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

摘 要：提高官员俸禄，不能离开国家财政拨款的正道。官员俸禄水平偏高，要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俸禄水平偏低，会影响官员的积极性；俸禄水平过于低下，官员生活拮据，就会导致贪风盛行，殃及百姓。

关键词：古代官吏； 俸禄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8-174-001

民以食为天,官吏靠傣禄养命和养廉。“俸禄”制度，是君主专政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官僚制度的派生物，是君主家天下管理国家过程中酬劳官吏工资的分配制度，也即我们今天的“薪金”、“工资”。

一、俸禄的由来

我国古代的俸禄制最早起源出现在西周，周公旦辐佐周武王所作《周礼》一书中，提到俸禄：“禄位以驭其士。”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注释道：所谓“禄”“若今月俸也”。即后世之俸禄。战国后“一般都已采用了俸禄制度”，且已“普遍推行”。

二、俸禄的沿革

古代俸禄在汉代以前俸和禄是分开的，一般来说“俸”指钱币，“禄”指谷物，因此史料常以俸银和禄米来计算官吏的俸禄。

1．以实物形式为主的官吏“俸禄”

战国至秦朝，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计发给粟米。西汉，官吏俸禄开始正规化，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俸禄由钱谷各半，改为帛、粟、钱各占1/3。隋代官俸又恢复以粟米计算，分春秋两季发给。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除正常的俸禄外，还可领取薪炭、绸缎、纸笔及雇佣人员的俸料银，每年一次性发给。

2．以货币形式为主的官吏“俸禄”

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给。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月俸已是完全的货币工资制了，且很近似于当今的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

官吏俸禄之厚莫过于宋朝。其俸禄内容有禄粟、职钱和布帛。地方官还职分田，按月发俸钱；春秋两季发衣料；每年一次性发粟米。厚禄制度的实行，积极的方面使得官吏们乐于职守，以功报国。

官吏俸禄之薄莫过于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重定文武官岁俸，由于俸禄较薄，使得小官舞弊以救贫，大官贪污以致富，明中叶以后官吏贪污则成了习为以常的政风。

3．养廉银——清代独创官吏“俸禄”高薪养廉制度

除官吏额定的官俸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银两，以提高官吏的俸禄待遇，使其养成廉洁的操守，故称“养廉银”。

三、俸禄的作用与弊端

1．俸禄的作用

俸禄是官员养家糊口之本。南北朝时北魏因未建立官员俸禄制，官员往往不给俸禄，这样，一些官员贫困异常，住的是草房、穿的是烂衫、吃的是咸菜、衣食都得不到保障，办起事来难上加难；另一些官员，逼富户借钱，或利用手中权利，给商人一些方便的条件，从中分利，以养其家；还有一些官员与匪盗勾结，坐地分赃，可想而知对社会影响之大。唐朝以职田分肥，持续时间甚长，官与商公开合伙牟利，或逼富人取钱交息，搞的许多人家破人亡，其影响之大，足以说明俸禄制的作用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2．俸禄的弊端

官员俸禄制的弊端要从它的两个原则说起。第一个是“主卖官爵”的收买原则。君臣之间体现在俸禄制度中的买卖，不是建立在官员劳动力价值基础上的雇佣关系，而是人们说的收买。其次是重高官、薄小吏的原则。帝王对官员们是从正常的“治天下”的角度看，主要是依靠高级官员，所以主要收买对象也是高层人物。由此它的弊端就随之而来：一是官员由于囊中羞涩经常寻求从其他渠道获得经济收入，这就容易使官员贪污受贿。二是从古至今,凡官员退居乡间后,除朝廷恩典,其本人是没有俸禄来源的,如内乡县衙知县章炳焘告老还乡后因没生活来源，死后连棺木钱也没有。三是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利加大对老百姓苛捐杂税的征收，使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以上弊病的出现其实正是加快了朝代灭亡的重要原因。

四、从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变化所得到的启示

古代官员俸禄所体现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封建等级制。高官厚禄，低官薄俸，官员之间最大的收入差距往往是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工资改革，部级干部的工资与办事员相比，差距逐渐缩小到3倍半，是受历史上平均主义分配思想的影响，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

适当的俸禄水平是官员廉政的必要条件。从我国历史上的情况看，只有少数几个朝代官员的俸禄是相对偏高的，如西汉、宋代和清雍正年间等。这和最高统治者的认识有关。宋太祖就曾说过:“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他懂得官场上的贪敛之风光靠查堵是不行的。元朝后期官吏极为腐败，而俸禄微薄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顾炎武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并不是说单纯地提薪就能防贪，而是意在表明，严格管理下的低俸制并不能防止官吏的腐败；只有在严格管理的同时，适当地提高官员的俸禄，即约束与激励相结合，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低俸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官吏都受穷。外官生财有道，并向京官行贿，这是吏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封建社会各级官员除了领取国家的俸禄外，都能有自己的收入渠道。相比之下，地方官的实惠要多得多，所以一直有“京官贵，外官富”的说法。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许多京官要求外放。唐朝白居易由翰林学士改任地方官后，客人登门祝贺，他高兴地吟诗道:“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古代官吏廉与不廉的区别就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因此，在解决官员俸禄问题的同时，要注意堵塞为官者的“灰色收入”；如果要切断源头，那么侧重点就是规范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

提高官员的待遇只能通过正道解决。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是很高，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先供最高统治集团挥霍享用，然后才能进行再分配，因此官员的俸禄来源并不充足。公共权力一旦与市场结合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所以，提高官员俸禄，不能离开国家财政拨款的正道。官员俸禄水平偏高，要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俸禄水平偏低，会影响官员的积极性；俸禄水平过于低下，官员生活拮据，就会导致贪风盛行，殃及百姓。封建社会，许多官吏曾呼吁通过正当途径提高待遇，但社会生产力低下、封建机构庞大臃肿、统治集团生活奢侈，正当途径提高待遇这一做法并没有受到后来治世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