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气83亿巨亏背后，神秘人如何设局？“市值管理”刷量陷阱

两只“猫”如何逼出一群擅长打游击战的“硕鼠”？操盘模式的“路径依赖”成为解锁的关键。从上交所、深交所发出的一张张独立的问询函里，新财富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并案线索，上海电气、海高通信、新海宜、华讯方舟、中利集团、宏达新材、国瑞科技、中天科技、凯乐科技、汇鸿集团、宁通信B、泽达易盛等上市公司，如何卷入同一场“游戏”？

新财富抽丝剥茧发现，“隋田力控制的供应商——上市公司平台——国企客户”为最常见的交易链条。理解这些交易，最重要的无疑是弄清楚“谁出钱，谁收钱”。

总结来看，其路径大致是：客户支付10%的货款，要求上市公司从星地通等指定的供应商处采购设备，上市公司则向供应商预付100%货款。上市公司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刷出虚假的收入和利润，从而进行“伪市值管理”。而一旦客户欠款，则由上市公司承担高昂的坏账。而提前拿到100%预付款的星地通等，稳赚不赔。其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与之交易的众多上市公司形成巨额坏账，遭遇ST、年报问询函、监管函。

这种被行内人称为“融资性贸易”的游戏到底怎么玩？众多上市公司为何甘心主动“请君入瓮”？

2021年7月6日，上海电气（601727）发布公告，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7月27日，上海电气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建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上海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上海电气此前因为子公司爆出86.7亿元的应收账款和77.7亿元的股东借款，而震惊市场。

2021年7月14日，ST新海（002089，原名新海宜）发布公告，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21年7月14日，*ST华讯（000687，原名华讯方舟）发布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因公司业绩造假，华讯方舟被处以60万元罚款，其实控人吴光胜被处以30万元罚款，10年市场禁入，多位造假时在任的董事、独董、高管也都被处以不同金额的罚款。

2021年7月16日，国瑞科技（300600）爆出1.67亿元应收账款坏账。

2021年7月21日，中天科技（600522）爆出21.35亿元预付款对应的原材料交付不及预期；5.12亿元应收账款逾期等。

2021年7月23日，凯乐科技（600260）公告称，供应商逾期供货合同金额达11.51亿元。

神奇的是，这一切，都与一位自然人密切相关。

表1：电气通讯6家股东的实控人背景

随着进一步顺藤摸瓜，新财富发现，这位神秘自然人的关联公司与数家国企，总是如影随形，联袂出场，现身在多家上市公司的供应商或客户名单中，甚至波及新近IPO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通过追寻它们在ST新海、*ST华讯、中利集团、国瑞科技等公司中历年的操作轨迹，或许可以为上海电气子公司80余亿惊天应收款事件，拼出一幅相对完整的逻辑推演拼图。

本文略长，但整个过程将和探案一样，层层递进。来体验下经侦悬疑剧本杀吧，百亿现金打造。

引子：上海电气的80亿坏账

2021年5月31日晚，上海电气发布了一份让资本市场惊掉下巴的公告。

2015年上海电气年报里，低调地出现了一家新设立的子公司——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电气通讯”），当年，上海电气对其新增投资2000万元。在上海电气50余家子公司里，电气通讯排最后一名，账面价值在上海电气当年1620亿元总资产里的占比只有万分之一。

5年后，这个不起眼的子公司一口气给上海电气带来“最极端情形下”83亿元的损失。谁“导演”或者无意间“触发”了这场巨亏？

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动机都是第一位的，几十亿应收款坏账背后，谁是获利方？新财富从分析电气通讯的利益相关方入手，即股东、上游供应链、下游客户。

线索卡之股东：电气通讯6成股权为自然人持有

电气通讯的股东方中，上海电气持有40%股权，其他60%股权，由5家民营股东持有。追溯这些民营股东的实控人，均为简单的自然人（表1）。

其中，电气通讯的第二大股东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星地通”），由两名自然人持股，分别是隋田力（持股90%）、邹荀一（10%）。这家公司持有电气通讯28.5%股权。据Wind企业数据库，隋田力还持有30余家公司股权。

第三大股东鞍山盛华科技有限公司，往最上层追溯，股东分别为王吉财（50%）、北京嘉木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0%）、高红（10%）。据查，北京嘉木为循环持股，即北京嘉木持有嘉木资本80%股权，而嘉木资本又持有北京嘉木100%股权。

第四大股东北京富信丰源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分别为吴宝森（50%）、郭晓华（50%）。该公司持有电气通讯8.5%股权。

第五大股东上海东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自然人梁山100%持有。该公司持有电气通讯8.5%股权。有意思的是，交叉对比Wind企业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可以发现，东骏投资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码，同时用于注册4家不同公司，其中两家为投资公司（东骏投资、上海中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两家为科技服务类（麦稻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麦优米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而它们表面上看起来从股东到法定代表人并无关联。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批量注册皮包公司，以达到特殊目的之时。

电气通讯的第六大股东上海奈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结构最有玄机，由隋田力、梁山、王吉财、吴宝森这4位民营股东方的实控人分别持有19.96%，形成利益共同体。而电气通讯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沈欣持有3.83%股权。

此外，2018年6月，高红、王吉财、北京嘉木（电气通讯第三大股东实控人）及吴宝森（电气通讯第四大股东实控人）又共同设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木满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分析电气通讯的股权结构可知，虽然上海电气持有其40%股权，为第一大控股股东，但后面的几大民营股东合计持有60%股权，且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电气通讯，上海电气的控制力和话语权，或许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

在民营股东中，隋田力控制的上海星地通，持有电气通讯28.5%股权，在持有电气通讯6%股权的上海奈攀中也持股19.96%；此外，从所在行业来看，星地通处于通讯设备行业，而其他民营股东则主要是投资类背景。从股权和业务线来看，隋田力无疑是民营股东中最有话语权的。

线索卡之债主：86.7亿巨额应收款！良好运营的国企当老赖？

分析完电气通讯的民营股东，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欠钱不还”的债主们。

上海电气公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电气通讯总资产101亿元，净资产13亿元，而应收账款则合计为86.7亿元，高达净资产的6倍还多。

图1：海高通信的股权结构

图2：海高通信近5年营收及增速

图3：海高通信净利润及增速

据上海电气公告，其中44.6亿元应收款有迹可循。电气通讯目前已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富申实业公司和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自己合计支付货款446294.76万元及违约金。截至公告日，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电气通讯公司提起的上述诉讼（具体内容详见《上海电气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告无一例外，均为国企背景，如首创集团为北京国资委100%持有，最近10年持续盈利，且2020年净利润高达39亿元，最新融资25亿元，贷款利率仅3.53%；而富申实业公司实控人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

数家知名国企集体当“老赖”，背后究竟有何隐情？电气通讯与它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交易？若是正常的商业往来，为何有意赖账不还？

由于相关公告并未披露电气通讯的供应商，所以到现在为止，电气通讯的三大利益方“股东、供应商、客户”，我们只了解到股东、客户的基本情况。86.7亿元的应收账款究竟如何形成？怎么把漏掉的交易拼图拼上？任务艰巨。

有一个词叫做“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说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也有类似物理学中的惯性。在商业世界，“路径依赖”同样存在。80余亿应收账款的形成背后，是否藏着特殊的盈利模式？深挖相关股东、客户的过往交易情况，将成为解锁的关键点。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新财富发现，电气通讯的民营股东和本次被告的客户之间，显然还有着更多、更隐秘、更长期的巧合关系。

关键玩家：谁是隋田力？

电气通讯的第二大股东，上海星地通及其实控人隋田力，由于在几大民营股东中的特殊话语权，以及频繁的商业和资本运作，率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其简历显示，隋田力，男，196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79年1月至1994年5月，在部队服役；1994年5月至1998年10月，任江苏省政府公务员（海高通信2020年报）。1998年之后，隋田力进入星地通研究所，此后转行商界，星地通是其主要的舞台之一。

丰富的人生经历，或为隋田力铸就了旁人难以复制的资源优势。但若单从上市公司来看，他目前仅控制了一家新三板企业海高通信（839211. NQ），当前其市值仅有1.2亿元。

隋田力和1988年出生的刘青（隋田力配偶的弟媳）为一致行动人，二者共同持有海高通信48.15%股权（图1）。

海高通信主要从事两方面的服务，一是在专网业务领域，为专网通信设备生产商提供设备配套软件解决方案，这部分需求客户主要为政府、公共安全部门；二是在公网业务领域，向电信运营商提供网络运维管理、综合服务保障及大数据等核心业务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

2016、2017年，海高通信前五大客户贡献了营收的8成以上，但其业绩近5年下滑得厉害，营收从2016年的3.2亿元下降到2020年的0.7亿元，过去两年的增速分别是-37%、-26%；而净利润则从2018年的1.2亿元下滑至2020年的0.2亿元，过去两年的增幅分别是-51%、-50%（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