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体验活动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征

摘 要：本文依托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会议会址红色旅游体验的实地考察，基于符号互动论探究红色旅游体验者认知体验-符号互动-行为意识的形成过程，对红色旅游体验活动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征方式及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游客与游客、游客与景区工作人员、游客与当地居民互动中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符号交互有利于加深旅游者对红色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认同；符号作为个人和集体互动的桥梁，能够在红色旅游体验过程中营造良好的旅游文化环境和氛围；红色旅游体验活动中的首属群体在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产生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互动分化，旅游目的地需要注意群体和群体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红色旅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近现代共同革命奋斗的历程中，我国56个民族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新的交汇点上，应继续走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矢志不渝地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承载着56个民族共同的革命奋斗历史，不仅能够很好地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能够通过唤起民族同胞的族群记忆，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红色旅游目的地作为红色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着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红色革命文化。

红色旅游作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相较于其他旅游形式有其特殊性。红色旅游的思想政治目的在于让到访的人们感受并学习到中华民族在近代的红色革命思想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精神，从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红色旅游体验活动中，符号互动时时发生，除了人与物质、精神文化符号系统的互动，还包括旅游活动相关人员、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间的互动。红色旅游体验的符号互动过程主要有3个阶段：从中国认知体验的信息接收阶段，到中国价值信念的信息处理阶段，再到中国行为意愿的信息反馈阶段。本文将从符号互动论出发，探讨红色旅游体验活动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征，对红色旅游建设具有深刻的实践价值。

本文选取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会议会址为调查研究区域，涉及古田会议会址旅游区域的部分室内外场馆，主要有古田会议会场、古田会议纪念馆、古田旅游区-主席园、星火燎原红色体验馆等，并使用深度访谈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搜集一手研究资料。古田会议会址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是中国近代红色革命历史的见证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中，古田精神的红色内涵得以更好地传承发展。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主持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即新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以及2015年成功获批国家5A级景区，古田会议会址现已成为福建省内首屈一指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前往古田会议会址的游客数量不断攀升，红色旅游发展势头强劲。

一、文献综述

（一）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论，又称象征互动论，是一种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创立，并由他的学生布鲁默于1937年正式提出，重点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国内学者黄晓京最早对符号互动学派部分先驱者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符号互动论主张社会现象的直接研究[1]；后续有学者雷德鹏明确指出符号在个体互动过程中发挥着信息交流沟通的作用[2]。总体而言，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应用成果颇丰，目前已经在医患关系、人际交往、学校教育、媒介传播、心理咨询等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符号互动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

截至目前，学界中基于符号互动论对旅游相关问题展开探索的文献数量较为有限。学者张机、徐红罡从微观视角，对民族旅游活动中，主客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对各种符号意义的解读进行了研究[3]；而学者刘转青、刘积德对符号互动论的研究细化到了民族体育旅游领域[4]。近年来，乡村民宿主客互动问题引发了较多关注，学者邹诗洁、王晞对此展开了研究，从空间互动、产品互动、人际互动3个维度探究了互动过程对住客旅游体验的影响[5]。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俨然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学者王悦、秦兆祥等人认为，红色旅游是一种带有国家意志的旅游形式，参与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过程中[6]；学者青觉、徐欣顺凝练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期研究进行了重要探索[7]。

梳理相关文献后可以得出，依托符号互动论这一成熟的理论研究工具，在红色旅游研究中引入颇具现实价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着可操作性和理论价值的，对红色旅游向高质量发展，符号互动理论向多领域延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征机制探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度表征机制

本文将基于红色旅游体验活动中的互动关系类型划分，探索并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度表征机制。首先，游客会因理解和建构红色旅游体验中的文化符号，与红色旅游文化符号内蕴的符号信息发生积极联系，并在个体互动中借由共同的符号意义，激发一定的情感认知，以此重新建构自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丰富个人-个人的联系；其次，红色旅游体验时，游客参加临时组织的集体旅游活动，组建一个基于共同旅游体验和共同民族身份的临时性集体，并以相同的情感认知，构建游客与游客团体，乃至更为宏大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再次，不同的团体在进行旅游体验过程中会通过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对其他团体产生相互影响，消解互动的分层，消除相互之间存在的分歧，形成群体认同的文化基础，构建群体间的共同体意识，搭建群体之间的桥梁，从而通过个人-个人、个人-群体、群体-群体3种层次的情感认同，形成基于人民群众的由下至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度表征机制（见图1）。

（一）个人-个人

古田会议会址作为典型的红色文化象征性符号，吸引着不少爱党爱国爱家的游客前来游览参观。而到访古田会议会址的游客大多是基于一种共同的中国认知体验来到此地，即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敬畏和对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员的敬仰[8]。对于红色文化的积极认知经验，使得人们在红色旅游体验活动过程中更易产生共情体验，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人与物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游客接收到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事物、硬件设施、规章制度等物质与文化符号系统所传递的信息后，进一步作出反应，如看到景区内设置的入党宣誓台，便有不少是中共党员的游客循着入党的个人记忆，站到台上重温入党誓词。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集中表现为游客与游客之间、游客与景区工作人员之间、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主观语言、行为、态度等主观符号的相互作用影响。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一些家庭游客在馆内参观时，家庭成员内部会自发地展开有关红色革命历史的谈论，而其他游客听到后，也会主动加入他们的讨论。游客们从谈论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历史起便建立了情感文化联系，其源头归根结底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环境对于人的社会化成果。依托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价值信念，同行游客们唤醒共同的集体记忆，并进一步发生积极互动，也在互动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游客与景区工作人员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如景区讲解员身着庄重严肃的制服进行讲解，向游客们传递了物质文化符号，强化了政治严肃的场景氛围。同时讲解员讲述的内容则是向游客们传递了精神文化符号，使得游客们对古田会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基于中国价值信念，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游客们萌发了中国行为意愿，在红色旅游体验中表现为对讲解内容作出思考、讨论、提问。

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也必不可少地会产生互动，如景区内不少当地居民经营的住宿餐饮门店推出品尝红军饭、试穿红军衣等特色活动。同样游客们正是因为具有类似的历史文化记忆，才愿意主动品尝红军饭、试穿红军衣，感受曾经中国共产党员的艰辛与不易。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这样的特色活动，游客能与当地居民产生精神文化符号上的互动。以上几种游客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使得游客自身的情感意识得到强化，构建起个人-个人的联系。

（二）个人-群体

符号互动论是建立在个体之间互动行为的符号表征涵义之上的，由此推出更大尺度的互动关系，并建立考察和解释涵盖社会各个层级的理论模型。个体间的语言文字交流也会成为符号化的标识，人们在交谈的过程中，相同的社会身份映射着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符号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而符号正是沟通个人和集体的桥梁，人们通过互动传递信息，相同的部分则会凝聚为一种共同的群体意识，使得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个人-群体的关系的构建。

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活动相比，有其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人的社会活动，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符号意义交换的过程[9]。红色旅游的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离不开良好的旅游环境和氛围。但是现阶段的旅游红色体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缺少交换互动过程的相关问题。首先，人们游览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和红色历史文化区隔开来，并没有将红色历史文化很好地融入当下的精神世界中，导致革命历史文化成为固定的文化符号，其构建的含义并未在游客体验过程中得到丰富。游客将革命先烈视作历史的“他者”，未能通过自己欣赏旅游景观和与游客的互动交流产生情感共鸣，并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个人与国家共同体的互动联结存在薄弱环节，个人-群体的关系难以维系，红色旅游活动的独特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变得虚无缥缈。

其次，个体作为群体中的个体，常缺少有效的互动，旅游团队中的游客可能存在关系疏离、互动冷漠等问题，这对于积极的红色旅游体验造成了很大阻碍。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互动的断裂致使符号含义难以传递，而即时性的互动只是零星琐碎的现象，并未得到串联，从而联结起整个群体。最后，群体的互动行为在很多时候也催生了一种旅游景观，如模仿红军行军式的集体游览行为向其他在场游客传递了一种革命意识和民族认同，进而完成游客团体对于红色旅游景观意义的再构建。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体验活动则进一步强化了集体间的情绪欢腾，当下景观–游客之间的游览行为的符号含义则对游客心中的民族情感进行了含义的填充和内容的更新。这一具有感染力的群体行为有时也会构成一种即时性的群体规范，如在红色旅游场馆保持肃穆尊敬，其他游客或者团体接纳即时性的群体规范，进一步增加了临时性旅游体验群体的体量。

（三）群体-群体

社会学家库利在前人“主格我”（I）和“宾格我”（me）以及“社会自我”研究的基础上，意识到符号互动论中传统的“自我”概念应在群体互动概念中产生，并进一步提出“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而在对红色旅游目的地进行调研时发现，国企或学校经常通过党建活动、研学体验等形式组织团队参观学习。当旅游团队进入景区时，这种建立在工作联系或相同目的基础上的业缘型首属群体业便已形成。

社会学家杰瑞·卡隆在自己的著作《符号互动论：介绍、阐释与互动》中也提出，群体的发展通过可操作的符号互动来实现，当互动产生分层时，就会相应地出现各阶层自己的文化个性及不同的规则[10]。因此，如果不同群体缺乏良性沟通，甚至互相隔离，群体间就会缺乏理解与认同，也难以形成群体都认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氛围。

在红色旅游体验活动过程中，通过自身在旅游体验活动过程中的语言、行为态度或团队内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的核心身份展示，进入景区的首属群体中每一旅游团队在群体中进行符号构建，这种群体中的符号建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体成员对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11]。不同群体呈现出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也对其他群体产生影响，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团队游客在宣誓台前进行宣誓等活动时，在“刺激-反应”行为主义公式的作用下，路过的其他团队调整所在群体的行为，开始排队等待，希望在举行活动的团队结束之后进行这一有意义的活动[12]。这种语言、行为符号或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的核心身份展示在群体与群体间构建相似性，在历史语境和今天实景之下产生了意义、塑造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