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移动传播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摘 要：红色文化凝聚着几代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追求，传承红色文化内涵是我们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面临“碎片化”“分散化”和“泛娱乐化”等问题，为此，利用移动传播和技术赋权解决红色文化困境成为文章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技术赋权; 移动传播; 红色文化; 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1）11-177-002

1.引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一种“红色”情结的传统，代表着吉祥、顺利或欢迎之意，而在近代则被赋予了一种革命的政治象征意义，表示一种追求自由和独立，革命和救国的寓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就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提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延伸出了一系列关于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形成了科学严密的红色文化内容体系。学界内并没有对红色文化形成统一的概念解释，但是根据学者李实、刘琨、刘润为、王以第和渠长根等人的研究，大体上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引导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红色遗存（遗址遗迹等）和红色精神;广义上红色文化则指植根于我国特殊时期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选择性地融合与扬弃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形象化表达。本文主要基于广义的含义进行分析。

在移动传播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更新迭代^[1]。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多元性和互动性等特征也变得愈发突出，各种非主流文化大行其道，公众对于信息的获取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碎片化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让红色文化的传播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红色文化传播存在哪些问题所描述的问题是移动传播带来的？还是什么其它原因带来的？和移动传播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从何种角度来解决其问题？

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语境下，红色文化也被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本文将以寻求技术赋权和移动传播两者的契合点、以受众为中心、移动传播为先导、创新为要点、内容为支撑，建立融合新媒体传播矩阵，打造红色文化融合产品，立足形势发展，坚定不移地将技术赋权与移动传播结合，实现在新媒体时代下红色文化传播的突围。

2.技术赋权与移动传播：概念的阐释与说明

本文主要基于技术赋权和移动传播视角，研究红色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发展路径，在正式开展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文论及的技术赋权和移动传播的概念做一个简单扼要的界定。

2.1技术赋权

赋权（又译为“增权”，empowerment）是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用语和理论概念，有学者归纳出其三个理论取向：（1）赋权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增权;（2）赋权的方式是互动传播;（3）赋权的价值取向是使社会权力更趋公正^[2]。赋权是一个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多元研究领域，也是传播学研究中目前的研究热词。赋权，主要指增强人、人际或集体的政治力量，使得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的过程^[3]。而技术赋权是指通过传播活动使得精英主义垄断被打破，话语权重新分配这一现象。

对于新媒体的“赋权”而言，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那些可以接触到媒介的人群，然后依靠新媒介增强自己的权力，扩大自己话语权的过程和结果。传统的技术赋权主要强调的是对于弱势群体的“赋权”，而本文将着重讨论的重点聚焦于所有以使用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移动媒介的人群。

新媒介技术（包括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对于“赋权”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于其交互性和普及性，新媒介技术向中低社会阶层的扩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手机为主的移动传播成为主导样态，并在传播过程中手机本身的使用者便从受众变成了传播者，通过对信息的自我主导进行自由传播和分享。移动传播技术的迅速扩张和应用，为赋权理论的新发展找到了合适的试验场。新媒体也在依靠赋权效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不断改变着社会、媒体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

2.2移动传播

所谓移动传播，指个人的、便携式的、用户控制的、交互的、能接入互联网的、可以实现用户之间和用户与网络之间信息交换与共享的平台。其移动传播媒介本身具有可移动性、无处不在、随时随地的特征^[4]，移动媒介的发展已经使得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感受不到“时空”的转换，并且在传播过程中连接起了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推动了信息的个性化传播。移动媒体在变成大众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也由于其本身的特征，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媒介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交流的景观。移动传播已经重构了之前传统的传播环境，包括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等方面，逐步实现生产的多元化、传播的同步化、信息的个性化和社交的互动化。目前，在国内移动传播领域主要可以分为移动社交、移动视频（音频）、移动新闻以及移动阅读等^[5]。

新媒体逐渐成为如今最大的信息聚散地，在移动传播的主导样态下，形成了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圈层，用户享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传播权利，在碎片化的时代下，移动短视频和移动阅读成为不少自媒体关注的重点。去中心化和媒介技术赋权让每个受众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中心，以内容和社交的结合成为移动传播发展的重中之重。红色文化的技术赋权有利于受众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移动传播。由于信息技术和移动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逐步改变了大众信息获取的方式，但这也同时为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和运营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3.技术赋权视域下红色文化移动传播的新路径

红色文化在移动传播时代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在面对媒体格局不断变化的当下，实现文化传播主流化、深入化、多元化、大众化，就要积极开辟新的传播路径，本部分将从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环境等三个部分探析如今红色文化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基于技术赋权理论提出解决方式。

3.1整合红色文化资源，破解碎片化传播

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也曾表明，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无论信息、受众，还是媒体都呈现一定的碎片化趋势。在移动传播主导的场域下，受众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信息的获取，得到的往往是分散且不完整的信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内容的简短精悍，选择观看的视频也逐渐变成短视频。获取信息方式的碎片化和内容的浅显化使得原本整体性的文化变得割裂，并且也改变了文化内容呈现的方式。红色文化在进行传播的同时，被自媒体割裂，被拆分成碎片化的信息，这对于不了解历史背景的普通大众极容易产生一种“误解”^[6]。红色文化放在以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下，其呈现方式依旧还是对于遗迹遗址的展出，死板的教科书式的输出，缺乏对红色精神文化内涵的追溯^[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当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不断融合，使得红色文化内容和技术的传播也在不断迭代，通过技术赋权来实现红色文化的深层价值，通过技术赋权来增强用户的话语权，完成红色文化传播生态内部的整合^[8]。技术赋权将传播权力赋予大众，这种“泛终端”化的传播模式促使红色文化的传播空间由线下变为线上，从现实场景变为以互联网为主的虚拟场景。媒介技术赋权有助于不断开掘新的传播渠道，在注重受众互动的同时，将内容传播变得更年轻化和趣味化，从而促成以移动传播为技术支撑向更广泛的人群和社会空间的传播^[9]。未来红色文化要实现可持续传播，必须要引进数字技术以实现对红色物品的维护和修缮，并建造红色资源服务系统，整合红色文化资源，破除碎片化传播^[10]。例如上杭县建立的AR+VR体验馆，在实现数字技术整合的过程中，利用VR/AR技术实现互联网和现实场景间的转换，为用户提供一个沉浸式传播的场景^[11]，将红色文化融入特定的场景和故事，充分调动用户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唤醒用户对于红色文化历史的集体记忆。

3.2营造传播新矩阵，满足受众多元化需求

新媒体时代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渠道，与此同时，我国新媒体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从以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方式不断转变。整体来看当前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依旧存在局限性，呈现单一性和分散性^[12]。对于“两微一端”、移动短视频、互动类H5和沉浸式体验等媒介技术运用的不充分，缺乏对于新媒体传播的整合。在“去中心化”的状态下，红色文化却仍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一化传播^[13]，受众并没有发挥自身的传播效力^[14]。多方位文化的传播，但未形成内容统一的信息，会忽视受众多元化的需求，不利于对红色文化的传播。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第二媒介时代》说道，播放型传播模式时期是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享有话语权的时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一传播体系。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大众传播使得用户也拥有了一定的传播权力，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用户的传播权力不断扩大^[15]。数字、移动和社交已经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打造一个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打破红色文化传播困境的一个重要隘口^[16]。在移动传播的场域中，红色文化要进行传播必须要抛弃单一的语言文字等教化类传播方式，运用新的传播方式将红色文化“盘活”，以全新的媒体传播矩阵实现红色文化日常化和形象化^[17]，使得红色文化永久性地传承下去。

3.3强化赋权反馈机制，提升互动性

移动传播下的自媒体平台奉行“流量为王”，标榜“受众为中心”，过度关注其创作内容的商业价值，借助“眼球效应”带动点击率，获得商业利益。红色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涵和价值传承在被自媒体和无良商业公司“娱乐”符号所遮蔽^[18]。红色文化承载着我党在革命和建设新中国时期的优良传统，是无数前辈先烈用自己的生命来塑造出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传承和教育意义。自媒体环境下的娱乐正在逐步解构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19]。“泛娱乐化”传播以娱乐性代替红色文化的政治属性，以商业和个人利益代替红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这不仅会养成受众对于伟人领袖和革命英雄的误解，更有可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俘虏”^[20]。

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并且关注用户传播的话语权分享^[21]。与传统媒体下“点对面”的传播模式不同，移动传播下呈现出一种“面对面”的传播模式，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中心，这依赖于技术赋权对于传播话语权的下放。但是传播主体的增多便会导致“假红色文化”的泛滥，这时便要发挥主流媒体对于权威信息的拨乱反正，积极承担自身的责任，对虚假的红色文化进行批判，弘扬红色文化主旋律，并且在传播中要吸收自媒体的优势，积极与用户交流，加强互动性。建立起一种用户反馈机制，立足重视用户间的差异性，对其反馈的信息作出回应，让受众被媒介赋权中也能感受到红色文化的存在。主流媒体发力的同时，用户本身也应加强自身素养，成为宣扬红色文化的传播主体之一，积极为红色文化正名。用户对主流媒体创作的优质内容分享，将其视为一种“社交货币”在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媒体进行传播^[22]，这有利于红色文化进行圈层传播，更具有人情味。红色文化通过移动媒体赋权之后，使得其变得更加贴近群众，传播过程不再是单向传播，而是变成一种互动式、双向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