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为何成为历史进步的支点？

“大家”阅读

互联网时代，读者并不缺乏信息，但一些真正具有传播价值的内容，却往往淹没于信息洪流之中。力求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最有锐度、温度、深度和多维度的思考与表达，最值得阅读的网络优质原创内容，快速呈现给读者，是 《世界文化》的初衷。【“大家”阅读】每期将甄选优秀公众号上所汇聚的中文圈知名学者、专栏作家的最新文章，与读者分享“大家”眼中的“世界文化”。

没有人为死者流泪、点蜡烛或者守灵，当时死人的事太平常了，正如今天死了一头山羊，谁都不当一回事一样。

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邻居互不照应，即使亲戚之间也不相往来，或者难得探望。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顾。最严重而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尽量不照顾看望儿女，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读过乔万尼·薄伽丘的不朽名著《十日谈》的人，不会忘记这些句子。它们呈现了1348年黑死病给佛罗伦萨带来的巨大伤害——全城9.5万人，5.5万人病死。“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黑死病造成当时欧洲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二战”中欧洲人口战死率为4%，即可想见黑死病给当时人们内心留下多大的阴影。

对黑死病的反思远未终结，恐惧之下，泼污、残暴、歧视、愚昧、自私等均找到了“合法性”。但也正是这些人性中最阴暗的东西叠加在一起，竟转化为人类跨越近代化门槛的“契机”——

黑死病对欧洲的冲击为何这么大

“我宁愿自己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相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吗？”这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在疫情中发出的哀叹。“1348年让我们孤独无助。”彼得拉克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精神上的情人劳拉也因黑死病而死。

据估计，2500万人因黑死病丧生，当时欧洲仅8000万人口。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中称：“全城经济活动已经停止，甚至酒店、赌窟也关门大吉，只有少数医务所和药房仍在惊慌失措的城市中开门营业……在那个静寂无人的街道上，这些逃难的富人的车辆马匹就是少见的还有一些生活气息的东西了。整个城市像一座庞大的医院和殡仪馆。”甚至有人说：一个人花一天工夫搜遍全城，若能找到三个鸡蛋，就算是大有福气的了。

15世纪早期，当挪威航海家再次登上格陵兰岛时，在废弃的村庄中看到的，仅仅是野牛。由于大量士兵死于瘟疫，连“英法百年战争”都一度终止。在乡村，则是“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畜牲在田野和大麦地上游荡，它们已然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它们的人类声音”。

在欧洲史上，曾多次暴发瘟疫，比如541—542年的“查士丁尼大瘟疫”，造成500万人死亡。一般认为，查士丁尼大瘟疫即鼠疫，它在进化上的意义是：淘汰体质较弱的人，留下免疫力强的人。英国学者德维特研究了黑死病前后的古人遗骸，发现那些患黑死病而活下来的人们拥有更强大的免疫力，人均寿命更长。那么，经查士丁尼大瘟疫筛选后，为什么黑死病仍造成这么多欧洲人死亡呢？

“人口论”的开创者、英国学者马尔萨斯认为，1300年后，欧洲达到新的人口高峰，传统生产力已无法支撑：“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级数增长，粮食增长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潜力同步。从长远看，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然出现巨大裂痕，导致饥荒以前争夺资源的战争。”在他看来，瘟疫是必然的，它是大自然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人口过快增长。

马尔萨斯说对了一半。中世纪欧洲耕、牧不分，属粗放农业。为增加粮食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当时欧洲大面积开荒，于是英国从欧洲森林最茂密地区变成了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而法国的耕地面积一度“比今天还多”。14世纪，欧洲暴发了“虐猫狂欢”，大量的猫被烧死、杀死，老鼠得以横行，鼠疫便随之而来。

马尔萨斯没说对另一半。黑死病与人口增长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疫情结束后，欧洲人口并没出现“几何级数增长”，而是继续下降，直到1420年代才稳定下来。

任何一次重大社会事件都有多种原因。除了人口过快增长之外，导致黑死病泛滥的，至少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欧洲当时缺乏成熟的文官系统，黑死病疫情给基层官吏队伍造成巨大损失，致管理失控。以疫情间的佛罗伦萨为例，薄伽丘曾力劝彼得拉克当市长，不惜武力威胁，彼得拉克一度同意，但最后还是退出了。当时人们已发现，“此种疾病之强烈传染性实在可怕，当一个人染病死亡，所有在病中见到或探视过患者以及为死者送葬的人，都会迅速步死者之后尘，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佛罗伦萨“拒绝所有染病的人进入”，威尼斯、卢卡、卡塔尼亚和皮斯托亚等多地也发布了封城令，威尼斯还规定：“病人被放在城外特定的地方隔离，并且所有知晓病例的人都需要报告。”无奈当时官僚体系崩溃，意大利地区没能形成整体防疫体系，只能各自为战，许多村庄从此消失。其次，防疫手段落后，多属“精神胜利法”，具体操作上不科学。

教皇这样化解黑死病的社会冲击

当时欧洲处于农奴制阶段，是典型的封闭社会。农民没有自由流动、自由迁徙的权利，只能终生服务于庄园主。为了追求自由，大量人口流入城市，这些城市近似 “城中村”，卫生条件差，易引发瘟疫流行。

封闭社会的最大困境在于，它通过封闭信息、隔断交流、观念灌输等剥夺了人们的自主判断力，大家只能盲从教皇、牧师、上帝、领主等。然而在瘟疫面前，这些精英的表现又实在太糟糕——在英国，20%的牧师逃离岗位，而留下的许多人也不愿给病死者做祷告。牧师们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暴发黑死病，只好说上帝发怒了，原因是一些女子“不守妇道”，身着奇装异服、频繁参加本来只有男人参加的比武大会……

1348年，出于对黑死病的恐惧，欧洲出现了“鞭笞者运动”。鞭笞本是古代信徒的个人修炼方式，到11世纪时变成集体运动，在黑死病的压力下，变得进一步“精致”：信徒来到当地教堂，忏悔后赤身（仅着遮羞物）围成圆圈，平举双臂，鱼贯而行，形同一列移动的十字架。然后依次倒在地上，再依次站起，前面的人抽打下一个将站起的人，以“从这净化的痛楚中升华，从此远离罪孽”。鞭身者们“或爬着，或躺着，或左侧，或右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他们自己正在赎的罪”。这些动作均有隐喻意：面朝下躺表示通奸，面朝上意味着谋杀，侧身而躺并伸出三个手指则意味着做伪证……仪式早晚各一次，重要的日子一日三次。

鞭笞者们初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但随着社会影响扩大，更多人加入其中，“教士和领主，骑士和无赖，都成了他们的同伴——甚至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都就此达成了一致，包括市民、学生、流浪汉和农民”。教会的态度陡然逆转，积极配合封建领主严厉打压鞭笞者。学者李化成先生指出，教会意见逆转，隐藏着“大传统”和“小传统”之争。当教廷主导的“大传统”无法应对现实挑战时，不得不放宽对“小传统”的压制，有时甚至主动引诱“小传统”填缝——通过展示后者的愚昧、反智、狂热等，转移人们对“为什么黑死病会流行”“宗教解释靠谱吗”等问题的关注，并吓阻质疑者。然而，当“小传统”威胁了“大传统”的地位时，教廷则从来不会姑息。

随着“鞭笞者运动”被打压，教廷重新攘夺影响力——教皇克莱蒙六世宣布1350年为大赦之年，凡到罗马的基督徒都可免罪。于是，大批基督徒涌向罗马，人数不可胜数。据估计，从圣诞节到复活节的大斋日，到罗马的朝圣者达到了100万～120万人。道路之上，日夜人声鼎沸。

东西方在防疫认识上，正好画了个叉

教皇妙计得售，因当时欧洲医学不发达。疫情暴发时，公共卫生系统最好的意大利的奥维托，也只有一名市政内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私人医生只有15～20人，他们要为1.2万～1.5万人服务，仅有3家医院。

佩鲁贾大学医学院的名医詹蒂莱为应对黑死病疫情，写了很多“科普文章”，比如《抗疫忠告》，建议人们不能吃鱼、净化空气、保持体力等，而他开的药方竟然是泻药和解毒剂。詹蒂莱不算最离谱的，当时欧洲医生治疗黑死病的方案还有：服用催吐剂、放血、烟熏房间、烧淋巴肿块、在淋巴肿块上放干蛤蟆、用尿洗澡……法国著名外科医生乔利阿克建议，医生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眼睛来“捕捉疾病”。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医家似更高明。早在秦朝，便立法：“疠者有罪，定杀。”在《云梦秦简》中规定：乡里出现疑似瘟疫，典甲（即乡长）有责任调查、报告，上级会派医生来检查，一旦确诊，立刻采取隔离措施。而《睡虎地出土秦简》中也明确表示：被瘟疫传染的病人要么乖乖去“疠所”（隔离地），要么被投入水中淹死。

据学者杨银权先生钩沉，这种疠所在汉代也存在，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邸第”。西晋王朝曾规定，朝臣家中如果有三人以上感染瘟疫，即使本人没病，百日内也不得进宫廷。宋代则有福田院和安济坊，据记载，宋朝时较大的安济坊设有病房11间，并至少配备医生一人，还建立了手历（病历）制度。一直到元末，中国仍高度重视用强制隔离的方法应对瘟疫。明清瘟疫频发，反而很少采用这一办法。杨银权先生认为其原因是：明清时期对疫病产生根源的认识偏差，即主流思潮的“疫病胎毒论”（每个人体内的“胎毒”）或环境因素（“瘴气”），导致了国家层面及社会上隔离治疫的荒废。

上述虽有一定的解释力，却忽略了：古人的“隔离”与“放开”不完全建立在科学认识上，也与权力的偏好有关。明清是皇权最强大的时代，也是皇权最不负责的时代。清军入关后，顺治二年（1645年）曾下令：“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所以防传染也。”即 “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疹家报司马，即引绳度邻右八十步，绳以内，官吏俱不许入署”。完全牺牲个体。到了清代末期，清廷连这点责任也懒得承担，反而要依靠西方医生、传教士来传播隔离的观念，以致人们误以为这是现代医学的成果。

在古代，东西方对“隔离防疫”的认识形成了一个交叉线：东方从高度重视，逐渐变成不重视；西方从不重视，转向高度重视。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代中国有完密的官僚体系。周代已编户齐民，宋代有保甲制度，一直贯彻到清末，人人在册，确保了“隔离防疫”的执行。中世纪欧洲是封建制，农奴归领主所有，国王无法驱使，汲取民间资源的能力不足，倒恰给民众留下空间，遇到困难时只能通过社会博弈来解决。

黑死病带来社会“红利”

黑死病造成大量欧洲人死亡，可出乎意料的是，它却带来三方面的“红利”——

其一，劳动者的工资持续增加，农奴制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