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文本及行动转化研究

［摘 要］文章对29个省（区、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其主要集中在统筹布局教育新基建、强化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全面提升管理者和师生的信息素养、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网络安全治理能力等五个方面，具备弥合教育与时代的鸿沟，打造契合数字时代的教育体系；以数据为驱动，推动教育持续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依托重点建设项目，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等特征。实现规划文本向行动转化，需要关注以下三条策略建议：各省（区、市）战略举措有同质化趋向，需“量体裁衣”回应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建立反馈机制，激活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动态调整能力；建立家庭、学校、社会合力协同推进机制，提升战略协同意识。

［关键词］“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行动转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4）22-0017-06

当前，随着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XR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速对劳动者综合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未来人才发展需求将发生显著改变。因此，教育必须有所作为，以回应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变化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党的二十大更是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党代会报告，标志着数字化背景下的教育转型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鉴于此，我国除新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外的29个省（区、市）先后出台了“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体来说，29个省（区、市）都在扫描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确定了各自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愿景和战略举措。

本文选取29个省（区、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相关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形成战略举措的范畴和类型。同时，结合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数字教育发展所覆盖的主要领域和重点发展方向，分析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特征与规律，并提出从规划文本到行动转化的策略和建议。

一、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文本分析

为了总结29个省（区、市）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范畴和类型，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扎根理论取向，并选取NVivo作为数据分析的工具，将战略举措的文本内容转化为有条理、有意义的概念，最终形成的各级节点及其资料来源数、编码参考点数如表1所示。

（一）统筹布局教育新基建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教育新基建）是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教育变革的牵引力量。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智慧教学设施、新型资源和工具等，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硬件设备和软件工具。先进的基础设施能够创造数字化学习的场所和条件，支持学校构建数字化学习环境，从而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先进、便捷、互动的学习空间。同时，先进的基础设施能够为教育数据的采集和管理提供便利，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和其他数字化工具，学校能够更好地收集和分析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统筹布局教育新基建被多个省（区、市）正式纳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考量。在信息网络方面，四川、重庆、河南、湖北、广西等省（区、市）均提出加快推进校园有线、无线、物联网“三网”融合以及加快布局5G网络进入校园；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区、市）提出建设或完善教育专网，确保教育资源的高效传输和安全。在平台体系方面，江苏、浙江、北京、上海、河北等多个省（区、市）提出建设教育大数据平台，以实现教育数据的广泛汇聚、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同时，强调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在智慧校园方面，超过80%的省（区、市）提出要持续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打造智慧教育示范区。在创新应用方面，接近60%的省（区、市）提出要积极探索将人工智能、大数据、VR/AR等新技术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以创新教学方法和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

（二）强化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

数字教育资源为教育提供了数字化的内容和手段，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一般而言，数字教育资源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优势。一是数字教育资源可以根据学生的差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通过数字化技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风格选择合适的教育资源，促进个性化学习的实现。二是创新教学方式。数字教育资源通过引入多媒体技术、交互性技术和VR/AR技术，有助于“扩张学习者的经验世界，增强学习者的认知能力”[1]。三是数字教育资源支持实时反馈和教学评估。在线测验、作业评估等工具能够迅速提供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帮助教师更好地调整教学策略。

在“十四五”时期，诸多省（区、市）就已对“强化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提出多项战略举措。在开发新型资源和工具方面，北京市提出建设“空中课堂”和“双师课堂”，推动线上线下教育相融合；天津市提出推进“云—网—端”三级架构模式的数字校园建设；浙江省提出构建具有浙江辨识度的“互联网+教育”一站式服务平台。在优化资源供给体系方面，超过90%的省（区、市）一致提出整合数字教育资源、建立统一的资源平台、推动资源共享，以提升高质量数字教育资源的可及性和使用效率。在提高资源监管效率方面，接近一半的省（区、市）都强调建立健全在线教育资源备案审查制度，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确保资源的合规使用。

（三）全面提升管理者和师生的信息素养

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人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可忽视[2]。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利益相关者大抵包括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教育管理者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起到领导作用，他们负责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和规划，明确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并促进各方合作与协同。教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执行者，他们负责设计和实施数字化教学，整合数字教学资源，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3]。学生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则需要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参与学习过程，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基于此，诸多省（区、市）“十四五”时期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涉及“全面提升管理者和师生的信息素养”，以提升他们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和责任。在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方面，几乎所有省（区、市）均实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以提升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能力，包括在线教学、网络教研等。在提升学生信息素养方面，各省（区、市）均将信息技术和编程教育纳入课程体系，以通过实践操作提升学生的数字技能和信息素养。在提升教育管理者信息素养方面，天津、北京、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区、市）通过举行专门的培训项目，提高教育管理者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是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步骤，有助于实现“规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有机结合”的目标。现代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其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规模化，二是标准化。这就容易导致在学生人数过多时，教师难以照顾到个体差异；而统一的教学进程、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评价标准则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存在一些局限。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但面对较大的学生规模，实施这种教育主张的条件并不成熟。如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有望解决这些痛点。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多个省（区、市）将“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作为重要的战略举措，通过开辟数字学习空间，让学习者的活动方式由“接受—记忆”转型为“体验—理解”。例如，安徽、辽宁、江西、河南、天津等省（区、市）均提出要加快数字化校园建设，推进智慧教室、智慧实验室（智能实验室）、虚拟仿真系统等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落实，开展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学习。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教学方式变革，期冀实现在规模化的教育中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比如，天津提出基于“互联网+教育”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结构和教学组织管理体系；安徽提出探索在信息化条件下实现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智能化服务的典型路径；黑龙江则提出支持学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方法改革，以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

（五）提升网络安全治理能力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时代背景下，提升教育网络安全治理能力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要素。这一提升不仅关乎教育数据的完整性和隐私保护，更关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服务的持续稳定[4]。对教育网络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视反映了对教育现代化和数字化的深刻理解，也展示了对教育公平、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为数字化教育体系的繁荣和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由于提升网络安全治理能力对于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在29个省（区、市）的“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无一例外地有着鲜明的体现。在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有省（区、市）均加大了投入，以提升网络安全服务质量，保障师生绿色上网。在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方面，各省（区、市）普遍强调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明确责任分工，确保网络安全工作的有序进行。在网络安全监测与预警方面，安徽、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提出建立网络安全监测平台和预警机制，实现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实时监控和快速响应。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接近90%的省（区、市）提出加强对教育数据的保护，确保学生和教师个人信息的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二、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的特征

我国29个省（区、市）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举措，紧扣时代背景和教育发展趋势，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目标进行了清晰阐明，并为发展数字教育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和实践路径，呈现出以下三个典型特征。

（一）弥合教育与时代的鸿沟，打造契合数字时代要求的教育体系

人类社会在经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现已进入数字革命的新纪元[5]。在这个时代，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从而对社会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机协同能力，被视为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然而，现行的教育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带有浓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烙印，难以充分考虑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这样的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方面暴露出许多局限。正是这种人才需求的变化，倒逼着教育系统不得不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转型与变革。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推动着世界文明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变。工业文明和数字文明有着“质的不同”。工业文明秉持着“技术逐利”的思想，即强调技术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技术的价值理性。而数字文明则强调“人文主义价值”，正如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所说的那样，“发展教育中的技术的目的，应该是指向人的，应该充盈着对‘人的发展’的关爱”[6]。为了顺应文明的发展规律，教育也要积极应变，即在强调“技术赋能教育”的同时，要回归教育在“促进文明进步”和“育人育才”方面的核心价值。

正因如此，我国29个省（区、市）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发展规划并提出具体举措，致力于弥合教育与时代的鸿沟。具体来说，就是要顺应数字文明的发展趋势，培养契合数字时代要求的劳动者，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培养学习者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

（二）以数据为驱动，推动教育持续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数据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和基石，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我国29个省（区、市）所制定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中，数据要素的核心地位已经深刻凸显。这种战略上的关注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教育大数据的独特优势之上，特别是其在实时性、连续性、综合性以及自然性方面的显著特点[7]。以数据为驱动，不仅可以优化教育流程，还可以为大规模的因材施教、智能化教育治理创造条件，从而推动教育持续创新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