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的队列演变趋势

摘要]基于CGSS的 5期数据，文章从教育结果不平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的队列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对于1949—1995年出生的城乡居民而言，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随队列的演进呈现先降后升的“V”形变迁趋势，最低点出现在1970队列附近。对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分解分析发现，这是各升学阶段的机会不平等和权重共同变化的结果。在早期队列当中，小学入学率的饱和有效地缓解了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而到了晚期队列，初中升高中阶段机会不平等的上升及权重的大幅增加使得该阶段成为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在于：降低农村籍学生基础教育辍学率，提升其高中升学率对于缩小当前阶段的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至关重要。

[关键词]城乡分割;户籍制度;教育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5-0030-09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5.006

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指标，教育是促进个体实现地位流动的核心机制，也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始终把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实现教育质量提升摆在突出位置。“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当前阶段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小学阶段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为99.96%，初中、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分别为102.5%和91.2%，基础教育发展成果举世瞩目[1]。在高等教育方面，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已经跨越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标准的50%上限[2]，实现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转变。然而，伴随着各层级教育入学率的提升，我国的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突出，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形势依然严峻。

理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迁趋势及其内在机理对改善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队列的演进，我国的城乡教育不平等呈现怎样的变迁趋势？塑造这种趋势的具体机制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多从机会不平等的角度分析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迁趋势，忽视了对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关注。在本文中，笔者将基于CGSS多期横截面调查数据，使用一种针对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分解方法，对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的队列演变趋势及其深层机制进行研究。

一、文献述评

（一）户籍与城乡教育不平等

已有关于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多从户籍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制度根源。户籍制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人口管理制度，这项制度根据家庭户的地域属性将居民登记为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种类型。在改革开放以前，户籍所在地和户籍居住地之间高度重叠，个体也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户籍转换[3][4]。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户籍制度逐步松动，但与户籍制度捆绑的权利保障和福利待遇并未完全脱节，农村户籍居民依然无法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和发展机会。户籍制度深刻地影响居民的资源配置和生活机遇[5][6]。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村户籍居民的教育获得受到了结构性的限制[7]。

在实证研究领域，有多项研究从户籍的角度分析了各个升学阶段的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有研究发现，1978—2008年，虽然城乡居民小学升初中的机会不平等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阶段的机会不平等有所扩大[8]。一项根据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这10年中教育机会的供给持续扩大，但与1990年相比，2000年城乡居民初中升高中的机会不平等并未缩小，反而有所扩大[9]。随着基础教育的逐步普及，高等教育扩招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成为热点研究议题。已有的多项研究表明，虽然高等教育扩招扩大了教育机会供给，但并未有效地缓解城乡居民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10][11][12][13]。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升学的机会不平等实际上在早期的升学阶段已经决定，而城乡居民在初中升高中阶段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是造成农村孩子高等教育机会相对下降的根源所在[14][15]。

丰富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把握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迁趋势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研究多从机会不平等的角度分析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迁趋势，忽视了对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关注。那么，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定义是什么？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二）教育机会不平等与教育结果不平等

1.概念界定。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将阶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先赋性因素与教育获得的关联视为教育不平等程度的测量。其基本的分析思路是：基于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本文中，个体户籍属性对其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被称为城乡教育不平等。这里的“教育获得”包含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两个部分。教育机会聚焦于每个教育阶段的升学过程，而教育结果衡量的是社会成员的最终受教育年限。与之对应，户籍对每个教育阶段升学的影响效应可被称为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则被称为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

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是教育社会学的热点议题。早期有关研究以个体受教育年限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及其随队列（或年龄、时期）的变迁趋势[16]。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无法将不同队列教育分布的影响效应单独剥离开来;使用此方法衡量教育不平等的核心自变量的系数不仅反映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大小，而且反映了不同队列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方差[17]。教育不平等变迁趋势的有关研究应该同时考虑到机会分配（allocation）和分布（distribution）两个方面的影响[18][19]。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不平等研究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之上。国内的研究大多沿用这一分析思路，关注教育机会不平等。

2.数理关系。虽然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含义不同，但二者并非无关。表现在个体受教育年限差别之上的教育结果不平等是由每一个升学阶段的机会不平等逐层累积的结果。教育结果不平等实际上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加权和”[2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升学过程中每个升学阶段的机会不平等对应着不同的权重（weight）。这里的权重不仅取决于每个队列的人口规模，也和整个教育扩张的过程息息相关。早期有关教育结果不平等的研究忽视了教育升学过程，而后期基于升学模型的分析又无法兼顾对教育分层的整体性描述[21]。可以说，这两种对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方式各有利弊。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城乡教育不平等变迁趋势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方面，已有的研究通过控制教育机会的供给量变化，构造队列、年龄或升学年份与户籍的交互项分析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这一做法使得教育扩张过程对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成为一个“黑箱”，无法得到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未能将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关系考虑进来，因此也无法获得城乡教育不平等变迁趋势的总体性认识。在以下的部分，笔者将采用一种同时考虑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结果不平等的统计方法分析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的队列演变趋势。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GSS项目。为保证在每个队列上有足够的样本量，笔者将2010、2012、2013、2015和2017年的数据进行合并，得到一个5期横截面调查的合并数据集，总样本量为58 536。分析样本筛选过程如下：结合户籍制度的建立时间，保留1949年之后出生的样本，以保证这些人在上学时可以获得户籍身份。考虑到CGSS调查对象的最低年龄为18岁，部分受访者在调查当年可能尚未完全升入大学，笔者进一步将在调查当年未满20岁的受访者剔除，最终得到了44 551个有效样本①。城镇户籍样本占比为29.3%，农村户籍样本占比为70.7%。

（二）变量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教育程度，是一个包含7个取值的定序测量：未上学=1，小学辍学=2，小学毕业=3，初中辍学=4，初中毕业=5，高中及同等学历=6，大专及其以上=7。与之对应，在运用序列logit回归模型时需要考虑“进入小学”“小学毕业”“小学升初中”“初中毕业”“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等6个升学/毕业阶段。为了能够对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进行分解，需要对因变量中各个教育阶段同时进行尺度化处理，赋值方式为：未上学=0年，小学辍学=3年，小学毕业未升学=6年，初中辍学=8年，初中毕业未升学=9年，高中毕业未升学=12年，高等教育=16年（见图1）。

2.自变量。核心自变量是户籍和队列。户籍变量采用小学入学时户籍属性衡量，分为农村和城镇户籍。队列变量取值为1949—1995，一共47个队列②。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性=1）、民族（少数民族=1）、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党员身份（党员=1）和父母单位性质（国有部门=1）。其中父母党员身份指的是父母任一方具有党员身份。父母单位性质是指受访者14岁时父母任一方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单位工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使用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测量[22]。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Buis提出的基于序列logit模型（sequential logit model）的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分解方法[23][24]。根据Buis的研究，教育结果不平等是每个升学阶段的机会不平等乘以各自对应的权重后逐级加总得到。因此，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可以被分解为③：

IEOuti=kk=1（wki×IEOppk）

上式中， wki=rki×vki×gki，IEOuti表示第i个人城乡教育结果不平等，IEOppk表示在第k个升学阶段上的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wki表示反映第k个升学阶段的权重，包括rki、vki、gki这3个组成部分。rki表示在第k个升学阶段人口的比例，即涉险人口比例。举例来说，由于所有人都会面临小学入学问题，所以这一阶段的涉险人口比例值为1。vki表示第k个升学阶段升学与否指示变量的方差，即第k个升学阶段升学概率与升学失败概率的乘积。当第k个升学阶段所有人都无法升学或所有人都能够升学时，该阶段的方差最小，即表示这一阶段的升学对教育结果不平等的贡献为0。gki表示第k个升学阶段的期望收益。即通过该升学阶段的个体的教育期望与未通过该升学阶段的个体可能获得的最高受教育年限期望之差。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的描述分析

表1报告的是描述性分析结果。由表1可见，首先是1949—1995年出生的中国居民中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比例为25.7%，占比最大。其次是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占比为20.7%。高中、小学文化程度居民占比分别为19.4%和11.0%。分别有8.8%和5.3%的城乡居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辍学。共有9.1%的居民并未接受过正式教育。分户籍来看，农村居民大多数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占比为12.2%，而在城镇样本中没有接受正式教育的比例仅为1.6%;农村居民高中以上教育程度比例仅为27.3%，而城镇居民则高达71.4%，是前者的2.6倍。此外，农村居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辍学的比例也远高于城镇居民。

图2报告了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队列的变化趋势。随着队列的演进，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其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呈现上升趋势。城镇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49队列的10年左右上升到1995队列的15年左右，农村居民由1949年的4年左右上升到1995年的13年左右。这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里，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虽然受教育年限的城乡差距随着队列的演变而有所缩小，但直到晚近队列，差距依旧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