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质化升级研究

［摘要］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促进作用，是实现职业教育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学理剖析发现，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与新型劳动对象能为非遗提供智力动能、技术支架与运作场景，非遗新质化升级以高科技赋能、高效能保障与高质量传承为驱动目标。以此为基础，职业教育可以从技术驱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数据沿袭、文化认同五个维度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然而，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面临技术融入及落地存在阻碍、非遗领域产教融合合而不深、非遗专业传承人才规模短缺、数据采集失衡与安全性不高、非遗文化因子提取使用困难等现实困境。对此，需从以下层面践行优化路径：一是研制专业化工具，增强技术赋能效用；二是拓宽市场化路径，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三是培育“双师型”师资，构建非遗育人模式；四是采集精准化信息，健全非遗数据治理；五是加强情景化交互，彰显职教宣传功能。

［关键词］职业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新质化升级

［作者简介］陆宇正（1994- ），男，江苏无锡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天津 300350）徐珍珍（1988- ），女，浙江温州人，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浙江金华 321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非遗传统手工技艺传承机理与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YJC880094，项目主持人：徐珍珍）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8-0005-0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1］。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的系列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认同为立足点，将现代科技手段与非遗传承相融合，有效增强了非遗文化的外显价值［2］。文化和旅游部打造“国家公共文化云”项目，通过支持运用3D扫描与重建、动作捕捉等科技手段实现非遗技法、工艺特征、文化背景等非可见因素的活态化与流程化呈现，从而开启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3］。职业教育领域亟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非遗与科技手段融合的要求，利用先进生产力技术推动我国非遗从“活起来”到“火起来”的转型升级。借助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为非遗振兴提供持久动能［4］。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多个维度展开：一是通过科技手段革新非遗分类与保护方式［5］；二是分析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的契合性［6］；三是职业教育在育人、产学研合作、技艺创新等方面推动非遗转型的行动策略［7］［8］。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是指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激活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等活动，实现实践领域内根本性变革的过程。这一概念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激活作用，又是实现职业教育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之一。因此，本研究将从学理层面剖析职业教育推进非遗新质化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厘清推进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从而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为我国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职业教育推进非遗新质化升级的学理剖析

职业教育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发挥培育人才、提供技术支持等关键功效。基于职业教育与非遗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要从理论层面剖析职业教育推进非遗新质化升级的学理依据。

（一）职业教育推进非遗新质化升级的内部要素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典范，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体现在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大要素上［9］，三大要素分别为非遗新质化升级提供了技术动能、技术支架、运作场景。第一，新型劳动者提供了智力动能。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于非遗传承人通过学习和传授非遗技艺、知识和经验，保证非遗技艺和文化得以持续发展［10］。区别于以技术知识与职业实践技能掌握为主的传统非遗传承人，新型劳动者可以更熟练地使用数字工具从事创造性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因此，非遗领域的新型劳动者是指拥有丰富的非遗保护知识储备，在非遗传承方面具备数字技术运用能力、跨界整合思维与较高职业素质的高技能人才。他们深耕于各专业领域，能够深度把握非遗文化内涵，熟练使用数字工具，创造性地开展非遗保护行动，并在非遗理论把握与实践中持续形成新知识与技术体系，为非遗新质化升级供应源源不断的智力动能。第二，新型劳动工具搭建了技术支架。劳动工具是人在生产中用以直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物件，新型劳动工具具有数字化、智能化与实时化的特点［11］。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新型工具的涌现，加速了传统文化资源转变，为非遗新质化升级搭建了技术支架。新质化升级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向文化创新创造、生产保护与全域传播等过程，要求新型劳动工具借助高新技术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更为全面深刻与系统高效的处理。第三，新型劳动对象搭建了运作场景。传统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通常指自然资源、原材料等物质单元［12］，如农业中的可耕地与牧场、采矿业中的矿产资源与土地等。数字虚拟世界的出现也带来更多的劳动对象，探索适于非遗存续的新型路径、利用网络社区扩大非遗趣缘人群，能够强化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潜在力量［13］。通过对劳动对象的精准利用，将非遗项目中的珍贵数据与信息完整保存下来，以新形式呈现非遗价值，可以实现非遗的永续传承与生动展现。

（二）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的驱动目标

从实现目标角度看，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定位于高科技赋能、高效能保障、高质量传承三个方面。第一，高科技赋能是支撑动力。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非遗新质化升级囊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字化呈现、存储与共享等步骤，高科技的投入保证非遗呈现的多样性与沉浸感、保护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发展的合法性和创新性。譬如，对非遗文物和实物进行360度全息现场扫描、建模与全景存储，利用AI和机器学习辅助非遗项目识别、分类与数字档案建设，再通过VR和AR打造沉浸式非遗展示体验，可以提高非遗普查与结果呈现的效率。第二，高效能保障是实现基础。新质化升级突破了物理空间与时间限制，使非遗得以借助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在开放场域迅速拓展。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提高非遗记录与认证的私密性，基于此技术建立的在线博物馆和虚拟展览，有助于向游客展示非遗实物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背景。高效能保障还体现在数字技术全面监测和科学评估方面，借助3D打印与大数据技术的介入，可以智能评估非遗保护进展。第三，高质量传承是外在表征。高质量传承将非遗文化的地域独特性与文化属性作为产品和服务市场的金字招牌，强调非遗传承的品牌效益［14］。新质化升级将推动非遗与文化产业在创作素材、表现载体、传承平台等方面的融合创新，促使非遗资源在特色演出与文创设计等领域被合理开发利用，进一步提升非遗文化品质和精神内涵［15］。为维护非遗成果的真实性，确保其记录与呈现的安全可靠，三大驱动目标必须基于严谨的数据质量保障与版权保护措施。为此，亟须培养相应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以支撑高科技赋能、高效能保障与高质量传承的全周期环节。

（三）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的分析框架

新质生产力通过职业教育培育新型劳动者，使其借助新型劳动工具对新型劳动对象进行操作与运维，从而实现高科技赋能、高效能保障、高质量传承的目标。由此，可推导出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的五维度分析框架。第一，通过技术技能创新服务提供创新驱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特征在于动力源由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驱动转变为以颠覆性创新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驱动［16］。技术驱动需要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加以支撑，为非遗技艺、非遗文化、非遗产品等提供有深度且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持。非遗新质化促使传统显性技艺转化为隐性服务与产品，为此要求使用新工具与新技术来提高非遗传承效果。第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为非遗创新式发展提供契机。在国家非遗保护制度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语境中，非遗传承与创新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助于推动非遗产业的创新发展。学界提出“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新理念［17］，使非遗成为一种与产业体系紧密联系的文化经济形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通过优化非遗产业与旅游文化类、信息技术类专业的衔接融合，有助于拓展非遗项目的市场空间。第三，职业院校有针对性地培养非遗人才，为非遗新质化升级供应人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统一，依靠职业院校的专业教育可以培养一批既有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又有跨专业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的非遗传承与创新人才。例如，已有部分高职专业与非遗瑶族八音文化深度融合，通过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与资源共享库，培养熟练掌握瑶族八音演奏技艺，了解其发展历史、文化与民俗相关理论知识，能够参与瑶族八音文化挖掘、整理和传播活动的非遗人才。第四，借助知识创生为非遗项目的数据与信息提供传袭渠道。非遗的表现形式包括口头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展示等，其中蕴含了大量知识、实践经验与手工艺技能。通过专业建设，职业院校借助传承机制梳理、技艺要素分解、创新路径研判等方式准确剖析非遗技艺的传承链流程、传承人群与创新路径等关键要素，科学支撑非遗的传承实践活动。第五，职业教育通过精神传承保持非遗文化认同。精神文化生产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产品与服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基础［18］。技术迭代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全面塑造非遗的传播及相应的教学流程。针对职业院校的相关专业，需要加强虚拟实景技术赋能的非遗文化体验式教学，通过开设“技术+”课程、讲座及举办体验活动等，培养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开展非遗文化传承实践，将非遗项目更直观、生动地呈现给学生和社会公众，鼓励不同群体深入参与非遗传承活动，以此了解非遗精神与非遗文化价值。

二、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实践层面，职业教育推动非遗新质化升级遭遇了诸多现实困境，既制约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也影响了职业教育对非遗创新发展的贡献。

（一）技术融入及其落地存在阻碍

数字技术在非遗领域的融入能促进文化新生态的创生，但如何有效推进技术融入及其落地应用是非遗新质化升级面临的关键问题。一方面，数字技术融入非遗过程中面临跨界融合难的问题。非遗保护与传承以维护传统技艺形式、风俗习惯、艺术取向等为核心，与数字技术所追求的逻辑导向、实用功能与效率主义等目标形成价值观上的对冲。以地方非遗转型项目为例，有部分市级博物馆设有非遗数字化部门，但各县相应的非遗部门极少设有数字化部门和专职工作人员［19］。非遗与数字技术在关注维度与行动重点上的差异性导致技术融入效果不足，最终使得建立非遗数据库并妥善保存相关实物和资料的成效不佳。另一方面，非遗项目资源受限，影响了数字技术落地的质量。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21年宁夏文化馆非遗保护项目支出经费预算为370.99万元，2022年经费预算降低到260.07万元［20］。同时，多数地区针对非遗保护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也不健全，相关经费来源较为单一，阻碍了数字技术支持下非遗保护工程的开展。

（二）非遗领域产教融合合而不深

在新质生产力涌现催生非遗“四链”融合升级的进程中，相关专业存在模式同质化、融合异化问题。第一，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的校企合作行动同质化、模板化严重。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应依据自身专业特点，探索差异化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例如，工艺美术专业可与手工艺企业合作，深度开展工学结合人才培养，但诸多职业院校采用相似的企业合作、项目设置与教学模式，使得非遗相关专业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导致此类专业特色不明、难以形成竞争优势，职业院校也无法突出助推非遗发展的价值。第二，部分职业院校未能深度把握非遗文化价值，存在产教融合异化问题。部分职业院校将产教融合异化为一种形式化的实践活动，仅停留在合同签约仪式、学生实习基地层面，未能将非遗文化理念融入专业课程，缺失实质性的文化传承和技艺培养。此类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上级权威压力倒逼和对非遗价值单一片面的理解导致的［21］。

（三）专业的非遗传承人规模短缺

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使非遗新质化升级面临人力资源不足的挑战。第一，非遗技艺源于民间，但当前从业人员年龄普遍较大，难以实现非遗技艺的创新发展［22］。为此，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专业化的非遗传承人培养模式。然而，非遗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特点，职业院校对此类人才的培养还有待强化。第二，非遗专业传承人流失与断层问题严重，削减了非遗新质化升级的预期成效。同时，非遗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从原因上看，“非遗相关工作缺乏高薪稳定的收入来源”，当前越来越多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正在逃离该领域［23］。由此可见，由于非遗传承人整体从业收入不高，许多年轻人从事非遗传承事业的意愿降低，造成部分非遗传承人队伍的不稳定性［24］。第三，我国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严重［25］。以赣南地区为例，目前100位省级非遗传承人中60岁以上的占比75%［26］。对于年龄偏高的非遗传承人而言，不善于应用数字技术导致他们面临非遗技艺与文化传播难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