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和金融家如何想到一块儿去？

在当下，企业家不要去做无用功，更不能反向使力，而是要关注长期趋势性拐点，积极顺势而为。金融家要积极认识到和企业家之间的投资逻辑分歧。政府要充分认识、培育和发挥地方优势，打造要素市场、推动产业规划、促进金融与制造业的结合。

当前中国企业家和金融家的投资逻辑相互背离，金融机构总是在找项目，但往往企业家认为的有前途的好项目，金融家不这么认为，金融和实体两者之间经常碰不拢。尤其在当下，二者对项目的看法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突出，体现在双方对产业链、技术路径、企业模式以及企业经营理念和目标之间的认识存在分歧。

只有金融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都想到一块去了，才能促成投资、解决问题，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合力。那么，为什么他们想不到一块儿？症结在哪儿？又怎样让他们想到一块儿去呢？

企业家：不过于关注当下数据，要关注四大长期拐点

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是要过滤掉干扰信息，不要过度关注短期宏观数据的波动，而要抓住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长期趋势。

当前经济复苏是疫情后的复苏，其所带来的数字表现与正常经济复苏周期有很大差异。例如，大家看到了，人流、物流都在快速恢复，酒店和机票价格都涨了不少，但为什么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了20%？为什么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同比增速都有所下行？为什么经济在复苏，宏观数据却会出现这些矛盾？这是由于疫情造成全球价格周期、资产周期、经济周期和调控周期都出现了一系列错位，导致宏观经济的同比数据、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比数据都出现了紊乱。

举个例子，现在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数据出现了下降，那工业企业利润的高点是哪一年呢？ 2021 年。但2021年并不是上一轮经济周期的高点，怎么可能成为企业利润的高点呢？因为疫情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和工业品价格在2021年达到顶峰。疫情期间，由于我们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周期、价格周期和政策周期上的错位，形成了有利于我国工业出口、工业利润、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定环境。因此，在疫情期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进出口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而疫情结束后，我国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很多经济指标反而没有疫情期间高。当然，我们的确需要重视我国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外部环境复杂的情况，需要采取措施推动经济恢复到合理区间。

相比之下，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些长期拐点是需要关注的，目前至少有四个拐点是明显的。

第一，人口数量的拐点。当前中国面临几千年来自然人口增长规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过去，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波动很大，但自然人口增长从未出现过净下降，而现在出现了。一旦人口出现拐点，需求、要素和市场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企业家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今年是大学生就业压力比较大的一年，然而我们可以从企业的角度反向思考，今年也是吸纳人才成本最低的一年，也许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有了。未来几年，人口拐点在前，而大学生、硕博生的拐点在后。一旦拐点出现，这些人才就会变得宝贵起来。当前每年我们新增1300万就业人口，其中有1158 万是大学生，占比超90%。因此，尽管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过剩，但并非绝对过剩。对于一些人才吸引力相对较弱的地区，现在是否正是储备人才的最佳时期？

另一个拐点是房地产市场。当前房地产销售面积已经从年均18亿平方米下降到13亿平方米。无论对房地产市场价格作何预测，这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拐点。大家有多种看法，一些看法是，房地产市场将出现“L”型增长。但无论如何，我们可能无法再次让房地产每年销售18亿平方米，这是一个规律，它预示着房地产结束一种增长形态，进入另一种形态。对于房企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机遇。人们更加关注的将是质量，因为数量增长结束后，质量就成为关键。所以，现阶段中国人买房仍然强调地段，而日本人则更强调设备，因为一旦房屋设备老化，房子就不值钱了。未来，房地产增长可能会从供给端转向使用端，并为家电、设备等相关企业带来良好的开端。

第三，收益率拐点。当前西方国家利率水平处于高位，我国利率有所下降，逐步步入中低利率时代。按房屋均价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计算，每年的房屋销售总金额减少约5万亿-6万亿元。过去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吸纳资金的海绵，但现在这个海绵突然缩小了，全社会资金出现了过剩。因此，利率下降，金融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也会降低。

利率市场的长期趋势性变化是企业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企业家经营企业，实际上主要是利用两种要素⸺人力和资金，其他方面如土地、设备和技术等，都可以通过资金获得，但唯有人力是一种活的资本。

在市场上，这两个要素遵循两大规律：人力总是越来越值钱，上升速度会越来越快，而资本价格总是越来越低。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使劳动力成本逐渐下降，如果有，那个国家一定处于衰败状态。对于企业家来说，当资金开始过剩、成本下降，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时，应该如何选择？答案是，更多地利用资金和资本来赚钱，用人力来创新。这也是制造业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科技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革的原因。企业家需要客观把握两大要素的价格变化趋势，充分发挥好两大要素的作用。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巨大变化未必是好事情。上半年许多金融机构已经出现资产负债端不匹配的情况，保险公司的收益率已难以覆盖其产品平均成本，银行开始降低存款利率，企业结售汇意愿下降。因为美元存款利率高于人民币，大家开始考虑增加境外投资。在这种预期下，人民币波动适度加大。

第四个拐点，是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环境的变化。疫情三年，我们的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吸引外资工作，不仅要恢复，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修复，而且必须有创新思维才能修复得好。要让境外投资者对我国的市场、产业发展和合作潜力重新恢复信心，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企业家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正在改变，要学会适应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比如碳税问题、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打压带来的困难等。另一方面也要从过去5年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出口的持续增长中，看到我们的进步。这5年我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还是有很大提高的。

总之，对于企业家来说，不要过度受当下数据变动的影响，应该永远保持乐观，因为投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见效。企业家永远是寻找发展机会、发现自身成长机遇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他们是不会进行投资的。

政府：发掘区域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制造业发展

和企业家投资有所不同，金融投资具有流动性，可以反悔，投资错了可以进行改变。如股票买错了，明天还可以卖出。企业家的投资则是很难反悔的，一旦投入了资金，无法轻易收回。如果投错了，不想再继续，只能接受损失。

两者的考虑因素不同，这也带来了金融家和企业家之间的矛盾。

那么，政府可以如何在金融和实业之间起到调和作用？如何打造一个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特定优势和环境？

地方政府首要一条，就是要充分认识自身的要素禀赋及区位优势，培育和发挥优势。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高的效益，是因为它不一定需要全才，只需要每个人、企业、地区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最后通过交换，与其他人互通有无，获得自身没有的一切。因此，对每个人、企业、地区来说，优势就是一切，如果做不擅长的事情，很可能会失败。

每个地区都有其发展某一产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很难被发现。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佛山、青岛是中国两大家电制造中心，但如今中国家电产能最大的地方是合肥，几乎占据了近40%-50%。合肥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家电制造中心？它有哪些优势？

过去大家看不出来，实际上，合肥是我国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地理中心。我国空间地理中心在西安，而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中心大致在合肥附近。家用电器特别是冰箱等白色家电对物流成本高度敏感，因为这些产品体积大又必须要送到千家万户。所以，在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地理中心设立工厂，把产品发往全国，可以节省物流成本。单个家电节省物流成本的金额可能并不大，每台冰箱也许只有30元左右，但是家电毛利率本来就低，再加上合肥还有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其他方面的优势。合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推进，在招商引资上已经形成了合肥模式。

现在各地政府招商部门涌入合肥，向合肥学习。这就是发现、培育和运用自身优势的典型案例。

再来看一个例子，贵阳是如何成为大数据中心的？过去，贵阳似乎是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人才和教育资源等方面也不是十分丰富。但是，贵阳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它叫做“爽爽的贵阳”。贵阳位于海拔1500米的高地，是一个海拔较高、经常下雨的城市，既干爽又有雨水不断降温，非常适合建设机房，因为机房的散热非常重要，电力成本也很高。贵阳天然具备了建设机房中心的降温系统。贵阳政府将这一天然条件充分运用起来，并不断地创新发展，大胆思维，竟然让西部偏远地区的一个省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数据中心之一。

当然，仅仅拥有天然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优势。比如，重庆为什么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的中心，欧洲40%的笔记本电脑都在重庆生产？重庆离出海口很远，海运交通极其不便，但2011年重庆开通了“中欧班列”（渝新欧），打通了向亚欧国家的陆路运输通道，这推动了笔记本电脑这类体积较小、价值较高、对物流成本不敏感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发展。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推动“中欧班列”的发展，都是在创造优势。

第二个方面，是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各地政府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首要工作之一，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落地了“最多跑一次”“五证一码”等举措。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过于注重程序而不重视实质，过于强调效率而忽视效果，过于倾向线上而忽视线下，过于注重硬件而忽视软件，过于关注指标而忽视环境，其中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和改善。

制造业涉及三个成本，第一是要素成本，这构成了生产成本；第二是企业的管理成本；第三是制度成本，也称为交易成本。政府可以帮助企业做什么呢？首先是优化要素成本。要素成本一般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价比其他地区要高很多，这是市场规律，但政府也可以通过住房保障体系发挥作用。其次是管理成本，这体现企业的水平。最后是制度成本，这是政府可以决定的，其目标是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营造好的营商环境。

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否降低、政府办事效率是否提升、窗口是否合并、是否实现了线上办理和减少办理步骤，都非常重要，但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做到这些，营商环境就优化了。营商环境好坏，应由企业来评判。世界银行有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也列举了有代表性的项目来反映一些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把世界银行的要求都做到位了，就可以说营商环境已经变好了。

实质上，优化营商环境涉及以下方面：企业的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包括办理企业营业执照、工程许可证的成本；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成本；企业获得要素的成本，如电力要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缺电是企业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没有电，就无法生产，在中国，电力供应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其他成本呢？不少企业反映，获得金融资源这个要素很困难，获得人才、技术和数据等要素也是如此。此外，法治、产权保护、境内外投资以及信用体系等问题也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打造要素市场、推动产业规划、促进金融和制造业的结合等，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环境，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才能取得成果。

金融机构：实业与金融投资逻辑背离，五大分歧需要化解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制造业之间的突出矛盾，体现在企业家和金融家的实业投资逻辑和金融投资逻辑相互背离。而且从历史上看，这种背离日益显著。

实际上，中国已经进入资金过剩状态，至少资金是充裕的，资本也相对充裕。很多基金募集几十亿不是难事，但要找到合适的可投资项目则比较困难。

很多企业家抱怨，老老实实做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线、产品质量、组织管理和内部规范都很好，但不能获得很好的估值。而那些充满概念、拥有流量和平台的枢纽性企业的估值却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