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日本文学界的“良心”

2023年3月3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2023）去世，享年88岁。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作为战后日本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反对战争，爱好和平，主张日本必须深刻反省历史问题，是为数极少的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访问的日本作家。他与中国渊源极深，一生视鲁迅为精神导师，与莫言等中国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善于从不同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作品来提醒世人，在面对黑暗和挫折时应该怎样自处。

平凡又不平凡的母亲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在日本四国岛爱媛县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坐落在层峦叠嶂的森林之中，远离城市的喧嚣，村前有小溪潺潺流过。大江健三郎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他的母亲大江小石很注重孩子的教育，专门买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开启了大江健三郎探索文学的大门。

在别人眼中，大江健三郎是个怪小孩。别的孩子都在捉迷藏、玩游戏，他却喜欢看童话故事，还经常将童话故事和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传说加以想象编排，讲给其他孩子。

有一次，学校组织去海边春游，回来后让学生们写游记。大江健三郎在作文中写道，“我为自己生活在山里而感到庆幸，假如我家在海边的话，波浪就会总在眼前鼓动，涛声也将回响在耳边，那可就无法安静地生活了。”没想到，这篇作文遭到老师的批评，她认为这样写对海边居住的人们不够尊重，同时她觉得山里的人“粗野不堪、吵吵嚷嚷”，这让年幼的大江健三郎感到不满。他回家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连晚饭也没能吃下去。

第二天早晨，他沿着自家屋后的山路向下面的河滩走去，一路上摘了果子充饥。他一边吃着果子，一边看着对面的群山。突然，他似乎像顿悟了一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空气清新如洗，林间小鸟在歌唱，路边野花肆意绽放。自此，他养成了细心观察事物的习惯。10岁时，一场春雨过后，他写下了一首广为人知的四行诗，“雨水的水滴上，映照出外面的景色，水滴之中，另有一个世界。”

1944年，大江健三郎的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两个哥哥被征召入伍。在极度困难的时刻，母亲大江小石用羸弱的肩膀担负起养育家庭和教育子女的重任，成了大江健三郎心目中最为尊敬的人。

有一次，大江健三郎在森林里玩耍，不幸被突如其来的大雨困住，直到第二天才被消防队员救出。此时的大江健三郎昏迷不醒，连医生都放弃了诊治。但大江小石没有失去信心，连续几日几夜守护着自己的孩子，硬是把他从死神手上抢了回来。醒来后的大江健三郎问母亲，“妈妈，我会死吧？”大江小石回答道，“你不会死的，妈妈在这儿为你祈祷。”大江健三郎又说，“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没救了，会死的吗？我都听见了。我想我会死的。”大江小石非常笃定地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会再生你一次。”

正是这位平凡又不平凡的母亲，让失去父亲的大江健三郎重新获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开始了文学之路的追求和登攀。

“你是在对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吗？”

1954年，大江健三郎高中毕业，进入东京大学攻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师从渡边一夫。渡边一夫是日本知名学者，曾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将人文主义思想从欧洲介绍到了日本，大江健三郎深受其人文主义思想熏陶。

1957年5月，东京大学校报举行了名为“五月祭”的征文比赛，大江健三郎以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前去应征。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讲述了作为东京大学学生的“我”和几个同学在中年男人的雇佣下灭杀大学附属医院试验用犬的经历，以敏锐而清新的文笔，勾勒出当代青年的形象轮廓，宣泄了一种徒劳感和挫折感。这部小说在征文大赛中一举获奖，并得到了日本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自此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

同年，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中篇小说《饲育》，并以此获得日本文坛知名度最高奖项之一的“芥川文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饲育》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二战”期间发生在一个小山村的悲剧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大江健三郎以故乡四国的森林生活为基础，探寻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

《饲育》的获奖使年仅23岁的大江健三郎再次受到文坛的关注，并且逐渐成长为战后日本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此后数年，大江健三郎不断有优质作品问世，其中堪称代表作的有《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个人的体验》。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发表于1967年，是大江健三郎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主人公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以暴动的方式来抵抗政府的政策。在这部小说中，大江健三郎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当下与历史、城市与山村、东方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通过描绘处于各种阴影下的对立和焦虑，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的“森林”。凭借这部作品，大江健三郎获得日本文坛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谷崎润一郎奖”。

《个人的体验》则是大江健三郎在极端苦闷之中创作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堪称其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这部作品写的是普通人面临生活黑洞时的痛苦与无助，其中蕴含着人类普遍具有的伤痛。它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灾厄，我们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

1994年10月13日对于大江健三郎是个极其特殊的日子。当天他正在家中休息。突然，电话铃声响起，他的儿子大江光照常拿起话筒。只听他对着话筒说了声“不”，然后将话筒递给父亲。大江健三郎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是他熟悉的一位瑞典教授。这位教授半开玩笑反问道，“你是在对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大江健三郎还没来得及回答，对方缓慢而又郑重地说道，“我谨通知阁下，瑞典文学院决定由您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仍没有什么反应，他简单表示感谢后就挂上电话，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然而，早已聚集在大江健三郎家门口的记者们已经猜出了端倪。当大江健三郎打开房门，向众人示意时，现场一片欢腾，镁光灯顿时闪个不停。大江健三郎荣膺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通过电波瞬间传遍了全世界。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时隔二十六年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其获奖理由是“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

没有大江光就不会有大江健三郎的文学

其实，对于大江健三郎而言，没有他的儿子大江光，就没有大江健三郎的文学。

1960年，大江健三郎和同学伊丹十三的妹妹由加理结婚，不久后生下长子大江光。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处于濒死的状态，头部长着一个肿瘤。医生断言即使通过手术大江光也可能终生智力低下，甚至成为植物人。

这对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大江健三郎是个致命的打击。他开始陷入忧郁和苦闷之中，内心十分自责，总觉得是由于自己的问题才生下这么一个儿子。这种负罪感和精神的压力让他一度投水自尽，所幸被救了回来。

这种精神的压力在大江健三郎同期创作的小说《个人的体验》中有充分的体现。主人公“鸟”生了个先天残疾的婴儿。他本来梦想去非洲探险，生怕自己被这婴儿拴住手脚，可又不敢亲手了结他的生命，于是选择了逃避。他将新生儿弃置于医院，一心盼望他衰弱而死，自己则钻入旧情人的温柔乡，用性与酒麻痹自己。

不难看出，这是大江健三郎自己内心阴暗面的写照。大江光的出生就像一条裂缝一样，撕开了大江健三郎的内心世界。是逃避，放弃，还是扛起责任？大江健三郎在苦苦思索。

经过一番激烈挣扎之后，大江健三郎决定要接受现实，把孩子养育成人。他和妻子坚持为儿子治疗，三口人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他都要帮助行动不便的儿子盖上毯子，这件事仪式般地持续了很多年。正是大江健三郎这样的态度以及全家人对孩子的宽容与理解，他们发现了大江光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对声音的敏感。

大江光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对母亲的召唤也毫无反应。有一天，大江健三郎带光外出，旁边树林里传来一声鸟叫，光突然说了一句，“这是秧鸡。”大江健三郎刹那间愣住，以为自己幻听了。他停下脚步，屏息凝神静静等待，终于，他听到光重复说道，“这是秧鸡。”他喜极而泣。这是光第一次开口说话。

不久之后，大江健三郎发现，光对声音的认知从鸟鸣扩展到了音乐。他在音乐上颇有天赋，仅听一小段乐曲，就能准确说出作曲家、作品编号、几章几段。大江健三郎便着力培养，开始在家教光弹钢琴、识五线谱，之后再去找老师学作曲……

长大之后，大江光奇迹般地克服了先天残疾，成长为日本知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先后获得了“日本金唱片大奖”和“日本唱片大赏”企划奖。

抚育智障儿子成长的经历对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期的文学作品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个人的体验》表现出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多读者评价说，在他娓娓道来的文字中，获得了面对不幸的勇气。而大江健三郎说：“ 是光的音乐，让我找到了一种安宁的感觉。”

拒绝接受日本天皇亲自授予的“文化勋章”

和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被称为“印度的背叛者”一样，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来说，也可谓是“故乡的敌人”。他主张日本应对历史问题深刻反省，才能得到亚洲各国的原谅并与世界进行平等交流。1994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拒绝接受日本天皇亲自授予的“文化勋章”，理由是日本天皇对发动“二战”负有直接责任。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不接受国家的任何勋章，死后也不接受。这是我的遗嘱！”

1963年，大江光的出生让大江健三郎第一次直面自己对生活的恐惧和绝望，也是从那年起，他多次赴广岛调查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惨剧，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并把这些人物一个个记录下来，写成随笔集《广岛札记》。

重藤文夫是大江健三郎在走访过程中结识的朋友。重藤曾参与过广岛核轰炸后的医疗救治，后来还担任了广岛原子病医院院长。他向大江健三郎讲述过一个故事，让大江健三郎深受触动。重藤在前线曾经遇到过一位年轻医生。这位医生在面对满地的尸体和救助不完的伤者之后，痛苦地对重藤说：“只凭我们的力量，根本无力拯救这些遭受巨大灾难的人。这些惨剧和愚昧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今后我们怎么还能像个正常人那样继续活下去呢？面对这么多无法拯救的受伤者，我们还要想方设法去救他们，这一切不是徒劳吗？”重藤不断宽慰这位年轻的医生，但这位医生最后还是无法忍受痛苦，自杀了。

这段令人震惊的故事深深地刻在大江健三郎的心里。战争之残酷，不仅仅是针对那些直接面对死亡的人，连带与战争相关的其他人包括救助人员都可能陷入痛苦之中。他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反对战争的坚定决心，“已经厌倦战争了，已经厌倦战争了，这是亲身体验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们发自心底的悲痛呐喊，是难以用文字和语言表达的期盼和平的真诚呼唤。”

也许正是出于对广岛受害者的深刻认识，大江健三郎也开始关注起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1994年12月，大江健三郎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