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视域下“面子”的翻译

摘 要：“面子”是依存于社会建构的关系之中，常常与复杂的社会关系、权力建构等因素息息相关，而英文中“face”（脸）更倾向于自我建构和自我定义，并且构建“face”的整个过程都处于个体的意识控制中。本文通过解析中文的“面子”与英文中的“face”的不同文化内涵，试探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面子”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面子; face; 跨文化交际; 翻译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1）11-173-002

“面子”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两波变革。第一轮研究的浪潮开始于1980年代，研究者建立宏观普适范式或文化特性模式，但常常以他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想象的为范例。在第二轮浪潮（千禧年-）中，“面子”研究由理性主义视角转向建构主义视角，更加关注交际个体之间关系与面子的建构与协商过程。关于“面子”的研究史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面子的使用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互相建构的人际关系中。而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由于文化差异、语言交际不完全对等等因素，对“面子”一词的理解和翻译常常带来误读与障碍，本文将通过“面子”和“face”的文化内涵和概念演变来探讨两者的翻译策略。

1.“面子”概念的流变

《脱嵌与融合：面子心态的流变、影响与出路》一文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面子的渊源、概念、表现维度、作用机理、社会功能以及理论应用等六大方面。“面子”未来的研究走向可以往三个方面发展。第一个方面是“面子”的内涵、标准的流变及其影响。“面子”研究的重心还处在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提炼中，关注“面子”流变的研究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这部分主要解析“面子”一词的历史沿革，以及在时间和空间流变的背景下，“面子”在不同语境中内涵的变迁。第二，“面子”的前人研究中，多数关注“面子”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面子”的正向效果有待发掘。第三，“面子”的应用领域有待扩展，多数集中在消费领域，应该使“面子”的应用多样化。这部分将重心放置在“面子”未来研究走向的第一方面，从其概念的流变解读“面子”文化现象的历史变化和其文化内涵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之前，对于“面子”的研究多数在个人的感知和主观形容之上，定义不完整、比较模糊。林语堂曾经指出：“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面子”概念的模糊性揭示了该词的丰富内涵和抽象特点。20世纪40年代之后，关于“面子”的讨论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研究范畴。代表性的著作包括1967年出版的Erving Goffman的Interaction ritual（1967），Goffman认为“面子”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它的社会含义和功能是文化层面的建构1。在“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中，如翟学伟（2016）将“面子”与“人情”及“关系”和“权力”皆放置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提出这四个要素构建成一个社会网络，而且彼此之间不能独立。而这样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一般包括中国大家庭生活模式、家族式的社会关系、社会流动和儒家思想等几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尤其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传统“面子”心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和伦理价值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有部分研究关注“面子”的负面作用，如张绪山指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为特征，爱面子最突出的表现是装腔作势。”有关“面子”心态流变的研究如赵云亭，濮敏雅（2018）的研究也谈到现在社会因为人口流动，人们“要面子”与“争面子”的心态反而更强了。这主要是由于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移动性大大增加，都市化愈加迅速，遇事能得以妥善解决成为生活的法则，有“面子”也就成为这一法则的重要基础。综上所述，“面子”概念从初期的“心理学”层面逐渐跨向“社会学”，并且是别的社会科学概念所不能取代的。

2.中文“面子”与英文“face”的文化内涵

关于“面子”一词的释义，除了“物体的表面”，通常还有“虚荣”“情面”的意思。在汉英翻译活动时，也常常出现“face”（脸）、“pride”（骄傲）、“dignity”（尊严）、“prestige”（威严）和“reputation”（名誉）等不同翻译范例。而出现不同版本的翻译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中英的语境中，“面子”与“face”两者的文化内涵不完全相同，这个部分主要通过“面子”定义的演变和Goffman对于“face”的解读来探讨这两者的文化内涵。除此之外，如何去正确翻译上述的“没面子”，还要去了解“面子”在上述表达中起到的作用（正面作用或是负面作用）。

1894年，《中国人的特征》（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首次提出了中国人的“面子”的文化现象，指出“‘脸面’这一词汇在中国并非单指人的面庞，它在用法上是一个多意的复合名词，比我们描述的或可能理解的意思还要多。”正如前文第一部分解析的那样，早期的“面子”概念是模糊不清、不可捉摸的。在“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脸”和“面子”两个中文词语，指出面子其基本目的是获得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的提升，其外在效果在于社会赞许的程度。与英语“face”不同的是，汉语中的“面子”并不是个体的概念，维持“面子”不亚于维护个体的尊严和权威，通常与个体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权力建构息息相关。

在Goffman的定义中，“face”是社交活动中个体所想象或者意识到的公共形象，某人在与他人特定的接触中自己所宣称的某种正向的社会价值。在西方的文化中，获得尊严或者赢得赞同对于个体是最重要的社交动机之一。为了建立这种正面的形象，社交中的个体不得不与他/她自己所期待的社交形象说话和行动保持一致，否则有可能会“in wrong face”（出洋相）或者“out of face”（没颜面）。Goffman用“face”来形容个体为了建构正面形象所做出的自我意识努力。这整个过程包括动机、准备阶段和公众前的展示，都处于个体的意识控制中。Goffman的 “face”概念紧扣个体身份的精髓，即每个人通过策略性表演都能够有一张独一无二和自我定义的“face”。美国的“face”文化中一个突出特点为“理性”，即一个在意“face”的个体是理性的而且可以预估的。而且在社交活动中有意义或者有目的性地从事社交活动，继而能够尊重他人。综上，Goffman式的“face”是自我为导向的、理性的和建立在个体中的。并且它连接个体与社会互动，帮助构建社会秩序。在美国社会中，正确理解“face”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交知识或社交能力。

反映美国华人生活的Saving Face（伍思薇《面子》）就是以中国人的面子观为线索的电影，影片主人公是生活在美国的一对华人母女。母女二人各自都有隐秘的伴侣，而为了“面子”问题和在美国的华人圈中保持往常的社会关系，二人彼此互不坦诚彼此的秘密。这场“面子”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母女二人的小家庭中，而且是自我、小家庭和华人圈的社交关系之间的互相博弈。华人的“面子”掺杂了家庭内部人员间关系、整个家庭形象的建构和外界评价等要素，影片最后，母女二人互相倾诉各自秘密，将传统的“面子”打破和重塑，而这也是处于中美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人“面子”的解构和再建构，富有多层次的文化内涵。

3.“面子”与“face”的翻译策略

通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份的阐释，中国的“面子”与英语中的“face”存在着下列区别：“面子”将个体处于社交关系中，有时为了保持自我的尊严或者权威必须要关注道德层面。而英语区的“face”文化是对个体的文化定义，如独立、自主和成功。这种文化内涵的差异常常会带来这种结果：中国人都被期许具有社交或者社区参与意识，英语区的人被期许有成熟和清晰的自我认知。跨文化交流一般涉及到两方个体，以及个体是如何在文化中定义的、在交流过程中如何互相影响的。中国和英语地区个体之间对于“面子”的理解和应用也建立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因此，关于“面子”和“face”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翻译时造成两种影响，首先是文化误读造成的误译，在翻译实践中，必须结合具体语境和文化背景，准确理解原文含义。其次，由于“面子”与“face”是不完全对等的，有时候会出现翻译空缺现象，这时必须消解翻译空缺带来的文化冲突，消除词汇空缺、语义空缺等矛盾。下面将通过实例来探讨“面子”与“face”的翻译策略。

中文的语境中，可以“赢得面子”或“有面子”，也可以“丢面子”或“没面子。中文语境中的个体发现自己处于复杂纷繁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在采取社交活动时，常常需要谨慎以不影响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个体的“面子”并非完全由他自己掌握之中，换而言之，处于关系建构之中的“面子”有可能脱离个体被夺走。因此，英语地区尤其是美国的理性和机械式的社交模式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与之不同的是在英文地域，当某个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他/她的“face”建构过程已经完成。“face”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和人格完整性，因此，有过失或行为失格（如不遵守团体规则）要承担“失去尊严”的风险。

假设这样一个情景，在输掉比赛后，地区某个球队全员都觉得“没面子”，这里用英文表达，可以采取两种甚至更多的翻译方法：①The players lost face because their team was losing.②The players felt shamed/embarrassed because their team was losing.第①种的“lose face ”（丢脸）译文采取了归化策略，即恪守汉语的传统语言习惯，回归本民族地道的表达方式。第②种“feel shamed/embarrassed”（感到羞愧、感到羞耻）译文采取异化方式，即迁就英文的语言特点，吸纳英语的表达方式。但两种表达方式都是球员对自身能力或者临场表现力的不甘、惋惜等情绪，换而言之，是对个体本身的自我意识和评价。而汉语“没面子”更倾向于对个体与社会构建的关系网中某种权威和地位的丧失。

本文通过“面子”概念在汉语中的演变和流动、中英文“面子”和“face”的区别和联系以及翻译策略三个方面来解析跨文化背景下“面子”的翻译。由于两者文化内涵并不完全对等，除了常用的归化、异化或者两者结合的方法之外，还可以采用文化调停策略，即有时省去部分因素不译，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若全部翻译出来，有时会造成英文读者的误读。所以可以适当考虑文化调停原则，利于文化沟通和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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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Chicago， IL：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1]Smith. A. H. （2003）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astBridge

作者简介：秦勤，博士，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视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