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里面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

“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

2020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

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反之，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跃入眼帘。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便利交通，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

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2019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一回合 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

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产能大转移。

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

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简而言之，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

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

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

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

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

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博世等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市场。

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源，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

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

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派“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总和还多。

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着全球1/4以上的产能。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成为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就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第二回合 电子西进运动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的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中国VS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率（入世后）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但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5个国家斡旋后，这座“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100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地推进。

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出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的口号，3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

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仅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

结果，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这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

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害，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陕的中国大陆。

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到来。

第三回合 复活四小虎

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8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领域，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