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运河千年风华

这是一条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沟通中国南北五大水系，西连陆上丝绸之路，东连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工程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是中国的运河，更是人类共同的世界遗产……

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勤劳的结晶，不仅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运河，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历经千年沧桑，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传承，其历史沿革、地理范围、文化价值以及现状与挑战，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前486年，吴王开凿邗沟，大运河由此进入中国历史。它历经2500佘年，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民风殊异，大运河成为促进南北地域互融、文化衔接的纽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人们常用“国家命脉”来形容大运河，但大运河更像是滋养两岸人民的“母亲河”。运河之水，如乳汁般滋润着沿岸人民的美好生活。

作为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大运河从它诞生到今天的历史里，留下了太多湮没在岁月里的故事。面对这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倍加珍惜。

悠悠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物质上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精神上的文化与景观长廊。它连接了南北不同的地域文化，吸纳了各地的民俗、饮食、服饰等，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大运河沿线，扬州的“烟花三月”、杭州的“西湖美景”、北京的“通州运河公园”等，都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此外，大运河还孕育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如农民画、剪纸、泥玩、布玩、面人、风筝等，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运河文化的内涵，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运河，见证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兴衰更替，也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大运河沿线的古城古镇、古桥古闸、碑刻文物等，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其未来也充满了希望与挑战。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大运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大运河不仅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生动载体，更是国外游客了解中国文化、体验中国风情的重要窗口。

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10周年，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公园）建设实施5周年。值此之际，本刊推出“悠悠运河千年风华”专题，从传承、科技、景观、文化、风物等多个视角，去追忆、去挖掘大运河的往昔岁月，记载今天的存在，书写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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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篇

传承千年历史运河

大运河，这一横贯中国南北的巨大人工水系，不仅是古代中国工程技术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它自春秋时期初具雏形，历经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不断开凿、疏浚与拓展，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规模宏大的大运河。

探寻悠悠大河之源

中国地形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大多自西向东流入海洋。这一自然地理条件在带来丰富水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南北交通的阻隔。为了加强南北之间的联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成为古代中国的迫切需求。

大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伐齐国而开凿了邗沟，这是大运河的最初形态。邗沟的开凿，标志着中国运河史的开端，也为后来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开凿大运河，不仅出于交通需求，更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隋代，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控制江南地区经济，决定修建大运河。隋炀帝征调数百万民工，利用春秋战国以来的运河基础，大幅度扩修并贯通了原有的运河，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佘杭的大运河。

这一工程包括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4段，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古代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一壮举不仅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也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物资的流通和沿线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交流。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为唐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大运河继续得到修缮和扩展。唐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多次疏浚和扩建，特别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加强了对大运河的维护和管理，使其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纽带和国家经济命脉。沿河城市如扬州、杭州、洛阳等因大运河而兴，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和文化重地。宋代，大运河的航运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成为漕运（粮、棉物资水运）的主要通道。同时，宋人还对大运河进行了多次整治和扩建，如修建了多个船闸和水利设施，提高了大运河的通航能力。

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加强都城北京与南方的联系，元世祖忽必烈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改道，放弃了隋唐时期的洛阳中心枢纽地位，直接将大运河取直至北京，形成了今天的大运河的基本走向，也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在元朝大运河的基础上，明、清两代继续对大运河进行整治和疏浚，特别是明永乐年间和清康熙、乾隆年间，对大运河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修缮，确保了大运河的畅通无阻。此时的大运河航运达到鼎盛时期，漕运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增设了专门的漕运机构。这一时期，大运河上漕船、商船、货船、游船川流不息，极为繁忙。

大运河不仅是古代中国的交通要道，更是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命脉。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对大运河的治理和利用，通过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如都水监、河道总督等），加强对大运河的维护和管理。同时，大运河还成为国家漕运的主要通道，确保了北方城市的粮食等物资供应。

见证国家漕运兴衰

一条大运河沉淀了过往岁月的诸多痕迹，也串联起古今中外的文化往来。曾经的大运河是维系封建王朝漕运经济的命脉。

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位于邗沟北端的淮安由此兴起。被誉为“中国运河之都”的淮安，古称“楚州”，地处黄河、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明清时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治地位，淮安成了南北互通盐、粮的重要中转站。

中国的漕运自隋唐时期开始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也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重要的制度文明成果之一。封建统治者通过漕运进行持续畅通的粮食等物资运输，从而实现全国资源的调配。

漕运的兴起造就了淮安地区的繁荣，这里曾坐落着中国历史上掌管全国漕运事务的唯一机构——漕运总督府。由明代开始，大运河漕运发展到鼎盛，每年有上万艘漕船往来于大运河中。南方的漕船抵达淮安后，必须经漕运总督盘查才能继续北上。

明代中叶，黄河再次侵入淮河，淮安以北的运河不仅迂缓难行，且时常发生沉船事故。到了清代，为了保证大运河通畅，清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船只在大运河上游航行。如此一来，跑船商人只好在位于淮安清江浦的石码头上岸，改换马车继续北上。一时间，码头附近骡马车行、旅馆饭店密布，清江浦成了远近闻名的转运枢纽。

清江浦还有“天下粮仓”之称，明清时期是大运河漕粮重要的储存、中转之地。明永乐年间，为了便于储存、转运粮食，在清江浦设立常盈仓，后被战乱所毁，异地改建为丰济仓，距今已有600年历史。它不仅是大运河沿岸四大粮仓之一，更是全国最大的储粮库。此外，当时的清江浦还设有常平仓2处、预备粮库3处、庄仓（即民间粮库）5处。

千年运河孕育璀璨文脉

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一直是连接古老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纽带。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达到了空前繁荣，长安城曾引来数以万计的胡商在此定居。同样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内陆的地图上悄悄延伸出一抹蜿蜒的蓝色。正是大运河这条水路的出现，给了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机会。

在今天的扬州城北，静立着一座唐代风格的现代建筑，这是为一个外国人修建的纪念堂。在堂院的一角，有一座“中韩建交十五周年”的纪念石碑。据说，每年都会有韩国人来这里参观。那么，这座院子是为了纪念谁而修建的？

唐代的中国已经敞开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门，早在唐贞观元年（627），大唐王朝就已经对外国留学生开放了科举考试。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一样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在众多慕名而来的海外学子中，来自新罗的崔致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扬州文化研究专家介绍，崔致远在长安参加了科举，然后就在江南溧水县（今南京市溧水区）做了一个小官。后来，他到扬州做了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类似今天高级秘书的职务。因为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受到了高骈的重视，经常带着他起草一些很重要的文件。

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自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邗沟起，这里就是大运河的咽喉之地。唐代的扬州已经和今天同名，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扬州成了繁华的水路交通中心，24岁的崔致远正是在那个时期来到扬州。

公元884年，崔致远自扬州出发，沿大运河北上至山东半岛，再转海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结束了在中国长达16年的求学和为官生活。回国之后，他把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任职时起草的文件整理成一本汉字诗文集。这本名为《桂苑笔耕集》的诗文集在当时的新罗产生了巨大影响。

“桂苑繁华，扬都壮丽”，是崔致远曾经用以形容自己在溧水的住所和扬州之美的诗句。当时还未过而立之年的崔致远可能想不到，1000多年过后，扬州依然是扬州，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从未停止过。

大运河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未来，我们应赋予大运河新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让古老的大运河“旧貌换新颜”，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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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篇

流淌千年凝聚科技与智慧

大运河这条流淌千年的古老水道的开凿与建设，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自然条件完美结合的典范，更是世界水利史上的璀璨明珠。从古代的精妙设计到近现代的技术革新，再到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大运河的水利科技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展现着非凡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古代水利工程的辉煌成就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4千米，这样跨五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要顺利贯通并为航运服务，必然面临沿线地形复杂多变、气候条件差异显著以及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重重挑战。船闸，作为运河建设中最值得称颂的杰作之一，彰显了人类在水利工程技术领域的卓越智慧与无尽创新。

公元423年，在扬州附近运河建造的两座斗门是大运河工程上最早出现的闸门。唐代发明的船闸，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之一，极大地提高了大运河的通航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供水难题，是人工运河渠化工程中的一大创举。北宋时期（公元984年）建造的真州闸，是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船闸，比欧洲荷兰的船闸早了约400年。元代在会通河上（临清与济宁之间）建造了31座船闸，可谓是全世界最早的梯级船闸，比西方早350年。

到了明清时期，板闸的建造变得十分普遍。以淮安板闸为例，其形制虽见于各地，但独具特色，因此闻名于世。为免过坝及山阳湾风涛之险，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瑄修缮清江浦河道，设移风、清江、福兴、新庄4闸。永乐十四年（1416）增建板闸，初以木板为闸，故称“板闸”，一年后改建为石闸，但板闸的名称一直保留了下来。淮安板闸历经无数工匠的精心改造和完善，其政治、经济作用巨大，对明清时期的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淮安板闸遗址中水闸结构和文献记载分析，其建造方法应为首先选址挖塘，底部筑三合土，再以桩钉钉地，其上铺龙骨木和垫木，龙骨木与地钉卯结合，然后用成排枋木纵铺作为底板，以木梁横拦使整体形成梁板式基础，所有木构件之间均以铁钉加固，最后再于底板上垒砌条石。条石间采用石灰加糯米汁嵌缝，最外层条石的两端还做燕尾槽，以铁锭、灰浆嵌缝固定，其与内层条石之间则用铁扒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