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差异与误读

在国内给留学生上课，常有初来乍到的美国学生好奇地问我同样的问题：“老师，为什么中国的饭店里都没有幸运饼干？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吗？怎么中国没有啊？”起初，我一脸茫然，无法作答，只能如实相告，中国的饭店从来都没有这种点心。

后来，我去了美国才恍然大悟，原来在美国的中餐馆吃完饭结账前，服务生都会按照就餐人数送上一盘被称为“幸运饼干”（fortune cookie）的饭后甜点：金黄色，菱角状，很精致，吃起来香甜酥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餐无甜点的不足，但更吸引人的是它的娱乐功能。幸运饼干是空心的，外皮和蛋卷类似，吃的时候掰开，里面有一张神秘的小纸条。小纸条五花八门，功能多样，上面通常写着一行数字和一句话，有简体中文也有繁体中文，或是中英双语对照。内容有时是一句祝福语；有时是一句人生格言；有时是一句运势预言；有的纸条则正面是教美国人说中文，背面是买彩票的幸运数字。

这样的字条在美国被当成了“中国版吉普赛纸牌”，广受欢迎，因为它能给予人们良好的心理暗示，激励人们朝理想奋进，也让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享受魔法般的快乐。对于这些小纸条，有人将其放在钱包里，那多是Hard work always pays off 之类心灵鸡汤式的励志话语；也有人将其作为学习中文的生动教材；还有人把里面的数字当作买彩票的依据，坚持不懈，中奖之后，便骄傲地宣称这个幸运数字就是来自中餐馆的幸运字签；还有人受字条上的话鼓励和指引，振作精神，依字行事，然后满怀信心期待结果的应验。一旦事成，便会不由自主感叹：幸运饼干果然很准！殊不知，祝福我们的是别人，激励我们的却是自己。

关于幸运饼干的来历，据说有日本学者考证后认为源自几世纪前东京郊外一个以烘焙为业的家庭。后来，这一家人移民到美国从事餐饮行业，就把这个小甜点带到了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关系紧张，在美国的日本人大量减少，日本料理店逐渐萎缩，一些中国移民接手了这些生意，并将这种幸运饼干发扬光大。如今，幸运饼干已经成为“美式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文化其实只是商家为迎合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噱头和产品，但不止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幸运饼干是他们吃中餐最开心的一部分。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人连吃顿饭都要算算自己的运势，看看是不是吉利。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常见的美式中国菜：“左宗棠鸡”，又叫“左公鸡”，英文为：General Tso’s Chicken。

“左宗棠鸡”作为美国中餐厅基本都会有的菜肴，差不多已经和披萨、三明治、汉堡包一起成为美国的本土化食物。几乎没人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这道菜悄然出现，然后所有的中餐馆都开始卖“左宗棠鸡”了。“左宗棠鸡”在美国的流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至在美国中餐界有这样一句玩笑话：“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人其实是左宗棠，因为每天都有人点‘左宗棠鸡’。”

“左宗棠鸡”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中餐里湘菜的代表。这道菜是在油炸鸡块上淋上酸甜酱汁，颜色红亮，配以西兰花作为点缀，它的奇葩之处在于，实际上“左宗棠鸡”它既不是传统的中餐，也跟左宗棠没有任何关系。

戎马倥偬的左宗棠是清末名臣，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收复新疆、洋务运动等重要事件。有人说“左宗棠鸡”是左宗棠最喜欢的一道菜。但实际上根据人们在左宗棠家乡湖南湘阴的走访，就连左宗棠的嫡系子孙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菜，它也根本不存在于湘菜的菜谱上。经调查，原来“左宗棠鸡”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台湾，是由当时迁居到台湾的湖南籍厨师彭长贵自创的。他因思念家乡便以家乡的历史名人来命名。1973年彭到纽约开办餐厅，从此将这道菜牢牢地印在了美国人的菜单上。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常由于各种原因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变异的域外文化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误解。

造成文化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用本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观念去判断和衡量别国的人。

在国外任教时，常有学生问我：中国人吃动物内脏和鸡爪子，不觉得恶心吗？中国人为什么吃狗肉啊？太可怕了！对此，我总是耐心而平静地解释说，如果大家都不担心食物问题，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思找那些不太好处理的或者少见的食材。相比中国，多数国家历史短，人口少，少有大饥荒，再不济也有土豆和玉米充饥。至于吃狗肉，只要是正规饲养的供食用的狗，不偷不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怎么判断什么动物能吃不能吃呢？如果是按照给人类做的贡献，我觉得牛马的贡献也不小；如果说狗聪明，很多研究证明猪的智商也不低；如果是按照可爱与否，野兔和小鹿可爱吗，但一样难逃成为猎物的命运。

另外，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更是极大的误解，是把信仰与宗教混为一谈。实际上，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只不过中国人只有信仰之实质，却没有信仰之名、信仰之形式。这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国外往往信仰的是神，他们会把自己信仰的一些东西综合凝聚在一个神灵化的人物身上，比如上帝、真主等。他们的神灵大多是具体的、有名有姓，有人物的外表，也有人物的个性。除了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信仰的是道德，或者说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是一个道德哲学体系，比如真、善、美、仁、义、礼、智、信、孝等。中国人也会把这些道德综合凝聚在神灵身上，比如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里，道德标准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天”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神灵，没有姓名，没有人物的外表，更没有人物的个性。外国人非常看重信仰的形式，所以，他们会在特定的时间会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和他们的神灵沟通，希望在神灵的监督下获得灵与肉的和谐。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看重信仰的形式，还表现在对信仰的践行，强调通过不断内省达到灵与肉的统一，比如，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天人合一”。

再举一例，中国人崇尚儒家的“仁”，但多数中国人不会到孔庙里去祭拜孔子，而只会通过严格的自我要求，将“仁”这种道德理念转变为自己的行为方式。

因此，这种特殊的信仰方式导致了中国人有信仰的实质，却没有信仰之名，更无信仰之形式。在很多不了解中国文化，有信仰之实质也有信仰之名形的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没有信仰也就很正常了。

综上所述，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因为自身的文化背景不同，导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因此在对待同一个事物或现象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人们总是习惯以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知识构成去理解，进行一种“先见”性甚至“成见”性的解释，这便是“文化误读”，即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

客观地讲，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大体上具有正面和负面两类影响。从正面影响来说，误读有可能是一个激活想象力、创造灵感和思想革新的过程，譬如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误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最有人权的制度”。这种认知催化他建构起自由平等的君主立宪制。但是，误读的负面影响更加常见，它们往往建立在对事实不当的感受、对认知对象的材料占有不充分或分析不科学的基础上，譬如“盲人摸象”，以局部代替整体，结论注定错误。在很多情况下，误读是由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曲解造成的。

如今，随着国内外交往日益频繁，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增多，以上这些误解也在逐渐消除，这就是文化交流的作用与魅力。