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2年讲述“一战”与大流感

100年前的1922年，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渐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流感（亦称西班牙大流感，指1918—1920年间的全球性流感）的震荡中平复，这些深刻改变了世界与个人的事件终于得以在文学中被言说：美国出现了第一部书写大流感的小说——薇拉·凯瑟的《我们的一员》（One of Ours），将大流感与 “一战”杂糅一处，再现了美国远征军运兵船上大流感的暴虐；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中篇小说《狐狸》（The Fox）同时在现代主义文学阵地《日晷》（The Dial）上连载，讲述了“一战”后归家的士兵在大流感期间的爱与愁；而身处战后各种激流中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于同年出版了名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故事中的陌生女人和她的儿子均死于大流感。那么，这三部同年面世的文学作品都是如何讲述“一战”与大流感的呢？

《我们的一员》将大流感融入了“一战”叙事，成为战争的序章。主人公克劳德原为内布拉斯加的农场青年，大学肄业、婚姻无爱，而“一战”重燃了他的生命之火。当他从新兵训练营回乡探亲时，火车上乘客们对他的赞赏令他倍感自豪，“就如《奥德赛》里面那位归家的英雄一般”。1918年夏，在“安喀塞斯号”运兵船上，大流感来势汹汹，他作为军医的助手，帮忙集合病患、记录姓名和体温、用酒精擦洗病人身子等。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他却显现出早熟的镇定，因为他已然将之默认为战争这个“宏伟计划中的损耗”。

小说中瘟疫与战争的叠合，与不时闪烁的古典色彩相呼应，共同指向了西方古典瘟疫书写传统，使人物悄然获具了“英雄”的光环。譬如，运兵船船名“安喀塞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的皇室成员、埃涅阿斯的父亲，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安喀塞斯曾带领特洛伊人前往克里特建造城池，却因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而不得不停止。这种关联着瘟疫、战争与英雄的叙事同样出现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开篇处，瘟疫便“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迫使阿伽门农归还阿波罗祭司的女儿，进而霸占英雄阿喀琉斯的女人，激起后者愤而不战，造成特洛伊战局的变化。相似地，史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也叙述了瘟疫与战争的交叠——战争期间雅典城遭遇惨烈瘟疫，人口因而减少了三分之一，使得提洛联盟在后续的战事中处于被动。另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底比斯城的瘟疫揭开了俄狄浦斯悲剧的序幕，预示着英雄后续对自身缺陷的“发现”。

这种对西方古典瘟疫书写传统的互文意味着凯瑟旨在讴歌远征军，塑造英雄。事实上，其写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她真实的感佩之情。凯瑟的堂弟格罗夫纳·佩里·凯瑟（Grosvenor Perry Cather）少尉，曾服役于著名的美国第一步兵师，于1918年英勇牺牲于法国康蒂尼战场。《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他以非凡的勇气与冷静登上战壕防护墙，暴露于德军七架机关枪之下，引导了两个自动步枪队进行了毁灭性的侧面攻击。”在“一战”停战日的当天，凯瑟专门写信给痛失爱子的姑姑，称颂堂弟的光荣与伟大以作慰藉。

如果说《我们的一员》中“一战”与大流感的暴虐烘托了生命的荣耀的话，那么在《狐狸》中，这种暴虐却并未造就出真挚美好的爱情。故事发生于“一战”刚刚结束时，休假的英国士兵亨利回到战前居住的农场，发现新主人为两个姑娘——玛奇和班福德。当时，镇上的人“都得了流感”，而这偏远农场则仿如一块飞地，隔离了病毒，也圈住了原本可能短暂邂逅便相忘于江湖的人们。与马尔克斯笔下为无法靠岸的航船上的爱情竖起了屏障的霍乱相似，《狐狸》中的大流感也切断了离开的可能，将亨利与玛奇圈禁于固定的空间中，使爱情得以发酵。在亨利这边，尽管劳伦斯未着笔墨，血雨腥风的“一战”构成了他急于归家、组建新家的无需多言的深层动因；在玛奇这边，英气潇洒的她不仅与闺蜜在战时经营起农场，而且肩挑打猎、伐树等曾由男性垄断的农务，当“一战”的结束带来男性的回归后，她对男性的渴望亦悄然复苏。

然而，尽管玛奇希望与亨利牵手，但她与闺蜜班福德的友情亦难以割舍。于是，为了娶到玛奇，亨利从部队请假，奔赴与班福德“抢夺”玛奇的战场，最终看似无意却颇费心机地用伐倒的大树砸死了后者，从而成功占有了玛奇。显然，作为“一战”遗产的暴力，成了士兵解决冲突的首要途径。但如此豪夺的婚姻如何可能幸福？曾令两人向往无比的婚姻变成了他们共同的囚笼。可以说，伴随着死亡的大流感使爱情显得珍贵而浓郁，但爱情又遭遇了“一战”遗产之暴力的反噬。

某种程度上来说，《狐狸》中的大流感与“一战”对爱情的托举与摧残所影射的正是劳伦斯自身的困境。劳伦斯的妻子弗里达是德国人，“一战”的结束使她如释重负，为两人的婚姻带来了快乐。但好景不长，在创作《狐狸》的1918年秋冬，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弗里达借口大流感的威胁而不愿与丈夫在伦敦见面，劳伦斯因而在独居状态中写完了《狐狸》。1919年2月中旬，作家染上了大流感，症状非常严重，其医生一度担心他“ 熬不过去”。而正如《恋爱中的女人》里厌恶疾病的厄休拉一样，弗里达对病重的他缺乏同情、不愿照料，两人的关系跌至冰点，劳伦斯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这场病倘若对她而言不是一次教训的话，对我则是”，他甚至想“在身体足够强壮时给弗里达一记耳光”。

倘若说《狐狸》中“一战”与大流感令爱情遭遇了扭曲，那么在茨威格笔下它们则意味着爱的终结。借助书信形式，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陌生女人从13岁开始对曾居住在对门的作家R的隐秘之爱。这段爱情故事的双方犹如流动的风与静止的树，形成了变与不变的对照，作家的身边总是变换着女伴，而女人则至死不渝，哪怕对方在几次短暂的风流中始终未能认出她来，哪怕她需要克服各种困难生养着她与作家的孩子。但大流感却终结了一切，不仅包括这段刻骨铭心的单恋，还有陌生女人与他们的孩子的生命。在信的开始，女人便告诉作家：她的儿子刚刚死于流感，而她自己也已感染，此信若成功寄出便意味着她已死去。该小说写于1919至1921年间，陌生女人所说的“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的大规模流感显然指向了西班牙大流感。

彼时，茨威格回到了奥地利，但“一战”已令山河破碎，曾经似乎江山永固的帝国皇权一去不返，他身处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各种探索、奔突与剧变之中。在自传《昨日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1942）中，茨威格回忆了1919年曾亲眼看到奥匈帝国的皇帝与皇后弃国而去的一幕，感慨于荣耀千年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坍塌，而尽管前路未卜，时代巨轮已势不可挡地驶向未来。

这一未来必将不同于“昨日世界”，人们难免惊恐彷徨，但亦不乏革命激情，无数的变化与可能在积聚与冲撞中被酝酿，正如茨威格所写：“战后的这一代人猛地一下子挣脱了一切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规矩，背离任何传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一切陈年往事，一举扑向未来。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秩序随着这代人开始。”这种革旧迎新的浪潮席卷了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乃至政治等各个方面。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发起了“清朗运动”，旨在“本着和解的精神使全欧洲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茨威格怀着对新世界的憧憬，积极参与其中，担当德国小组的负责人之一。然而，这项运动渐趋极端化，慢慢违背了其初衷，不久也无疾而终。正是在这样一个激变的背景下，他创作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而故事中被大流感所终结的经年不变的爱恋，仿佛现实中“一战”所结束的那安如磐石的昨日世界，折射着作家对被“一战”和大流感推波助澜的现代洪流的深刻感受。

1922年，大西洋两岸的文坛不约而同地开启了对“一战”与大流感的讲述，美国读者因《我们的一员》所唤起的古典崇高而热泪盈眶，授之以普利策奖；而立于“一战”废墟之上的欧洲则在文学中言说着难以排解的惆怅，为爱意凋零、为昨日不再。此间的差别或许并不难理解，“一战”犹如分水岭，欧美实力此消彼长，一边凯歌回旋，一边伤痛难愈。但历史向来曲折多变，14年后，薇拉·凯瑟在回望过去时说道：“世界大概在1922年一分为二。”确实，这位曾对美国精神满怀热情的小说家在1922年之后少了些高亢，而更多了些低沉。如此看来，讲述“一战”和大流感的1922年仿佛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奇点，令事件集中，使思考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