仍然存在价值阻滞、组织壁垒、制度障碍和实践瓶颈等现实样态。通过明确技能型社会建设主体的角色定位,促进政府、职业院校与企业充分发挥规制与激励、改革与创新、践行与融入等独特优势与功能,是推动职业教育赋能技能型社会构建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技能型社会;结构功能主义;职业教育;实现路径
[作者简介]范竹君(1989- ),女,安徽凤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读博士。(上海 200062)
“技能型社会”一词于2021年4月首次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创造性被提出,其雏形可以追溯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划2025年全面推进、2035年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的“两步走”目标。2022年5月,“建设技能型社会”被纳入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将“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作为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战略任务。那么,如何从理论层面理解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愿景?当前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样态如何?何为职业教育赋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技能型社会”的概念一经提出,便成为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热词”,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技能型社会的基本理论研究。技能型社会是一种以技能促进发展的新型社会发展理念[1],具有“覆盖全体劳动力、贯穿全生命周期、囊括全产业链”的“三全”特征[2],具备“人力资源开发、价值传播、技术技能传承、服务终身学习”等显著功能[3]。二是技能型社会的现实困境研究。在文化层面,技能型社会构建面临传统文化对技能劳动的鄙薄和学历主义的桎梏[4],缺乏与构建愿景相适应的职业教育文化软件支撑[5]。在制度层面,技能形成体制中的制度冲突已成为阻碍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深层制度根源[6]。在实践层面,存在助力技能习得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尚未成熟[7]、技能评价体系衔接不畅、待遇前景吸引力不强[8]等问题。三是技能型社会的构建策略研究。构建技能型社会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法律保障制度[9],全面提升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社会待遇和政治待遇[10],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11]。四是技能型社会的国别与个案研究。有学者对OECD国家[12]、德国[13]、美国[14]、英国[15]的技能治理、技能形成体系进行比较研究;还有学者基于浙江省[16]、天津市[17]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开展分析。相关研究为技能型社会构建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也存在抛开职业教育谈技能型社会构建或仅就职业教育实践谈技能型社会构建的研究局限。技能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其核心支柱是职业教育。因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学理层面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型社会耦合的解释框架,探寻职业教育赋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合理路径。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学者通过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认为社会系统是由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的统一整体,系统内各子系统有序互动关联并对整体发挥相应作用。只有明确各子系统之间“地位—角色”的定位及其互动关系,处理好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潜在模式维护(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四项关键功能,通过角色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实现功能整合与目标达成,社会系统才能得以维持、稳定与延续,由此形成“AGIL结构功能分析模型”理论[18]。其中,“适应”功能指社会系统能够通过自我调节来适应外部环境并获取资源;“目标实现”功能指社会系统能够通过配置资源引导行动者确立并实现目标;“整合”功能指社会系统能够通过建立控制机制促进各子系统的协同运作和连贯一体;“潜在模式维护”功能指社会系统能够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通过“模式维持”和“张力处置”维护系统运转。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关注系统结构安排与功能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适用于维护结构稳定和系统秩序的分析解释。技能型社会是具有稳定结构和丰富功能的社会系统,其中政府、学校、企业具有不同的“地位—角色”并各自发挥功能。由此,可以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政府、学校、企业等建设主体的角色定位与独特功能,探索技能型社会的构建模式与路径。
二、多维立体: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愿景
(一)适应功能:服务国家改革发展战略
服务国家重大改革发展战略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核心要义。一是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19]。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技能型社会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二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和系统工程,技能型社会建设能够为全面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人才队伍支撑、技术技能供给和文化氛围营造。三是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技能型社会建设能够助力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和效率,持续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优势。
(二)目标达成功能:加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
建成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创新型技能人才队伍是引领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技能中国的重要支撑。截至2021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20]。然而,相对于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总量仍然不足,一些岗位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5以上[21]。因此,加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目标和现实需要。一是扩充技术技能人才数量储备。技术技能人才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是技能型社会的标志之一,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技能教育,提高技术技能人才总量是技能型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二是优化技术技能人才专业结构。技术技能人才专业结构与产业人才需求匹配是解决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的关键。着力培养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机衔接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是完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精准培养和持续供给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依托。构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持久动力。
(三)整合功能:推动社会资源协同融合
技能型社会建设本质上是推动社会发展模式创新的制度安排,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协同融合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生动实践。一是推进职普融通。职普融通是优化教育结构体系、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路径的必然要求。然而,实现职普融通是一个关涉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体系整体改革及学习者意愿和自身追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22]。技能型社会建设通过促进教育体系和经济社会体系的有机互动,深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渗透融合,满足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对类型教育衔接和协调的内在诉求。二是推动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是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但是,就当前实践而言,由于产教融合不充分而引发的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难题。技能型社会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系统和教育系统异质资源凝聚整合、优势互补,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技术技能人才供需匹配,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撑。三是助力科教融汇。科教融汇是推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整合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时代命题。技能型社会建设通过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深度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创新优势,聚焦底层关键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化突破,优化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链条,创新急需紧缺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科教融汇赋能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
(四)潜在模式维护功能: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价值是分析社会系统的主要基点,价值模式决定社会系统对其所在情景采取的基本取向[23]。因此,尊重技能、崇尚技能作为技能型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和社会文化氛围,是维护技能型社会稳定运行的精神源泉。一是塑造技能成才的社会价值观。技能型社会建设有助于打破学历社会将文凭作为评价人才的唯一衡量标准的做法,通过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社会环境,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技能成才道路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认同。二是破除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偏见。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但是,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依旧普遍存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能够打破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增加对职业教育价值的理性认识,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三、多重阻滞: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样态
(一)价值阻滞:技能获取意愿低迷,维模功能呈现负向
在学历社会中,社会对学历或文凭的关注超过对态度、知识、能力、经验的关注,学历或文凭是衡量能力、筛选人才的主要参照标准,是地位获得、阶层跃迁、价值实现的重要依据。这种评价模式在我国早已获得根深蒂固的社会认可,形成成熟的运行体系。技能型社会试图瓦解文凭至上、学历桎梏的社会运作惯性,从重视学历文凭向重视学习者技能转变,面临着社会价值观念的阻滞,即学习者不愿意学习技能、不愿意当技术工人、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究其原因,一是传统价值观的偏见。“君子不器”“劳力者治于人”等儒家传统思想对于技术、技艺的抵制和对工匠、体力劳动者的鄙夷对我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依然普遍存在,这与技能型社会提倡的“崇尚技能”“技能成才”大相径庭,成为阻碍技能型社会构建的文化桎梏。二是信息流通的不对称。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技能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保障职业院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落户、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平等权利,职业院校学生就读体验好、就业率高、家长认可度高、用人单位满意度高。但是,对于未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和家长,很多仍然“谈职色变”。社会上也由此呈现出享受职业教育政策红利、技能成就精彩人生和拒绝接受职业教育、拒绝学习一技之长两个极端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信息流通的不对称导致社会大众未能以新的发展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职业教育。三是零工经济的繁荣。零工经济是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相融合的新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为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者离开工厂、基于互联网获取收入提供了平台。目前零工经济的劳动力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同时零工经济的过度发展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引发了结构性风险[24]。一方面,技能短缺、技工难求成为掣肘制造业转型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长期处于低技能状态、不断丧失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又加剧了“远离技能学习”的浮躁社会风气。
(二)组织壁垒:技能协同供给有限,整合功能发挥不力
新职教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是职业学校教育的实施主体,为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并行、职业学校教育主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技能协同供给有限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分属不同管理组织的体制性壁垒。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合不够。学历教育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职业培训由人社部门管理,客观上造成二者在管理机制、运行过程、标准体系等方面难以统筹协调,导致学历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学历证书颁发标准与职业培训的培训实施方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难以对接与互补,阻碍职业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联动不足。职业院校归口教育行政部门或相关行业部门,技工院校归口人社部门。二者长期处于不同的管理体制,具有明确的学校类型界限,在学校规划与专业布局、办学理念与培养目标、招生管理与学籍管理、课程建设与教学管理、资源保障与政策支持等方面缺乏联动,导致二者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上重复投入、职责不清、标准不一,难以协同优化技术技能人才供应链。三是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衔接不畅。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是覆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系统工程。职前培养的管理主体是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职后培训的管理主体是企业,不同管理主体的运行模式和利益诉求有所差异,导致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基本处于割裂状态。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围绕职前学历教育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并未将学生就业后的职后培训纳入办学任务,也未设立相关机构和配备稳定师资负责对接学生的职后培训需求。企业虽通过校企合作参与部分职前培养,但未能将其与企业组织的职后培训合理衔接,加之职后培训往往以项目制形式开展,缺乏系统规划,难以满足员工技能持续提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