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教产研”协同育人的本质内涵和实践路径

［摘要］目前，我国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主要采用院校教育加临床培训的方式。这种“医教协同”的育人模式改革虽然不断深化，但主要集中在医院和高校二元主体协作框架内，面对医科人才培养多元化利益主体诉求和社会大健康多样化需求，卓越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仍面临诸多挑战。新医科建设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探索，也是我国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大健康需求的必然要求，培养卓越的临床医学人才是新医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立足新医科建设的发展逻辑和目标定位，在我国现有的“医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引入“医教产研”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医科建设视角下卓越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路径。

［关键词］新医科；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医教产研”；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3）01-0037-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3.01.006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大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需求不断提升，社会形成的大健康需求对医疗卫生供给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直接考验了我国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和医学教育体系，“对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传统的医学教育体系和医学人才培养模式面临挑战。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中指出：“要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树立‘大健康’理念，深化医教协同，推进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医学专业结构，促进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医学专业，培养一流医学人才，服务健康中国建设。”［2］临床医学人才是我国医疗卫生供给服务的中坚力量，培养卓越的临床医学人才是新时期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新医科建设的核心内容。加快推进新医科建设，推动“医教协同”向“医教产研”协同育人模式变革，改革顶层设计，创新育人理念，优化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大健康需求、具备新时代知识能力结构的卓越临床医学人才，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医科建设的意蕴

（一）新医科的内涵、特征

新医科是在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医学学科高质量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医疗卫生事业赋能重塑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国家医学教育战略，旨在探索全球工业革命4.0和生命科学革命3.0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模式，实现医学从“生物医学科学为主要支撑的医学模式”向以“医文、医工、医理、医X交叉学科为支撑的医学模式”转变，培养能够适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能够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医学领域前沿问题的高层次医学人才［3-4］。新医科建设是对传统医学教育体系的升级和变革。原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指出：“加强新医科建设，一是理念新，实现从治疗为主到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全覆盖；二是背景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三是专业新，医工理文融通，对原有医学专业提出新要求，发展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医学新专业。”［5］新医科是在坚持“医”的本质和把握“新”的特质的语境下对传统医科的全面反思和“守正创新”，推动传统医科的模式创新、范式转换、知识更新、路径优化和学科升级，以寻求自身的新变革、新发展和新作为，培养“医学＋”创新性、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6］。

（二）新医科建设的发展逻辑

新医科建设的发展逻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外在逻辑，另一方面是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新医科发展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新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不断升级，大健康理念广泛普及，这对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次，新医科要契合健康中国战略下医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大量优质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的支撑和保障，这对我国医学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提出了新要求，“高质量”一定是新医科题中应有之义［7］。再次，新医科要扣住国际医学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国际医学教育的发展实践为我国新医科建设提供了参照，要立足国际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前沿，紧扣国际医学第三代改革最新提出的“以系统为基础的岗位胜任力培养改革”［8］，优化培养质量标准体系，完善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提升我国医学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最后，新医科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为医学教育带来挑战和机遇，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学习和教育方式。新技术催生了新业态、新理念和新模式，医疗卫生服务进入数据化、智能化、精准化阶段，对整个医学教育体系进行了重塑和赋能，这就要求行业从业者具备更高的科技素养、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

（三）新医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在理念上，要树立融合发展理念，实现从科学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由“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转变，旨在建构以预防、诊疗、康养等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人才培养体系［9］。在模式上，要突破传统医学教育思维，在现有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培养体系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推进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科技型、复合型、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在内容上，要从注重对专业知识的培养提升到对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实践能力、创新素养全方面素质的重视，以培养高素质型、可持续性发展的新医科人才。这不仅能解决现有问题，还能面对未来的问题，并能对未来的发展起到创新和引领作用。在路径上，要运用顶层设计思想，优化体制机制，创新培养模式，推动医学教育体系自上而下的体制重塑和结构优化; 加强医学教育系统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合作，统筹规划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任务，通过医学教育系统各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新医科人才培养的目标。

二、“医教产研”协同育人的内涵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具有周期长、分阶段细、连续性强等特点，高素质的合格临床医师培养需要经过严格的院校医学教育、规范化的毕业后医学教育以及终身的继续医学教育，这是医学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决定的［10］。“医学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推进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协同配合”［11］，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因此，医学教育改革要放在全面深化医改和教育改革的大局之中，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行业特点的医学人才培养制度［12］。

“医教产研”协同是在“医教协同”的基础上按照新医科建设的要求进行的升级与变革，“医教产研”协同育人是指围绕新医科人才培养目标，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下，医院、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优势互补、相互配合，将教育教学、实践培训、产业开发、科研创新结合起来的人才培养模式。政府作为治理调控和制度环境的建设主体，通过顶层设计和宏观管理，制订政策法规，发挥统筹、引领和引导功能，为多元主体的协同搭建政策框架。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主体，同时也是医科人才的主要需求方，为新医科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平台和应用场景，需要深度参与制订和修改人才培养方案。高校作为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教育主体，应以行业发展需要和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联合其他主体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落实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为新医科人才培养提供基础保障。企业是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产业化、市场化的运行主体，医药产品、医疗服务以及医学教育软硬件技术设备开发应用都离不开企业的市场化平台。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在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出现了一批顶级的科技型医疗企业。它们掌握先进的行业理念和技术，为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运行提供强大保障，在医科人才培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科研院所是专业科研机构，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平台和科技创新资源，为人才培养提供科研专业支持，同时也是高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医教产研”协同育人机制需要不同主体在理念目标、制度环境、资源平台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

（一）理念目标契合

理念目标的契合是实现“医教产研”协同育人的前提，“医教产研”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需要各自投入相应的培养资源和要素，建立深度合作的关系，这种一体化协作的基础是对理念目标的价值认同。不同主体的组织性质不同，必然存在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的差异。但在科学技术交叉融合和实践应用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培养精通医学、掌握科技、善于创新、引领发展的卓越医学人才是多元主体实现协同的契合点。“医教产研”协同培养机制在新医科建设的理念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融合交叉学科知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具备实践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为共同目标，有利于把多元主体聚合在一起，共同制订培养标准和方案，构建政府政策支持、高校专业教育、医院实践培养、企业产业开发和科研创新引领一体化协作体系，为新医科建设共同发力，培养卓越医学人才。

（二）制度环境协同

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围绕人才培养目标，需要构建协同运作的制度环境，建立协同运作的体制机制，规范和引导合作各方的行为，明确各方的权责，保护各方的利益，以便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保障协作机制高效运行。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是改革“医教协同”育人、实施“医教产研”协同的制度保障，解决医疗、教学、产业、科研协同发展问题，需要一系列制度机制的改革创新和突破。比如建立医教协同机制、产教协同机制、科教协同机制，构建服务于教学、医疗、科研和产业全过程的协同育人体系，需贯通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完善教学支撑科研和医疗、科研反哺教学和医疗、医疗提供教学实践和科研问题的良性互动机制［13］。实现制度环境协同，尤其需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医教产研”协同中心的规划与建设，从而有力推动教育教学创新、实践培训深化、产业应用推广和科研创新联合。

（三）资源平台共享

“医教产研”协同育人机制离不开各类资源的整合共享，新医科人才培养需要政策、教育、实训、产业、科研等资源要素的支撑，这些资源分别被医教产研不同主体所掌握。有效发挥各类资源要素效力，实现价值最大化，就需要对政府、医院、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各自拥有的教育培养资源和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有效配置与合理使用，达到资源要素效用最大化，为卓越的医科人才培养提供保障。搭建深度合作的载体平台，需要共建联合培养实体，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项目，对不同的教育培养资源和技术创新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构建新医科卓越医学人才综合能力培养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专业知识结构的升级、实践应用水平的提升与科研创新能力的突破。同时，需要建立“医教产研”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这种长效机制必须在时间计划上保持连续的动态匹配，在空间结构上保持紧密的系统衔接，从而推动政策引导、专业教育、实践培养、产业应用、科学研究的有效协作，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三、目前我国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等专项政策，推动“医教协同”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迄今，已经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基本同质化的合格临床医生人才保障［14］。但从新医科建设角度看，“医教协同”育人实施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层次还比较低，多元主体协作育人的效率和效益不高，运行体制机制仍面临一些瓶颈和障碍。尽管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医教协同”，但在政府层面仍然缺乏强有力的教育部门和卫生行业部门的有效协同机制。医学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统一领导、职责明晰、监督独立的国家医学教育体系尚未建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