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料价值最高的出使日记(续一)

作者: 赖某深

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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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
晚清史料价值最高的出使日记(续一)1

关于中外文化史的记载

薛福成日记中关于中外文化史的记载非常多。西洋油画与中国山水画迥然不同,由于文化差异和鉴赏力所限,晚清外交官来到西洋见到油画,却不能很好地欣赏,薛氏是个例外,他的《观巴黎油画记》是篇名文,不过三四百字,熔记叙、描写、议论于一炉,写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层次分明,历历在目,堪称一篇出色的画记:

又赴油画院观普法交战画图。其法为一大圜室,以巨幅悬之四壁,由屋顶放进光明。人在室中,极目四望,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放枪者、点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各处有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情景靡不逼真,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之中者,迨以手扪之,始知其为壁也,画也,皆幻也。夫以西洋油画之奇妙,则幻者可视为真;然普法之战逾二十年,已为陈迹,则真者亦无殊于幻矣。

中学语文教材曾选录此文,是选自薛福成《庸庵全集》,与出使日记略有不同,《庸庵全集》结尾是一段议论:“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夫普法之战,迄今虽为陈迹,而其事信而有征。然则此画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于真邪?真者而托于幻邪?二者盖皆有之。”由此可见,薛福成写文章力求精益求精,反复修改。而增加的这段议论,不仅使全文得到升华,对鸦片战争以来一败再败的中国更有警世意义。

他还参观了法国众多的博物馆。在参观东方博物院时,发现了圆明园玉印两方,一曰“保合太和”(原注: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原注:白玉方印,稍小)。这两方玉印不知道是否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掠夺的,至今未归还中国。在参观瓷器博物馆时,指出“萨克索瓷器在泰西最早而精,尤佳者与中国瓷埒”,“油色既佳,绘画尤妙”。在参观法国天文台时,说“泰西之天文台,始创于亚洲之巴庇伦(即巴比伦)、阿洲 (即非洲)之埃及国,又亚勒散得(即亚历山大)造天文台,则在周赧王时”。

关于耶稣译名之由来,写得妙趣横生,发前人所未发。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初二日记,说早期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学贯中西,将其圣人译为“耶稣”,是一个绝妙的翻译案例,和中国人的敬称相匹配:

中国俗语呼父曰爷,其敬而爱之者亦曰爷,如金人之呼宗爷爷、岳爷爷,今巴蜀汉沔间呼诸葛武侯亦曰爷。耶者,爷也,盖兼敬爱两义焉;稣者,苏也,以其既死数日之后而复苏也。

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使中国的术语、中国的故事在世界上传得开、传得广,并深入人心?如何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实践,似乎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

关于西方人称中国为“秦” “大秦”的由来,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十九日记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欧洲各国,英谓中国人曰“采宜斯”(Chinese),法谓中国人曰“细纳爱”……问其所取何义,则皆“秦”字之译音也……余谓秦始皇之时,国势虽极强盛,其兵威并未达于欧洲,何以欧人称中国为秦,如西北塞外之呼中国为汉、东南洋各国之呼中国为唐也?揆厥由来,始皇近逐匈奴,馀威震于殊俗。匈奴逐水草而居,其流徙极远者,往往至欧洲北境;今俄、奥、日耳曼、土耳其诸国,未必无匈奴遗种。匈奴畏秦而永指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竞沿其称而称之也。

欧洲称中国为“秦”,有意思的是,《后汉书》也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其实罗马帝国并无“大秦”之号,与秦朝更无任何关系。其所以如此,薛福成的解释是:“或者欧洲之人以为罗马之大,足与亚洲之秦相匹,而竞标大秦之称;东方之人偶至其国,误谓其国号如此,而史家亦误仍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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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料价值最高的出使日记(续一)3
《庸庵全集》

至于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是出自佛经(民国时日人称呼“支那”则含有蔑视中国之意)。俄罗斯人称中国为“迄代斯克” “迄代”,即契丹的转音。因为俄罗斯兴起较晚,正值契丹强盛之际,彼但知东方最强之国为契丹,故以之称呼中国也。

此外,土耳其为“突厥”之转音,有众多出土文物提供了佐证,俄属西伯利亚为“鲜卑”之转音,今尚有鲜卑故城,凡此都可看出土耳其、西伯利亚与中国古代部族之密切关系,亦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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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

关于光绪帝学英语之事,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记说,法国《勒当报》报道云:“中国皇上现习英国语言,总理衙门上折谏阻,皇上置诸不理,盖有皇太后之鼓励故也。”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字林西报》云:“北京西友来信,恭闻皇上神圣英武,万几馀暇,典学不倦,现欲通英国语言文字,侍读者为同文馆中之两教习云。”光绪帝学英语,外界普遍视作晚清进步开放的象征,故而外电报道颇多,《纽约时报》1892年2月4日还发表了《光绪皇帝学英语》的述评。实则当时的国家元首学英语的并不鲜见,薛福成在前往英国途经新加坡时的日记中便记载了新加坡国王“通英法语言文字,善于酬应,常游欧洲,广交英国名公巨卿及各国领事”。

1890年光绪帝大婚,英国君主写来贺信,赠送自鸣钟一座,钟上刻的祝辞是: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总理衙门以国书致谢,薛福成将国书转致英国外交部,并在日记中录存了国书底稿。平心而论,“钟”与“终”谐音,所以“送钟”等于“送终”,而且钟上刻的祝辞“日月同明”,“明”字触犯清朝忌讳,这都说明英国对中国的礼仪文化及其禁忌所知甚少。

犹太人是世界上聪明而且富有的民族,关于英国的犹太人致富的缘由,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方拿破仑第一之扰乱欧洲也,英大将威灵登会合俄奥诸军,与拿破仑相持未决。犹太人多养驯鸽,携至战场,伺候胜负。迨英军已擒拿破仑,犹太人纵鸽回至伦敦,飞递密信;而故纵谣言,谓威灵登已被法擒。是时电信之法未行,通国信以为真,上下震动。凡英商公司之在法国及他国者,股份票价一日骤跌,至不及十分之一,尚无人愿购者。犹太人已现备英金一千万镑,尽数收买。比威灵登报捷之马驰到,已迟于鸽信三日,而通国英商股份之精华,已大半入犹太人之手,追悔无及矣。

靠颠倒黑白、造谣惑众手段致富,哪怕富可敌国,也不光彩,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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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

关于西使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问题

薛福成认识到,在外交场合,“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惟其厚于交际,故可严于交涉”(《薛福成选集》第310页,丁凤麟 、王欣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交际和交涉,都是外交行为最基本的方式。薛氏所说,不仅是处理外交问题的基本原则,更是有所指的。从乾隆、嘉庆以迄咸丰皇帝,为了固守“天朝上国”的虚妄观念,在是否允许西方使臣驻京、清朝皇帝能否接见西方使臣、西方使臣觐见清朝皇帝时行什么礼节等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到头来却终因在“交际之礼节”问题上“理亏”而被迫让步。薛氏有感而发道:

今闻各国驻京公使,以未蒙昼接,不无私议。万一合辞来请,我若深闭固拒,相形之下,似觉情谊恝然。昔年英使威妥玛,借未许觐见为辞,颇于烟台条约,多所要挟。夫 虚礼而受实损,非计之得也。(《薛福成选集》310页,丁凤麟 、王欣之编)

“斳虚礼而受实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礼仪问题上寸步不让,斤斤计较,因为关系到“天朝上国”皇帝的威严和面子,而国家利益受损则可以忽略不计!矛头所指,切中要害,充分显示了他的胆量和勇气。

“斳虚礼而受实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最令咸丰皇帝头疼的就是外国公使驻京、内地通商、内地游历、中国赔偿军费之后英法始退还广东省城等四款。为让外国人放弃上述特权,咸丰甚至决定以全面免除外国洋货关税和鸦片弛禁为交换条件,删除《天津条约》的上述四款,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正因为对“斳虚礼而受实损”痛心疾首,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相关记载颇多,粗略统计有七条。最早的一条为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记载,英国外交部清理旧档时,发现一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嘉庆皇帝赐英吉利国王的“敕谕”,系满文、汉文、拉丁文合璧。原件贮存在一个匣子内,以黄绫包裹竹筒,筒内有函轴,上书“敕谕”。经与王先谦 《东华续录》记载 “敕谕”对照,一字不差。鸦片战争前,英国分别在1793年、1816年两次派遣外交使团访华,目的是通过谈判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国门,但都因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无功而返。薛氏出使日记如此记述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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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签署现场

当时英使进抵宫门,上已御宝座;接伴大臣告以须行跪拜礼,英使司当冬遂辞以疾,召副使,亦辞以疾,不获成礼而退;停其筵宴赐物,斥令回国,仍派员护送至广东登舟……厥后,仁宗召见廷臣,始知英使由通州直至朝房,行走一夜,自云进见朝服在后,尚未赶到,便服不能瞻谒;而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等,含混具奏,以至误事,于是下吏部议予处分,降谪有差。自是,英之贡使不复航海来廷。

英国使臣已进入宫廷,嘉庆已做好接见英使的准备,但得知觐见嘉庆皇帝要行跪拜礼,英使借口生病推托;其后嘉庆追查原因,清朝高官以英使没有准备好“朝服”为辞,惹得嘉庆勃然大怒,处分了一些高官。实则在专制政体下,高官怕触怒“天威”,不敢将英使不愿行跪拜礼的实话说出来,所以只能“含混具奏”。不过薛福成的记述略有错误,此次英国使团的正使为阿美士德,副使才是司当冬(今译斯当东)。司当冬在1793年12岁时即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有名的“中国通”,曾多次与清廷打交道,盛气凌人,嘉庆对其印象不佳,所以记住了这个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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