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孤独症”

2014年，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当时少有人相信，几年后还会有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因为很明显，俄、乌共同点太多，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且欧洲不会坐视不管……“打不起来”似乎是唯一合理的选项。

然而，在2015年《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英文版出版时，该书作者、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波波·罗就几次提出：俄、乌有爆发大战的可能。波波·罗曾任驻莫斯科外交官，是国际著名的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专家，《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被赞为“迄今为止解释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地区不愉快关系的最佳尝试”。

书中指出，虽然俄罗斯外交强调务实、远见、理性，但本质上它有非理性因素，这使得俄罗斯无法提出愿景，只能处处抵抗，名义上反西方，事实上却是高度的“西方中心”——几乎所有决策都依美欧动向而定，这使其无法适应“混乱的新世界”，屡屡落入“没有别的选择”的尴尬中。俄罗斯认为西方正在式微、俄罗斯正在复兴，一个新的多极秩序已拉开帷幕。但这种理想化的观点并不符合当下世界无序的现状。在21世纪，只有那些拥抱变化的国家才会繁荣昌盛。

作者认为，俄罗斯患上了“帝国孤独症”（这里指广义的“帝国”，即面积大、人口多、价值观独特、形成自己的国际政治体系且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同的大国）。“帝国孤独症”使俄罗斯无法将自己看成普通国家，它给自己赋予了特别使命，而这些使命建立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任性解读之上，这让许多俄罗斯人觉得接受磨难、给予磨难是“天经地义”，当别人拒绝时，他们会在不被理解的悲情中做出决绝的选择。

俄罗斯试图说服欧美：自己充满善意，不想威胁别人，愿意成为人类文明的建设者……可结果却是，几百年来，俄罗斯一直被西方鄙夷，双方接触越多，西方的鄙夷感就越深。这强化了俄罗斯的执念：西方是靠不住的，它只会说谎与背叛，只有用实力才能赢得尊重。

困在难以自拔的认知困境中，很难形成长线战略，只能依靠战术解决现实问题，而战术总会充满偶然性、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难免引发战争。

俄罗斯为什么会患上“帝国孤独症”

普希金曾说：“俄罗斯没有法律，唯有支柱屹立，皇冠安于其上。”理解俄罗斯，必先了解其“支柱”，这些支柱建立在其独特的历史之上——

其一，饱受欺凌，缺乏安全感。从13世纪蒙古的入侵及随后3个世纪的统治（“蒙古之轭”），到1812年拿破仑入侵，乃至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在历史上，俄罗斯曾饱受欺凌，波兰人、瑞典人、土耳其人、波斯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等都曾入侵过俄罗斯，这塑造了其民族性——俄罗斯人相信，威胁就在身边，只有牺牲个体利益，才能守护集体安全。

其二，国耻情结。俄罗斯曾长期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这给了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动力。为全盘西化，俄罗斯贵族一度只用法语交流，托尔斯泰9岁时竟不知世界上还有俄语。拿破仑入侵时，俄国军官用法语传达命令，而拿破仑军队中60%的成员不是法国人，传达命令反而很少用法语。从小沉浸在法语中的俄罗斯贵族后代们长大后纷纷到“心中的圣地”法国求学，却遭到法国人的歧视，这时他们才发现，西方人普遍视俄罗斯人为“野蛮人”，这深深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用“欧洲堕落且腐朽，需要俄罗斯淳朴的道德来拯救”的叙事予以反击。当时俄罗斯教育落后，农奴们酗酒、家暴、粗鲁，未必有什么“淳朴的道德”，后者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由此形成独特的历史解释——俄罗斯一直被西方盘剥，必须珍重并依靠自身的传统文化，才能摆脱继续被奴役的命运。于是，俄罗斯也成了“文明古国”，也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当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著名论断时，得到了俄罗斯人的广泛共鸣。

其三，“危急时刻”神话。俄罗斯的历史充满屈辱、艰难，可它成功地挺过了一次次挑战：被蒙古征服，却把疆域扩展到亚洲最东端；拿破仑攻陷莫斯科，却遭反杀，俄罗斯一度占领巴黎，成了“欧洲宪兵”；受希特勒重创，却最终夺取柏林，将东欧划入自己的阵营……正如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几度衰落，却每次如凤凰涅槃般再度辉煌一样，俄罗斯人坚信，俄罗斯自有天命加持，苦难只是磨练。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叶利钦当年选择了经济“硬着陆”——人活着必须接受苦难，苦难压不垮俄罗斯，反而能让俄罗斯获得新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世界上所有文学都在赞美平凡的幸福、生活的美好，俄罗斯文学却只赞美伟大的理想、英雄主义、男子气概、道德折磨与牺牲，“它和世界任何国家的文学都不一样”。

三大 “支柱”（能源、军工、农业）塑造了俄罗斯的“特殊性”，即“所有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比别人更独特”。由此形成了“帝国孤独症”，一方面，坚信自己是“霸国”，即使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俄罗斯人非常喜欢强调其资源丰富，即“拥有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元素”；另一方面，对于别人无法认同这一点，感到异常震惊，甚至觉得有伤自尊。

“帝国孤独症”的现实支撑有两点：其一，人民生活水准持续提高。其二，俄罗斯被他国尊重。以斯大林为例，至今仍得俄罗斯大多数民众支持，2019年4月，列瓦达中心民意调查显示，70%的俄罗斯受访者认可斯大林的历史地位；2021年7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6%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原因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人均GDP年增长达3.5%，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34岁。此外，苏联变成了“超级大国”，不仅压倒了百年竞争对手英国，且让美国感到恐惧。为了“霸国理想”，人民宁愿接受“古拉格”、“大清洗”、因言获罪等，因为“俄罗斯人已习惯于承受极大的困苦、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永远不会原谅统治者的软弱”。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人这么喜欢普京。1999年8月，普京的支持率仅31%，同年11月已达80%，此后再没低于60%；2013年1月一度低至62%，可2014年俄乌冲突后又迅速升至85.9%。经济原因是其一，2000—2020年，俄罗斯人均GDP年增近3%，且还清了外债，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近8岁。更重要的是，随着实力上升，俄罗斯又可以说“不”了。

然而，俄罗斯的“再强大”仍是“帝国孤独症”的延伸，离不开支配性的政治控制、精英共识、经济增长和广泛的公众支持（或服从）。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因素必然发生动摇，俄罗斯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而在此方面，普京政府又做了多少？波波 · 罗认为，普京只愿接受变革中最好的那些东西，不愿接受任何风险，这使得俄罗斯错过了时机——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遭遇重挫，经济总量一度排名20国集团最末。

为“保证人民生活水准持续提高”，普京只好加强对资源部门的掌控，虽然他不愿俄罗斯变成西方的“资源奶牛”，可天然气、煤、原油等出口能快速换来真金白银，回馈给民生，以稳定局面。于是，它们所占出口比例越来越高，达30%以上，成了不敢改也不能改的敏感地带，而这些行业的低效、腐败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靠“说不”支撑不起“霸国理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至少三度与美国关系密切：一是1991年，叶利钦访美时，与老布什一口气签下了 39个合作文件，包括《俄美伙伴与友好关系宪章》；二是“9·11”后，俄罗斯支持了美国的反恐战争；三是2009—2010年，奥巴马“重启关系”。这其中有两次是普京主导的，他因此曾被视为“亲美派”。

为何俄美的每次“蜜月”都这么短？这与“霸国理想”无法适应时代需要有关，不论是“人民生活水准持续提高”，还是“国家得到他国尊重”，都没有清晰的指标，每个人对此的理解都不一样，引发持续的意见纷争，给决策带来压力，倒逼其日渐激进。

现代社会是祛魅的社会，国家诉求明确，通过清晰划分责权利，形成理性管理。“霸国理想”则不同，它是一种魅惑——不仅是解决方案，还是道德与价值观。谁妥协，谁就会道德破产。而这道德又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俄罗斯的利益必须最大化，它高于全人类的利益。“霸国理想”作为 “俄罗斯特殊论”“俄罗斯例外论”，其敌人是“所有的别人”，于是阴谋论应运而生：任何妨碍俄罗斯实现利益者，都在谋害俄罗斯。而随着俄罗斯的利益不断扩大，所有国家都可能变成妨碍其实现利益者。

然而，俄罗斯当下的实力不足以支撑“霸国理想”。2021年，俄罗斯的GDP排名世界第12，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俄罗斯只能用大声“说不”来谋求存在感。俄罗斯主张以联合国为核心建构国际事务协商平台，并不是因为联合国效率更高，而是俄罗斯拥有一票否决权。俄罗斯承认美国的全球地位，在很多问题上，俄、美看法一致、利益一致，但俄罗斯无法接受美国自行其是，尤其让俄罗斯愤怒的是，美国几次对外发动战争，俄罗斯在联合国未予否决，可美国并未因此觉得欠了俄罗斯的人情。

“霸国理想”构想出的图景太辽阔，以俄罗斯的实力根本无法掌控，只能动辄 “说不”来凸显自己的存在价值。这让欧美深感厌倦，只要西方赞成的事，俄罗斯都会反对并宣称背后有阴谋。

奥巴马“重启关系”时，俄罗斯一度感到兴奋，可很快发现，奥巴马只愿在涉俄事务上“重启关系”，根本没将俄视为全球合作伙伴，这让俄罗斯产生了“被出卖”的感觉——俄罗斯不可能接受“区域大国”这一定位。奥巴马与普京互不喜欢，普京曾对奥巴马说：“我们从不屈膝，我们双腿坚定站立，总是面向未来。这就是俄罗斯的特长，确保我们始终前进并不断强大。”一次，普京曾面对奥巴马用45分钟指责美国的背信弃义，奥巴马的评价是：普京在本质上还没告别冷战时代。

“帝国孤独症”的最大问题在于扭曲了现实感。现代世界的合法性来自更快的发展、更高的效率、更合理的秩序、更先进的科技，而“霸国理想”则试图让人们回到传统认知中：国家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是浮云。

所以，俄罗斯对“页岩气革命”采取怀疑态度，以为那只是“美国的宣传”，随着美国从石油进口国变成天然气出口国，国际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大跌，俄罗斯损失惨重，却又认为这是国际金融大鳄在谋害自己。再如《巴黎协定》，俄罗斯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实在看不出其中有“遏制俄罗斯”的痕迹，又不明白西方为什么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只好宣称地球变暖有利于俄罗斯，大片冻土地带将变成良田，所以没必要积极参与。

戴上“霸国理想”的有色眼镜后，俄罗斯习惯性地误会别人的想法，精于对抗，拙于提升。用了整整18年俄罗斯才加入WTO，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后一个入世的，因为俄罗斯觉得一个“霸国”不应与“小国”对等谈判，谈判给了它们“占便宜”的机会，这挫伤了俄罗斯的自尊心。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曾想加入北约，得到的回应是要先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即可加入。叶利钦立刻否决了，并称俄罗斯不可能像“普通国家”那样，低三下四去申请。俄罗斯四度表示想加入北约，每次只是口头试探，从没实际操作。

“帝国孤独症”创造了一个错觉：世界应该求着俄罗斯，俄罗斯不会求任何人。

“新世界无序”中，俄罗斯的损失更大

在美、苏并立的时代，“霸国理想”尚能维持，在现代世界中，则是另一回事。

现代国际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小国崛起，大国的话语权、掌控权被削弱，即所谓的“新世界无序”。甚至当今强大的美国，也在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阿富汗遭遇挫折（美军在阿富汗投入了2.26万亿美元，最终却不得不仓皇逃离，体现出当代国际政治的无序化），这意味着，只有相对的“强国”，已无绝对的“强国”。大国号令小国的时代已彻底结束，这是大国急需应对的现实问题。正如波波·罗所说：“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参与者正在成倍地增加，他们有着各自的特殊利益——偶尔一致，但往往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