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灾难影片中的生态危机书写

作者: 张可菲 袁家丽

摘 要: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和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电影首当其冲地成为呈现和讨论全球生态危机的媒介,尤其是近几年,国内外电影市场上灾难影片不断拍摄、上映,更突显了全球的关注热点和前沿问题。作为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唯一引进的美国生态灾难片,《全球风暴》上映之初就引发众议。本文通过分析该影片所展现的生态危机、探究其成因、挖掘影片中的人性光辉,并总结其中的生态启示,为当代人们思考、应对生态危机提供借鉴。

关键词:灾难电影; 生态危机书写; 英雄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1)11-145-002

1.引言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寄托了人们对现实的思考。近年来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因此生态灾难成为许多影片聚焦的主题,人类运用多种视角审视目前的生态状况。此类保护自然的电影主题反映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忧思。通过电影叙事手法,人们正在为如今的生态困境积极寻找出路。

《全球风暴》作为生态灾难电影,较为全面地讨论了“人——科技——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此类电影的典型之作。它不仅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探讨了人类使用科技对待自然的正确态度。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该片中机器与自然抗衡而引发全球性灾难的事例也许即将成为现实,故事内核具有前瞻性和警示性。此外,该片中不乏对人性光辉的刻画,在揭露生态危机的同时,对未来生态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提出设想,传达对生态的现实关怀。

2.生态危机的成因:二元思维的禁锢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将二元论阐释为:二元对立的两者之间差异明显,一方具有优势,另一方成为“他者”。前者具有主动性,可以随时为自己的权利发声,而后者恰恰相反,处于被压迫和被索取的地位。影片中灾祸的始作俑者受到二元思维的影响,制造出可以控制天气的“荷兰男孩”(一个精密的人造卫星网络),甚至企图更改程序,将气候变化视为政治博弈的筹码。他们奉行工具理性态度,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人类高高在上,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操纵天气,驯服生态自然。由此产生机械主义自然观,忽略自然是一个有机体,把自然当作运转的机器,沦为实现人类欲望的工具。纵观历史长河,这样的情节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缩影,比如亚马逊雨林的农民们为了农业种植,大量砍伐和焚烧树木。在他们眼中,雨林的土地是收益的工具,而不属于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随意改变自然的运作方式,但最终是以森林面积减少、二氧化碳增加及全球变暖为代价。

人与自然形成对立面的二元思维还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起源于古希腊,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是万物存在的尺度。该影片中灾难根源即为人类中心主义。幕后黑手为了掌握更多权利,不愿交出“荷兰男孩”的控制权,于是实施“宙斯计划”:他们利用病毒操纵卫星系统,借此指挥气候卫星网,在特定的地方造成自然灾害,成千上万人因此丧生。人类干预自然“等同于饮鸩止渴”,原本是自然的“守护者”,却最终成为“毁灭者”。而“宙斯计划”表面上将随意破坏自然的人类比作宇宙的中心,即“上帝”,但其中暗含“天神之怒”的隐喻,人类因罪过太多,触怒宙斯(即自然),导致宙斯怒降洪水。“宙斯计划”一词,暗示了电影中人们不断向生态进军的做法是在自取灭亡。二元思维催生了机械主义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在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上,被禁锢了观念的人们无法获取终极自由。

3.危机中的人性光辉:英雄主义精神的塑造

《全球风暴》刻画了许多持二元论观点的反面人物,但也强调仍有少部分人在环境问题上能保持清醒意识。这些少数正面人物组成主角团,并在领导者的指挥下化解这场危机,体现领导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个人英雄主义反映对个人价值认知的探索,以及个体为群体利益牺牲自我的意识。主角杰克·罗森原本已经被政府解雇,却还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选择一个人留在即将毁灭的太空站,坚守到最后一刻重启系统。主角团中的兄弟二人原本就是政界和科技领域的精英,在全球生态崩溃的紧急关头,他们也走在拯救世界的最前线,成为世界人民的“超级英雄”。这种个体呈现丰富了角色的形象,强调通过自我努力取得成功,单枪匹马地完成任务,满足了个体对实现英雄梦的憧憬。

但与大部分只凸显个人英雄气概的好莱坞大片不同,影片中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以全人类的命运为基石,超越了只局限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生态意识,上升到普世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荷兰男孩”失控,香港被火海吞噬,奥兰多遭遇闪电暴击,迪拜爆发海啸……生态灾难不仅在局部地区爆发,而且在全球范围肆虐,在宏大的灾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渺小到不堪一击,因此在主角团寻找解决办法的同时,还有无数人齐心协力,为这场灾难减少损失。在街头巷尾,有帮助弱势群体躲过地面塌陷的便利店员工们,也有不顾危险正面闯入火海的消防队员,电影展示了人物群像的互相帮助和牺牲,每个小人物的力量汇集在一起,迸发出磅礴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使人震撼。面对全人类的生态危机,多国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在空间站工作,他们抛弃了以自己国家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影片最后,当主角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发出求救信号时,一名墨西哥技术人员立即驾驶太空梭前来搭救。此时,国与国的界限被打破,他们齐心协力共同作战,注重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

4.生态危机启示:大地共同体的伦理责任

《全球风暴》中的一些情节传达了关于人类该如何应对生态问题的思考,比如空间站不再只张贴美国国旗,而是贴上了建造太空站的所有17个国家国旗。世界各国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更开放、包容和积极参与的心态对待生态环境问题。接着该片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出发,描述了某国持实利主义的高层人员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遭到自然危机,因此要维护生态的良性运营,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同时,除了全人类是一个整体之外,人类和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即“大地共同体”。“大地共同体”由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首次提出,是生态整体主义的代表理论之一,“大地”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大地”是有生命的整体性存在,“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大地”,“共同体”则表明人类也属于其系统之内[1]。其核心要义是:“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2]”该影片运用大量特写镜头呈现生态灾难的恐怖性和破坏性,凝视人类受到的严重威胁,而这些灾难大部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局限性所导致。人与生态系统组成生态整体利益,因此人类的道德关怀需要扩大到整个自然界,对他者产生强烈的同情心理。

“大地共同体”所阐释的大地伦理在扩大整体范围的同时,倡导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生态伦理观。利奥波德的“大地共同体”赋予了大地新的隐喻意义: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地球的器官,每一个部分都有特定的功能,将功能相互整合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维持生态系统的顺利运行。电影中破坏太空站程序的高层却认为,人类和科技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然而现实中,人类无法全知全能,科技也不是毫无破绽。如果通过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技术手段维持生态秩序,终究会有机器失灵,走向失控的那一天。此外,太空站技术人员邓肯被描绘成反面人物,受到重金诱惑而泄露信息,造成“荷兰男孩”被病毒攻击,系统崩溃。他认为灾难来临时,可以放弃地球,开辟新的家园,但他忽略了人与周围环境的整体性。人类自我意识过剩是造成主客二元对立的原因之一。以电影中的邓肯为代表,在他的价值衡量天平上,个人利益超过一切,因此才会被重金收买而不顾全人类的安危。如果人类的衡量尺度只局限在个人上,那么需要从全局考虑的生态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要做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根据阿兰·奈斯的深层生态学观点,人类需要建立对自然的最大化认同。首先,要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即对他人和对自然物的认同,由此会产生一种“利他主义”。其次,要承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包容和共生为前提条件,“为其他生命受到最小的压制创造条件[3]”。

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还要避免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准出发,自然系统中的任何部分都被看作完全平等的地位,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体和行为实施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类履行保护生态系统的义务就会与其形成悖论。此外,当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处于完全平等时,由于事物之间存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分,生态中明显的差异性会被忽略。但目前为止,由于人类的意识和干预能力,生态系统遭到人类破坏,也需要人类进行维护。在大地共同体“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三大原则中,可以规避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悖论[1]。同时,奈斯的深层生态学也属于整体观念,在解决生态危机时,它宏观地看待问题,将生态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深层次地彻底地解决问题[4]。当形成一个整体时,人类由统治角色转变成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因为道德范围的扩大,人类也是生态道德的承担者,行为需要以生态整体利益为价值尺度。同时,人类也可以享受个体利益,在不破坏三大原则的情况下,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达到和谐共生的效果。所以,人类在认可生态利益重要性和尊重整体的其他部分的同时,也要发挥作用,承担伦理责任,以避免恶性循环的恶果。

5.结语

《全球风暴》披露了二元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用恐怖的灾难画面警示人类社会要摒弃机械唯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灾难面前,人类不仅要保有“以小我成全大我”和“团结一心”的英雄主义精神力量,也需要秉持“大地共同体”的三大原则,不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正如电影结尾的小女孩所说:“同呼吸,共命运,我们有责任一起保护这个地球。”人类作为地球的一部分,要与生态自然有机统一,为“大地共同体”的发展创造可持续的生态环境,这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美国灾难影片中的生态危机书写为人类的共同问题敲响了警钟。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中美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主义思想对比研究”(2020NFUSPITP085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Callicott, J.B. “Introduction”[A]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Ecology [C] Eds. by Michael E. Zimmerman, et al. New Jersey:Prentice-Hall, 1993

[3]Arne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M],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Shambhala, 1995

[4]雷毅.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思想[J]世界哲学,2010(4):20-29

作者简介:张可菲,1999年生,女,江苏苏州人,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袁家丽,1979年生,女,江苏南京人,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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