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歌曲的哲学》看“乐评人”鲍勃·迪伦

因“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而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在艺术创作中坚持呈现人类的普遍认知经验，注重对关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命题进行诗性阐发。其歌曲是“诗”与“歌”融合的典范，不仅引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觉醒，还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进程，对当代流行文化影响深远。历来乐评人都热衷于在迪伦的歌曲中寻找意义，而迪伦自己则更希望引发听众或读者的独立思考，如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迪伦推出了一张名为《爱与偷》（Love and Theft，2001）的唱片，在歌曲《密西西比》（Mississippi）中他唱道：“我曾经认为自己的语言才能崇高而又充满了力量，可我现在明白我的理论和诗歌，永远不能代替你来思考。”

跨界艺术家鲍勃·迪伦

迪伦以民谣歌手身份成名，逐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代言人，同时也是一位处于文化交叉点上的跨界艺术家。他于196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歌曲、小说、散文、自传等文艺作品，迄今为止已公开发行专辑35张，而最新专辑《影子王国》（Shadow Kingdom，2023）也已经上市，其艺术生命力之久长令人惊叹。

1961年初，他在到达纽约3周后就创作了致敬偶像的《致伍迪之歌》（Song To Woody）。当被问及为何写歌时，他回答：“因为我想唱的，没有人写过。”想唱自创歌曲的冲动驱使迪伦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迪伦的歌诗大多旋律优美，结构精巧，措辞讲究，内涵丰富，尤以哲理性见长。他善于在深刻的哲理性歌词与通俗的歌曲演绎之间求得平衡，并灵活运用意象、隐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增强歌曲的艺术性与感染力，其歌诗写作中意象的用法之妙与用意之深耐人寻味、引人入胜。例如，《我的往昔岁月》（My Back Pages，1964）中用“绯红色的火焰”与“燃烧的道路”两个意象体现了“昨日之我”（青年时期）的热情似火、桀骜放纵；“僵尸般的布道者”与“骚乱的船只”则反映出“今日之我”青春不再的悲凉与惆怅。

1960年代初期，英国的披头士和滚石乐队风靡全球，而作为摇滚发源地的美国却后继乏人。二十出头的迪伦在纽约格林尼治村迅速成长，开始崭露头角。他的闪亮登场打破了美国乐坛不敌英伦的尴尬局面，他将有“灵魂”的摇滚歌曲、传统蓝调与民谣结合，首创了民谣摇滚的音乐形式。专辑《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1965）就是迪伦开创美国摇滚新纪元的标志性作品，其中的主打歌曲《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1965）生动再现了无家可归者的精神迷茫，唱出了试图打破社会陈规、按照自己意志生活的一代年轻人的共同心声。在当年《滚石》杂志推荐的曲目当中，《像一块滚石》名列排行榜首位，由此确立了迪伦在摇滚乐界不可撼动的地位。

1975年1月，他的专辑《轨道上血迹》（Blood on the Track）经过两次录制后出版，好评如潮，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迪伦歌唱生涯中堪称完美的作品。该专辑的问世，又一次引发了美国乐评界的一股挖掘“歌曲意义”的风潮。1997年，迪伦凭借专辑《被遗忘的时光》（Time Out of Mind）一举拿下1998年度包括“最佳专辑”在内的三项格莱美大奖。

不仅如此，迪伦在电影、政治、文化、文学等领域也屡获大奖，拥有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诚然，迪伦最主要的身份是音乐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因为他向世界贡献出了数量可观、水准颇高的歌诗。迪伦本人也非常看重自己的诗人身份，在1978年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会把自己先看成诗人，然后才是音乐家。我像诗人一样活着，也会像诗人一样死去。”虽然当年诺奖颁发给他曾引发全球热议，但如今人们已经普遍认可了迪伦歌诗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影响力。

鲍勃·迪伦与乐评的渊源

《纽约时报》刊登的音乐评论在美国家喻户晓，在英语国家乃至欧洲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1961年9月29日，乐评家罗伯特·谢尔顿因深受迪伦现场演出的感染，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改变迪伦命运的乐评，称他为一位“风格独特的民谣歌手”，对他的演出表现大加褒奖，并宣称迪伦一定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谢尔顿在《纽约时报》主持音乐评论栏目多年，他在业界的影响力为迪伦带来了极大关注度。这篇乐评也宣告了一个民谣新星的诞生。据迪伦自己透露，看过谢尔顿的这篇评论后，哥伦比亚公司的金牌制作人约翰·哈蒙德没要迪伦试唱就同他签下了唱片合约。可以说，迪伦音乐事业的起步与发展都离不开乐评人的推波助澜，甚至迪伦能够成为20世纪的文化符号，与谢尔顿、马尔库斯等乐评人的摇旗呐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在乐坛上广为流传的很多说法，如迪伦的演出中“每一个词，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有意味”；他的表达精炼，“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戏称迪伦有“三流的唱功，二流的作曲，一流的作词”等，最早都出自流行音乐评论家之口。2015年5月，英国UNCUT编辑部发行了《经典摇滚音乐指南：鲍勃·迪伦》（The Ultimate Music Guide：Bob Dylan）一书，其中收录了对迪伦多部专辑所作的深度乐评和著名音乐杂志对他的独家访谈，从音乐评论的角度来剖析迪伦及其歌曲。如书中收录了杂志《旋律制造者》（Melody Maker，1965）上刊发的趣评：“有评论家认为，迪伦的最新作品表明他的创作才华在消失。如果这真是一个言之成理的批评，也只能说明评论家们水平下滑。”而在美国达特茅斯召开的迪伦学术研讨会上，学界乐评人路易·伦萨带着学生们把迪伦的专辑当作文本，对其中的文字进行严肃的文学性诠释，发现迪伦歌词具有玄学派诗歌特有的音韵起伏等诗性特征。

总之，迪伦一直是乐评界的“宠儿”，他的每一次演出、每一首新歌发行、每一张专辑面世，几乎都能获得乐评人的关注。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都或多或少有助于提升迪伦的人气。可以说，乐评与各大奖项、多部传记、权威文选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迪伦作品的经典化。然而，令人惊喜的是，在被他人反复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后，迪伦不再只充当乐评的对象，而是真正当起了乐评人。

鲍勃·迪伦的乐评集《现代歌曲的哲学》

作为以歌诗写作享誉世界的作家，迪伦向来很少评论自己或他人的歌曲。直到2010年，他才萌生了撰写乐评，回顾20世纪流行音乐发展历程，探寻经典歌曲魅力之源的想法。历经12年的不懈努力，迪伦最终完成了一部乐评文集《现代歌曲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在这部乐评集中，迪伦精选了1924—2004年这80年间的66首音乐作品作为评议对象，其中包括斯蒂芬·福斯特、埃尔维斯·科斯特洛、汉克·威廉姆斯、尼娜·西蒙等流行音乐明星的作品。

60余年的艺术生涯为迪伦迈入乐评人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尝试撰写乐评也是他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对音乐艺术的热爱。在《现代歌曲的哲学》一书中，迪伦与读者分享他关于歌词写作、歌唱技法、乐曲适配和录音实践的心得；同时以别人的经典老歌为例，阐发他对艺术创作与商业运营之间的矛盾张力的认识与体会，以及他自己关于战争与和平等时代命题的深入思考。读者在“乐评人”迪伦的引领下，既可于纸上重温20世纪流行音乐的经典曲目，又能在掩卷之余对那些歌曲展开一定深度的哲学省思。这部新著充分体现了迪伦对音乐艺术探索的广度与深度。

自1961年闯荡纽约始，迪伦就敏锐地意识到，“美国正在改变。我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正驾驭着这些改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我想创作民谣，我需要某种新的格式，某种不会被消耗掉的哲学身份”。从《现代歌曲的哲学》中可以看出，迪伦推崇多元文化，并试图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音乐之中。他以猫王的名曲《金钱宝贝》（Money Honey，1956）为例，指出歌曲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允许追求自由、张扬个性。他认为艺术观念上的交流与碰撞有助于避免思想的狭隘与认识的片面；排斥任何其他民族文化的艺术形式只会流于孤芳自赏、固步自封，最终失去生命活力—

艺术是认识上的异见。金钱才是共识。我喜欢卡拉瓦乔，你喜欢巴斯基亚，我们都喜欢弗里达·卡洛，而沃霍尔让我们感到无聊。在这种激烈的争论中，艺术茁壮成长。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只有一种民族艺术形式存在。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类对艺术的边缘不断拓展，努力包容所有意见，尽可能不冒犯个人观点。

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歌曲是迪伦乐评写作的第一大特色。本书中，迪伦每一章节的乐评基本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富含诗意的语言讲述一个与歌曲思想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契合而又颇具情趣的故事。例如雷·查尔斯录制的《我有过一个女人》（I Got a Woman，1954），我们从中听到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讲述一个男人长途驾车穿过城镇去找他心爱的姑娘，“汗湿的衬衫粘在汽车座椅上，他随着‘肥头’纽曼的男高音部萨克斯风音乐，有节奏地敲击着方向盘”；爱欲驱使他在路上飞驰，“她半睡半醒，躺在沙发上等着他。开车进城后他们会在一起享受很多美好时光。起初这份爱像蜜桃。他们日夜相爱，永无抱怨，毫不挑剔。（然而）美好的时光易逝。只留长途奔波”。爱意流转令人不知疲倦，车来人往永不停息……其他很多章节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开篇，给读者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真切的故事画面后再转向对歌曲本身的解读。第二部分则用比较随性的散文笔法，详细地介绍歌曲作者及其作品。这种在故事呈现的基础上对歌曲加以阐释的方式增强了读者对作品的感知力。

探讨内容广泛，涉及不同主题和领域是迪伦乐评写作的第二大特色。例如，在第62章中，迪伦提到了争议颇多的作者身份问题，道出了自传性歌词写作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有的时候，歌曲作者从自己的生活中取材，导致创作内容偏于自我和狭隘，令其他人难以产生情感共鸣”，“了解一个歌手的人生故事并不一定有助于你理解他的作品”，“重要的是一首歌让你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新的感受”。此外，迪伦还对如今金钱至上的现代音乐产业进行了批判，认为过于商业化的音乐制作流水线影响了音乐的质量：“今天的音乐产业被经济学家、销售人员和社交媒体主宰着……这个时代的音乐产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成为一种商品。”“美国民歌之父”皮特·西格的反战歌曲《深陷沼泽》（Waist in the Big Muddy，1967）因其具有极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而备受瞩目。迪伦以这首歌为主题，探讨了1960年代末期反战和民权运动的紧密联系，引发人们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环境所面临的严峻考验等问题的思考。迪伦还提到了惠特菲尔德和斯特朗创作的《战争》（War）这首歌，并以批判性视角指出战争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对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鲍勃则认为选举权的背后意味着沉重的责任：如果你投票支持的人选发动战争，把人们送上战场，那么你是不是成了战争的帮凶？“如果我们想找到战争罪犯，只需凝视镜中的自己即可。”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反思战争和暴力，即使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也可能间接导致战争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