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撰理学思想探微

摘 要：王弘撰是明清之际、关中之地著名的学者，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尤以诗文和气节著称于世。他是正统的理学家，学宗程朱，其思想多属对程朱理学的守成。然身处明清鼎革的大动荡时代，在进步思潮影响下，其中也不乏合理进步的新内容。

关键词：无极； 太极； 格物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6）02-173-001

王弘撰（1622—1702），字文修，号太华山史，陕西华阴县人。其祖父以读书传家，力学笃行，诗文颇著。王弘撰少年为学以父为师。在其父的悉心教诲下，年少时即好古文辞，手抄《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典籍，对《春秋左传》更能背诵如流。这些为他今后的诗文创作、研究小学打下了良好的文史基础。他一生交游广泛，与其相交者既有顾炎武、李颙等享誉当时的学者，又有很多名声不彰却潜心学术的士人；既有达官贵人，如汤斌、施润章、张又南等，又有很多明代遗民，如谈长益、屈大均等；既包括文人雅士，又有倾心书画的名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王弘撰学术思想、道德修养的形成自然与家庭、友人的关系匪浅。

1.尊孔崇儒，礼敬佛老

1.1明主治一世，圣贤治万世

王弘撰是正统理学家，学宗程朱，将儒学视为圣学。他对“圣贤”推崇备至，“天地能生天下民，而不能治天下民；帝王能治一世之民，而不能治万世之民；而有人焉，体天地之德，据帝王之道，而权与位不再焉，乃著书立说以告天下，抑邪而扶正，拨乱而返治，卒能抵一世之狂澜，而救万世之沉溺，而天下相与称之曰‘圣贤’。”圣在诸圣贤中，王弘撰认为孔孟之功最大。孔子所处时代，诸侯皆欲问鼎天下，不礼敬周王，孔子恐“万世之王化由此不彰”，遂将春秋二百四十余年间大事悉以记之，以微言大义阐明王道圣治之旨，使万民归于王道。

王弘撰在对孔孟儒家思想推崇备至的同时，对其他诸家思想并不完全排斥，能以平实的心态对待。如对待杨墨也持较为客观的态度。这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味排外相比，具有进步性。

1.2礼敬佛老而不信

王弘撰将儒家思想奉为圭臬，对于与儒并立的佛老也非一味予以批判，而是采取敬而不信的态度。他认为：“二氏之教与吾儒异，然老聃见礼于孔子，而佛亦西域有道之人。”

1.3批判“异端”

王弘撰将“不服佛之服，不行佛之行，而独言佛之言”之人视为“异端”。这里的“异端”有特指，不指佛、道而专指出于儒而又入于佛、道的人。李贽、屠隆等人就属于这一类型。王弘撰称他们“假空诸所有之义，藐视一切，以骋其纵恣、荒诞之说，是欺世之妖人。”他以护道为己任，对于尊佛排儒之人的抨击毫不留情。他认为李贽是“一无忌惮之小人”，“李贽学本无可取，而倡异端以坏人心，肆淫行以兆国乱，盖盛世之妖孽，士林之寿杌也。”焦弘等人因其“出言新奇，辩给动听，久之遂为其所移，而不自觉也。”

对于屠隆的评价，王弘撰认为其诬圣害道不在李贽之下。“是非轩轾，恣任胸臆，其所谓扬之则云霄，抑之则粪土，溢美则滥施粉泽，弹射则过索瘢瑕者也。”

2.“理气”观

二程将“理”引入儒学体系，将万物规律之“理”形而上为万物之至理，即“天理”。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为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气为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理本气末，理气不相离，天下无无理之气，也无无气之理的二元论观点。王弘撰生活在明清之际，他对于理气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点，他认为，理气合一，理气无先后可言，“太极是理，理气合一，混沦无朕，名曰太极……理不可与气言先后，言先，则先是理，言后，则后是理，言理，理在，不言理，理亦在。”明清之际，受实学思潮的影响，理学家更注重对“实理”的阐述。他们认为朱子以理为宇宙之根本，气为末，导致离气谈理，离器谈道，空疏不务实际的状况。

3.“无极太极之辨，陆子为长”

无极太极之辨是朱陆之辨的主要内容之一。“周子之作《太极图说》，朱子特为之注解，极其推崇，至谓得千圣不传之秘，孔子后一人而已。二陆不以为然，遂起朱陆之同异，至今纷纷奴主不已。”朱子作《太极解义》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进行阐释，形成了太极为理、为抽象的形上存在的本体论思想。而无极具有无形状、无方所的特点。以此来解释太极，突出其宇宙本源的特征，所以说“无极而太极”。

王弘撰虽然在太极无极之辨中尊从陆子，但并不因尊陆子之说，而对朱子之说一概排斥，而是持比较公允的态度，坚持评价应当公正的原则。如对于“自为”二字的增删问题，王弘撰提出自己的看法。《太极图说》的首句传本记载不一，朱子将它定为“无极而太极”，此外，还有“自无极而为太极”、“无极而生太极”的说法，以无为本是道家的本体论，“自为”二字的增删涉及了儒道本体论的区别。

王弘撰虽对此说无甚发明，却也在论辩过程中体现了明清之际“经学即理学”的时代特色，即力矫世风浮华学术空疏的状况，重实用的精神。以儒家经典为依托，辨诸家是非是王弘撰的为学特色之一。

首先，王弘撰认为这是“绝父子而后可以知孝慈，离君臣而后可以之仁敬”，是脱离具体的客观事物而求物中之理，容易导致物与理的支离决裂，而流于“致良知”的空虚不实，王弘撰认为“天下无离理之事，亦无离事之理”。

王弘撰的这种观点正体现了明清之际朱子学复兴以及返归儒学经典的时代特色。他虽徇徇谨谨严守经典之说无甚发明，但用力之处在于对文风流于浮华状况的矫正。此外，王弘撰又辨别了格物致知与博物洽闻之异。他认为格物致知是以反身穷理为主，必穷其本末、是非之极，而博物洽闻则不覆其表里，知识愈多而心愈狭窄。他主张为学崇实黜虚，批评玄妙奇特，不身体力行。这种臆度揣摩的学风，并非为学之道。

王弘撰身处明清之交的动荡时代，作为正统的理学家，其思想虽不能与同时代的黄、王、顾等人同日而语，但他笃守程朱，不薄陆王，调和两家，取长补短，对于理学基本精神的阐发，具有独到的见解，体现时代经世致用的特点。学术路径上，以儒家经典为依托，尊经复古，意在振兴儒学。

参考文献：

[1]王弘撰.《山志》，《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9年版

[2]王弘撰.《正学隅见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朱熹.《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