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日本对华认知的隐藏密码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日本对华认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情感认知主导下的友好合作（1972—1992）；战略防范视域中的互动博弈（1992—2012）；竞争协调转换期的战略制衡（2012—2023）。纵观中日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日本对华决策的行动逻辑缘起于思想层面的对华认知，是建构理性互动的客观认知还是基于充斥偏见的主观误读，通常会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合作”或“对抗”的迥异发展路径。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认为，“复杂政治组织的行为取决于决策，而这些决策又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意向”。

通过历时性回溯日本对华认知发展轨迹可知，50年来贯穿日本对华认知的隐藏密码是：“日本保持积极友好的对华认知时，倡导友好合作的行动抉择占据主流；日本秉持消极而负面的对华认知时，主张与中国进行对抗制衡的思想处于主流地位。”虽然当前日本对华认知的现状不容乐观，但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中日关系步入新时代后依然前景可期，需要两国携起手来共同缔造新的未来。今年适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中日两国亟待认真汲取在相互认知上形成错误知觉及造成误判的深刻教训，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镜鉴，以期启迪未来两国关系顺畅、健康地发展。

日本对华友好合作的情感驱动

“情感认知”最初是心理学术语之一，反映着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过程，主要体现在我们个人面对世界、他者及自我时所展现的认识程度、理解态度和表达方式上。冷战开始后，这一术语被学者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用来解释决策者的心理认知与行动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认知”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积极情感包括接受、信任、博爱和感激，消极情感则表现为愤怒、悲伤和羞愧。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日本的对华“情感认知”更多地体现出积极的情感色彩。中日两国同处东亚区域汉字文化圈，而且日本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在重视和谐、尊崇秩序、注重伦理等价值观方面与中国存在共性，加之双方自近代以来存在着复杂的战争经历和情感纠葛，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其后又有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等，诸多情感因素交织叠加，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决策者形塑对华友好认知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日本基于保持中国稳定符合本国国家利益，通过对中国实施政府开发援助以期深化友好合作的战略考量，由此形成的积极情感认知主导和推进了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合作进程。

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两国就曾共同约定反对第三国谋求霸权的行为。1975年1月23日，《东京新闻》刊登了题为“‘反对第三国霸权’不纳入《日中友好和平条约》，政府意向乃是避免刺激苏联”的文章。对此，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向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提出建议，“《日中友好和平条约》不应给日苏友好关系带来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展现出苏方对条约交涉进行牵制的动向。从而直接导致中日双方在处理霸权条款上，基于各自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均难以采取灵活立场，苏联因素成为影响日本推进缔约谈判的原因之一。1978年3月，佐藤正二大使与韩念龙副外长举行会谈，日本表明了将联合声明第七条中“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而是反对所有霸权”的宗旨加入和平友好条约正文的决心，表示“缔结条约的目的是稳固地发展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明确表达了“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态度。

1978年2月16日《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成为推动中日缔约的促进因素，由此助推两国以石油贸易为中心的合作关系更趋紧密。经团联副会长稻山嘉宽提出：“为保持如同国家经济血液一样的石油的长期稳定供应，宜尽早缔结明确写有‘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对于以稻山为首的经济界人士而言，中日缔结条约意味着两国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能够获得政治层面的保障。1978年5月，福田赳夫首相决定重新开启条约交涉，原因在于：“半年后日本将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需要创造实际业绩；日本经济界要求与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加强经济交流；日本决策层达成‘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共识；美国展现出支持缔结条约的姿态。”对福田而言，“如何拒绝中国试图将日本拉入反苏同盟”的尝试，同时又能构筑日中两国的长期友好关系，是其着重思考的问题。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决定对中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基于对侵略战争的赎罪意识这一情感支撑，确立了日本对华外交的主要方针。自此，中日两国关系以日本援助为基轴，构筑起友好关系。为确保日本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利益，以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基于“富饶中国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认识，日本实施对华经济合作。这一目标可谓取得了空前成功。日本利用自身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拥有的“超前性”和“优越性”优势，及时把握时机试图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终极目标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使其变得更像西方国家。

田中角荣执政时期，大平正芳担任外务大臣，其基于经济合作、地缘政治和远东地区稳定等多重因素考量，为将中国塑造成维持地域稳定的“朋友”角色积极作为。大平担任首相时期，恰值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其构想付诸实践更加富有现实意味。大平认为：“中国奉行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为使这一路线固定下来，考虑有必要为保持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给予支援。”日本对华ODA项目一直持续至2008年，贯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不时恶化的中日关系起到了有效的改善作用，日本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关山健评价其为“中日友好合作的象征”。

1992年10月，明仁天皇访华。对于此次访问，宫泽喜一首相寄予期待：“这一历史性访问，将向中国人民直接展示新宪法下我国皇室的姿态，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以明仁天皇访华为契机，中日关系开辟了向更为平等、互惠及面向未来发展的广阔道路。明仁天皇访华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从邦交正常化后的相对不成熟，逐步迈上深思熟虑和相对理性的新台阶。中日两国切实地感受到，亟须为构建超越存有认知局限的单纯邻国关系，理应富有觉悟地担负起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国的责任而展开行动。

冷战后期日本对华认知的理想主义意向主要体现在，通过实施对华援助确保中国稳定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中日双方通过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的积极信息不断提升对象国在民众中的印象，同时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良好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互动，为中日关系顺畅发展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从决策者的情感层面而言，日本实施对华援助具有将中国融入以西方为首的国际体系之中，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日美中应对苏联的合围态势的考虑；通过加强中日双边经济合作，日本能达成获取资源及开拓中国广阔市场的目标；多数日本人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怀有罪恶感和赎罪意识，日本通过提供ODA从道义层面具有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加以弥补和感恩的意图。在国际体系、双边互动及情感补偿等变量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以“崇尚友好”为基调的对华情感认知确立起来并占据社会主流地位，基于“建设性接触”的理念，中国被日本塑造为“朋友”角色，进而推动日本政府制定颇具对华友好色彩的外交政策。

日本对华战略防范的潜在意图

冷战结束前后，巨大的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给处于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中苏和解、苏联解体、台海危机及中国崛起等复杂因素的叠加交织，逐步推动后冷战时代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从积极友好向战略防范方向演进，日本对中国的定位随之调整为互利合作的“伙伴”角色，这一对华认知推动了两国既开展竞争又维持合作。

1995年的台海危机给中美日关系带来重大冲击。由于深受钓鱼岛问题和台海问题影响，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进一步高涨。自民党内对华强硬派势力增强，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更为有力的对华政策，同时党内亲台派声势日隆，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具有驻华大使经历者组成的“中国学校”的影响力日趋衰退。在此背景下，日本进一步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安全保障关系。

1997年8月28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发表题为《新对华外交目标》的演讲，将中国视为“欧亚大陆一部分”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正在取得惊人发展的核心成员”，认为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也日益提高，为了与中国构筑良好关系，今后的日本对华外交将基于“相互理解”“强化对话”“扩大合作关系”以及“为塑造共同秩序做贡献”的四项原则稳步推进。日本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尝试及对华认知，主要表现在桥本首相倡导的“欧亚大陆外交”和“新对华外交四原则”上，“在摸索构建新型国际秩序过程中，站在‘从西太平洋审视欧亚大陆外交’的全局视点，面向中国构筑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成为日本新型外交方针的总体呈现”。

1998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26日，中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日本对华认知的“伙伴”角色通过双方公布的官方文件予以确认。《中日联合宣言》象征着两国间从以往以“善邻友好”为中心的关系，向着全球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20世纪90年代是通常被称为地区主义崛起的时代，尤其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为显著。“今日的地区主义很少以领土为基础、以国家为中心，它包括更为广泛的行为体与议题。地区主义与普遍价值的传统划分或许正在被打破。对地区的研究不只是关注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的塑造，还应关注它们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并塑造全球秩序。”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着力于从区域层面的广阔视野确立对华认知与进行政策抉择，中日两国围绕东亚区域的主导权展开竞争。

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新加坡发表政策演说，倡议创设包括中国及东盟在内的“协同并进的共同体”，“期待日本、东盟、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成为这一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东盟+3’进一步扩大成员的设想，体现出区域合作的理念和区域结构力争彰显自由且开放的意图”。虽然美国并未被列在成员名单之中，但澳洲的两个国家名列其中，充分体现出日本在“普遍价值”与安保层面力图与美国保持沟通的战略意图。在2005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东亚首脑会议”上，中日两国围绕区域合作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差异及理念争执。“中国重视以‘东盟+3’为核心的制度架构，日本则设想通过东亚首脑会议将区域合作提升至全球层面，两者之间的立场格外鲜明地凸显出来。”添谷芳秀对此评价指出：“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中国深受以经济为龙头的机能合作与安全保障合作两种截然不同领域的思维方式所左右。与之相对，日本则立足于普遍价值的立场推进‘开放的地域主义’，旨在展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的国际主义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