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境、影响与对策

［摘 要］大学生就业是党和政府一直关注的问题。为应对多种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国务院、教育部发布了保就业、稳就业的系列文件，就业工作也成为各级党政的主要任务之一。文章分析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当前就业的困境、影响因素，高校二级学院作为大学生就业工作的一线执行组织，通过发挥党建引领，整合教师、学生、家庭、朋辈、企业五方力量，合力推进高校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

［关键词］就业指导体系；党建引领；大学生就业；少数民族；西部高校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3）20-0136-06

大学生就业工作是党和国家、政府、社会重点关注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将就业工作看作改善民生的坚实基础、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社会稳定的“压舱石”。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党中央提出了“六保六稳”政策，就业则位居“六保六稳”之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策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指出，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事关教育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落地，事关就业优先战略的落实，事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因此，推动主题教育与就业工作深度融合，力求通过精准施策、精准指导、精准帮扶、精准对接，扎实推进就业工作走深走实，全方位助力毕业生尽早就业、更好就业。

近十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2023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158万人，加之全球经济疲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影响，无疑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高校就业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为有效帮扶大学生充分高质量就业，各地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但在西部地区，有的高校没有形成全员联动促就业的机制、就业岗位开拓意识不足，高校就业指导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离大学生的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所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较少，仍难以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日趋多元化的就业要求和快速变化的市场岗位需求[1]。

为把就业工作落实落细，教育部要求落实“一把手工程”，二级学院党委就是学校就业工作的一线组织者与落实者，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就业，调动各方资源，建设更加完善的二级学院就业指导体系，合力共促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工作尤为重要。

一、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现状

（一）就业压力感知增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疫情发生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招聘需求人数/求职申请人数）总体低于疫情前水平[2]。《2022年四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就业景气指数见底回升，从第三季度的1.63回升至1.70，但低于同期的1.99，也低于2020年、2019年同期；同时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再创历史新高，新一届毕业生进入求职市场，同岗位竞争人数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压力明显增加[3]。

为缓解就业压力，我国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国务院、各地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较为健全的政策支持，但初创企业因发展规模或发展阶段，各项制度并不完善，为大学生提供的福利保障也不健全。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自主创业过程中面对突发的市场巨变，表现出韧性不足、抗压能力差的特点，西部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道路较艰难、就业压力较大。

2023年4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耿林在题为《2023年第一季度就业形势分析——基于智联招聘网络大数据》的报告中指出，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下降，且低于2022年同期水平[4]。在控制了专业、性别、生源地等因素的情况下，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落实率却远远低于“985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5]。可能原因在于一些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毕业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态，无法向上拿到更优质的offer，也不愿意接受低于自身要求的岗位，加之朋辈之间的相互比较，导致就业压力感知逐渐增强。

从客观上来说，市场主体所提供的岗位明显减少，自主创业环境较差，初创企业难以立足市场；从主观上来说，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多数来自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整体就业机会少，再加上朋辈就业状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感知经济风险的意识明显上升，就业压力感知也愈加明显。

（二）更偏向体制内单位内卷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大学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许多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出现就业难情况，甚至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这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后疫情时代中青年职业取向的代表话语[6]。艰难的就业环境下，为求稳定工作的大学生优先考虑能够提供强大保障的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更是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者牧区，在社会话语的渲染、生源地经济状况、家庭空间的牵引、个体的社会风险感知下，就业关键因素向稳定性内卷，单位性质选择向体制内单位内卷，将“考编”作为抵御社会结构性困境和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决策[6]，进而产生大学生就业价值观明显向体制内单位卷的特征[7]。岳昌君基于2003～2021年10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毕业生就业观念最突出的特点是偏好经济价值和个人价值，而社会价值一直未得到重视，且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超过个人价值[8]。

每年进入体制内单位的机会只有寥寥几场的考试，报录比激增，“上岸”难度更大。但考编仍旧成为一些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执念”，并做好了“从应届到再战”长线打算。调研组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调研时，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家长还秉持“读书就是为了当官”“打工不如考公”的思想，这种观念与当前的就业形势形成强烈反差，使得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工作难上加难。

（三）“慢就业”现象普遍

毕业生“慢就业”是指应届毕业生面对各种压力主动或被动选择“暂时性未就业”状态。北京大学课题组进行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应届毕业生中“慢就业”“缓就业”“懒就业”的就业观念略有增加，有7.9%的毕业生选择“不就业拟升学”或“其他暂不就业”，比2019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毕业去向中“其他暂不就业、其他、不就业拟升学”三类“慢就业”者合计人数达到85.5万人。可见，“慢就业”现象在高校毕业生中悄然兴起，该现象与其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影响了其对就业机会获得、继续深造的认识[9]。

在国家经济整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西部高校“00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和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其个人择业观也随之发生改变[10]。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00后”大学生在求职选择过程中跨越了生理和生存需求需要，直接关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层面。这使得他们在思考求职方向时更加关注个人兴趣、职业前景、企业文化和薪资待遇，甚至是城市、气候等多重因素，更加关注用人单位的“软福利”[11]。但在指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和参加宣讲会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就业环境缺乏全面客观的了解，对高质量就业岗位主观期待较高，对用人单位的发展前景关注不够，对个人职业发展缺乏规划，导致部分“00后”大学生的工作期待和岗位需求不符，因而他们选择持续观望、等待。

此外，受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家长观念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倾向于回生源地就业。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生源地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少之又少。因此，西部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参加企业秋招、春招的积极性不强，更倾向选择升学、考编等其他方向，造成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慢上加慢。

二、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

基于新时代背景，大学生就业情况受宏观层面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情况、高校培养方面、家庭因素，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因素等影响较为明显。

（一）国内外经济因素

近些年国际关系敏感且尖锐，疫情、战争、冲突频发，迫使大量留学生回流，加剧了国内就业的竞争。与此同时，从2008年到2023年我国GDP增速预计同比放缓了3.75%，多数企业被迫缩减规模，导致就业岗位逐步缩减，内部岗位呈饱和状态。经济增长动力向创新型驱动发展方式转变，企业更倾向于招聘专业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这类复合型人才的岗位要求直接淘汰一批专业技能不过关、创新能力不足的高校毕业生。

即使是在西部地区，也受到留学生回流、岗位缩减、动力转变等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另外，202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长82万人[12]，加上往届“慢就业”人数累积，就业竞争逐步“白热化”。

（二）高校培养方面

当前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上通常滞后于产业发展最新需求，前瞻性和动态调整能力不足，在教学过程中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这导致我国部分大学毕业生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学生专业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与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存在差距。高校培养中主要是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就业服务和创新创业指导两方面影响学生就业。

高校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来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西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要满足经济发展的变化，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特色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达到“人岗匹配”。在专业设置上，西部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高校开设符合经济发展的“特色专业”，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当地情况进行授课，使其满足当地的人才需求，对口就业。实际上，西部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陈旧、更新较慢，缺乏前瞻性，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少数高校专业设置和社会需求不匹配，未经调查跟风开设热门专业，缺乏对当地情况的考量，导致专业与就业市场不符，影响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

就业服务和创新创业指导影响学生的就业观。就业服务中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应在大一至大四的每个阶段都对学生进行不同的指导。西部部分高校没有专职的就业指导教师，缺乏职业生涯咨询特色工作室；校党政干部未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没有充分利用党团活动引领学生树立职业理想，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指导不够精准化、精细化和个性化，导致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弱。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主要集中在学生毕业季，缺乏常态化，缺乏常年考察机制。招聘会形式单一无法满足毕业生的多样化需求，一些专场招聘会、双选会、宣讲会最后都是“空城计”。此外，部分教师对创业政策进行宣传和解读较少，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了解甚少，学生创业项目变成项目指导教师完成自己项目的“孵化场”，学生成为“孵化机”，创新创业项目变成了学生的加分项、教师的任务项。这些都无法激发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

（三）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影响西部高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根据访谈分析得出，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家庭和谐程度都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

父母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毕业生就业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在学生就业的道路上，会帮助子女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但如果父母过度干预就会适得其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就业意愿也具有不同影响，如处于弱势地位的高校毕业生更愿意到基层工作，反之则就业意愿弱[12]，因其财力可以增加孩子的容错率，让子女的选择更加多元化[13]。家庭和谐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性格，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社会责任感等。反之，则需要家庭成员协同社会、学校共同努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四）个人因素

个人就业观念是影响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问题。复杂多变的就业心理、专业技能掌握程度、就业观念、学习成绩等都对毕业生就业有直接的影响。

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时会出现选择矛盾、紧张焦虑、自卑自负、从众等心理，其原因都是大学生对自身能力值期望较高，对专业自身优势、方向不明确，对就业认知不清，对社会发展了解不足等引起的自我“精神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