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旅游研究述评与展望

摘 要：自《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我国红色旅游研究成果丰富。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04—2020年中国红色旅游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识别时间序列中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以知识图谱中的热点突现为依据，对红色旅游研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同时对于红色旅游资源、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红色旅游价值、红色文化4个方面的研究进行述评，进而提出我国红色旅游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关键词：红色旅游；知识图谱；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红色旅游发展，自《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以来，各地深挖红色资源，用好革命遗存，推出系列红色旅游产品，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基因传承活动，红色旅游促发展、旺就业、润民生作用明显。

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先导。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红色旅游理论研究已有丰富成果。但红色旅游述评类的研究时间线不够明晰和准确，仅有朱志强等学者基于知识图谱法对红色旅游发展脉络的分析，因此难以整体把握红色旅游的研究动态更新趋向。鉴于此，本文在红色旅游语义环境下对主题概念和关键词展开辨析，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数据库2004—2020年的红色旅游相关热点词频进行深度挖掘，最后结合文献数据和知识图谱，全面厘清红色旅游领域研究焦点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各界预测红色旅游发展动向提供思考基础。

一、红色旅游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对于红色旅游概念的界定，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早期研究认为红色旅游是以1921—1949年中共革命活动留存文化遗产为核心吸引物的旅游活动；李宗尧定义的红色旅游是游览革命遗迹和革命老区并进行爱国教育的旅游方式[1]；李素英把红色旅游定义为以革命纪念地、革命精神为主题，通过目的地风景和人文历史来吸引游客旅游的一种方式[2]；周刚指出红色旅游是缅怀学习性的旅游活动[3]；左冰将红色旅游目的地概括为以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为精神载体，以缅怀、学习、参观为目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旅游地点[4]；徐克帅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定义红色旅游，认为广义的红色旅游指1840年以来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旅游地点，狭义的红色旅游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所形成的红色遗迹和纪念[5]。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于红色旅游的界定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此后也有学者对红色旅游的概念进行了拓展。《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区别了广义和狭义的红色旅游，指出广义的红色旅游是自1840年以来拥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旅游目的地，而狭义的红色旅游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所形成的红色遗产。

综上，本文把红色旅游的概念界定为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所遗存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开展缅怀纪念、研学研修、传承精神、参观游览等形式的旅游活动。红色旅游的特征概括为具有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是红色旅游区别于其他旅游活动的最主要特征；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红色文化与现代旅游的有机结合；具有特殊的客源群体，大多以开展党团教育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团体，及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大中小学生群体为主；具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广义概念以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端为起点，狭义概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起点。

二、红色旅游研究热点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基于CNKI全文检索数据库进行检索，导出文献数据，以“红色旅游”为主题，同时限定“红色旅游”关键词，数据检索时间节点设置为2004年1月1日—2020年1月1日，共捕获数据784条，其中，来源期刊为“核心期刊”“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的有428条，来源为硕博论文的有356条。经过删除“书评”“访谈采访”“稿件征用通知”“会议”“新闻报道”等无效检索数据，最后筛选有效数据共776条。文献数据选定refworks格式进行导出。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依托CiteSpace软件，运用内置的关键词热点聚类网络、关键词时间聚类以及热点词突现等模块，对红色旅游相关文献进行检索计量，绘制知识图谱，获得时间序列发文数量、关键词时间聚类、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共现网络突现词等图幅，以期为本文述评红色旅游的研究以及前沿趋向提供重要判断依据，对红色旅游研究历史发展脉络与研究内容展开全面探析。

（三）红色旅游研究统计与分析

1.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分布

每年关于“红色旅游”主题的文献产出数量，是对于红色旅游领域研究进程的直观反映。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项指标分析，本文在检索主题与关键词均为“红色旅游”的高级检索条件下，不限年份地检索学术期刊，共得到检索文献3 965篇，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红色旅游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大量兴起。同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一期）》出台；上海、江西、福建、广东、陕西、河北、北京等7个省市旅游局联合签署《郑州宣言》，宣布定期举办红色旅游高峰论坛；《人民日报》刊发关于红色旅游的评论员文章；《中国旅游报》开设关于红色旅游的专栏等，一系列举措说明2004年是我国关注红色旅游的起点。2004—2020年关于红色旅游的研究发文数量虽每年略有波动，但热度不断，说明红色旅游研究已经成为旅游研究领域的重点。

2.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分析

依据与红色旅游这一核心主题产生共引关系的关键词，即与红色旅游或相关主题存有连线的节点，可有效研判红色旅游热点词聚类状况。由上文图1可知，近年来红色旅游研究成果大量产生，红色旅游也以高频词汇形式出现在热点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2）中，说明红色旅游已经进入深化发展阶段。

关键词经过作者精心选择，是文章主要内容的表达，表现文章的主要关注点，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由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CB）表示，CB越大，则节点越重要。一般认为，高中心性关键词（CB>0.1）在网络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出频次排名前15、CB大于0.1的关键词以及它们的中介中心性，具体如表1、图2所示。

在关键词节点网络中，精品线路、旅游开发、井冈山、遵义、爱国主义教育等词频与研究框定的8大主题关联性强，热词产生共引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显著，而规划纲要、生态旅游、红色文化、红色旅游品牌等词频，在一定程度上预兆红色旅游演进动向。随着红色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和红色旅游模式（或者同类模式）的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实践活动将会与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关联，涉及红色旅游类的研究成果必定增速迅猛，推动红色旅游向节点网络中心转移。

除此之外，通过CiteSpace软件将热点词进行时间序列的聚类，获得的聚类区域按照轮廓值属性大小展开排列，其中，轮廓值属性反映聚类区域内部节点的集聚和分离态势。依据红色旅游研究聚类时间线图（见图3）可知，红色旅游热词形成了7个聚类名称，分别是“#0精品线路和开发模式等”“#1红色旅游资源等”“#2开发设计等”“#3红色旅游产业和遵义等”“#4可持续发展等”“#5思想政治教育等”“#6红色文化传播等”“#7红色旅游景区等”，Modulariy=0.773 3，满足Modularity值域介于0.4～0.8适合聚类的要求，Mean Sihouette=0.371 5，表明关键词聚类的内在相似性一般，侧面证实红色旅游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该研究主题涉及面较为宽泛，同类主题内部研究视角多元。

3.研究热点关键词突现分析

一个新兴领域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主题的发展方向，通过突增算法得到的结果，可以识别主题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CiteSpace中突增算法设置g-index（k=100）.gamma=1，展现出被引频次最高的前5个关键词，从中可以看出：自2004年以来，2005—2007年红色旅游资源成为热点；2006—2009年在国家倡导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成为主要话题；2010年红色旅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成为热点；2012年至今，随着我国强调树立文化自信，文旅融合的推进，学者也开始聚焦红色文化开展研究。由关键词突现的方法，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红色旅游不断发展，关于红色旅游领域的研究主题也在不断拓展和变化。

三、红色旅游研究述评

由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可知，2004—2020年我国红色旅游研究热点集中在资源开发与规划、可持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红色文化保护和传承等4个方面。

（一）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在红色旅游资源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红色旅游资源评价和红色旅游资源特征。红色旅游资源区别于其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具有独特性。马进甫等人从供给侧的6个角度分析了红色旅游资源的特征并基于此探讨开发策略[6]。旅游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除供给侧分析外，基于需求侧的分析也应纳入学者研究视野。关于红色旅游资源个案分析的数量较多。卢丽刚深度探讨了大别山和井冈山的红色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多位学者对于重庆、南京、湖南、江西等省市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模式进行了多维度研究[7-12]。这与CiteSpace分析中的高频关键词突现分析结果刚好吻合。此外，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中通常伴随着资源评价，层次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主成分分析以及模糊综合评价等定量方法运用广泛。综上，我国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红色旅游资源的研究也从单纯地、宽泛地探讨开发利用对策，发展为将资源评价与开发模式相结合、市场供给与消费需求相结合的应用型研究。

随着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旅游开发的热点，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景区规划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高亚芳等以红色旅游开发带动甘肃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新增长点[13]；李咏华以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基于语境对红色旅游中心话语意义展开红色旅游具体规划和开发[14]；刘海洋、刘辛田、王晖等将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分为联动开发、社区参与、体验导向、生态开发4种类型[15-17]。综上所述，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资源互享，在整体开发强化的过程中根据差异性进行规划整合，发挥红色旅游教育和红色体验功能，寓教于乐的同时也要保持当地生态环境健康发展。

（二）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出，使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红色旅游相结合的研究成为我国红色旅游研究的一个热点。红色旅游研究中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表现在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也对于各个省市，特别是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近年来，红色旅游开展的同时出现了过度盲目开发，以及过度逐利导致单一化等问题。于是，黄细嘉等以江西南昌为例，基于共生理论探讨了互动合作模式的城乡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18]；许水平等将复杂系统基模的研究方法引入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当中[19]；谭华云等以韶山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解决了红色旅游景区面临的利益共生的问题[20]。由此可见，我国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生态环境破坏、革命文物保护不力、景区利益冲突、革命老区旅游综合效益低下、财政供养困难等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细化到红色旅游领域，这主要是由问题决定的。但是上述问题在现实中仍旧未能完全解决，由CiteSpace关键词突现可见，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在2006年之后依旧是热门突增研究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